据说，顺治帝福临14岁亲政时，因不通晓汉文汉语，每每阅读诸臣的奏章，他都十分茫然，不知如何批复奏章。原来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多尔衮虽为摄政王，但总是有意疏忽对福临的教育，不给福临延师典学，只想让他做一个无知、无学的皇帝，以便于自己日后手揽大权，再加上少年时候的福临贪玩成性，这才荒废了学业。

但自福临亲政以后，好像整个人都大变样了，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如此堕落下去实在不可取。于是，他就在处理政务之余，开始勤奋好学、励精图治。为了能够治理好国家，他一直坚持“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读书，读了九年，呕心沥血”。在短短的几年中，福临不仅博览群书、博古通今，而且熟谙儒释真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饱学之君。

此外，福临深知儒家思想对汉族的影响巨大。因此，他经常号召臣民们尊孔读经，并提倡忠孝节义，来树立大清朝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也就是福临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就立即遣官奔赴孔子的故乡厥里（今山东曲阜厥里）祭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福临又亲自率领诸位大臣到太学隆重祭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不仅如此，他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号召全国读经。另外，他还大力提倡忠孝节义，一再下令表彰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

福临亲政以后，一直没放弃笼络汉人。为了使更多的汉人解除顾虑，心服口服地参与国事，他还实行了开科取士，用八股文章考儒家经典。在他亲政的10年里，一共举行了4次会试，这4次分别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举行的。其中，顺治十六年为恩试加科，共取中进士1500名。凡是考取进士，就可以入翰林。福临还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并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

虽然福临提高了汉官的地位，也促进了满汉的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害了满族贵族的利益。他对汉官采取信任政策，的确能够体现出他的勇气与魄力，但却始终没能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因为一到关键问题上，他还是一味地袒护满人，所以让汉人大为不悦。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福临又主张将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的少詹事李呈祥革职，并流放东北地区，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以绞刑，场面异常残酷，让人胆战心惊。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得福临对不少重大问题都不了了之，继而造成政治失明。

福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想要进一步缓和民族矛盾，只顾拉拢汉官，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照顾到其他势力较大的民族和地区。一直以来，满洲都很重视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也曾定下“满蒙联盟”的誓约；后来，又通过封官晋爵、保留特权、设立蒙旗、厚赐婚姻等手段，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各部建立了坚实的关系。早在皇太极时期，漠南就已经归附大清，还曾多次入关协助清军作战。福临继位之后，在与漠南保持关系的同时，还努力改善与漠北蒙古部落之间有摩擦的不良局面；不久，福临又和漠西蒙古建立了关系。这些对促进全国统一事业、保障北方地区安宁，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日后他的爱子康熙帝玄烨顺利进行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等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

同时，福临也十分重视与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此，也开始奉行皇太极时期“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也就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福临曾遣官召五世达赖喇嘛赴京城，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未能赴约。直到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还特意在京城兴建西黄寺一座，供达赖到京城后下榻之用。这一次，五世达赖如约而至，并率领3000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听闻达赖要来京城的消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表示优隆。他的这一想法很快遭到了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人的反对。福临执拗不过那些大臣，只好改派大臣前往迎接。

同年十二月，达赖终于顺利抵达京城，并进献了不少马匹方物。福临十分重视，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顺治十年（1652年）正月，福临又在太和殿设宴，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不适，于是向福临辞行。福临再次在太和殿设宴，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在清河为达赖饯行，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人率八旗官兵护送其返藏。四月，福临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名号正式由中央政权确定下来。

在外交方面，福临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都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关系。随后，他又开始与俄国有了接触。一方面，福临多次友善地接待沙俄使团，并把他们当为贵客。另一方面，福临又对沙俄侵略军以致命的痛击，再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将他们赶出国境，从而保卫了东北地区的安定。

福临虽然一直在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但只凭区区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二三百万名抗清将士和统治上亿汉民。因此，福临提出，必须实行“以汉治汉”政策，并多次宣称“满汉一家”。通过“满汉一家”政策，可以吸收大批汉官、汉士、汉将和汉兵，让他们遵循帝旨国法，治理京内外各级衙门事务，这就为统一全国、安定九州、巩固清朝统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