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亲政后，在重用汉官、改善吏治的同时，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的道理。因此，福临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一再下令不允许八旗子弟圈占土地，帮助百姓摆脱饥饿、穷困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发展、民心稳定。

清初入关后，依然把京畿地区的大量土地划分给八旗子弟，以维护其利益。很快，恶果就显露了出来：因为无节制地圈地，不仅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秩序也由此动荡不安，以至于有些耕地变成了牧场，出现了良田荒芜、土地萧条等现象。久而久之，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便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当然不仅仅是农民深受其害，就连当时的汉族地主也因土地被圈占，与清廷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兮兮。

其实在多尔衮时期，就曾下令禁止圈地，虽然有大规模的圈地被停止，但仍然有零散圈地在进行。到顺治时期，福临下令户部迅速行文地方官吏，“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第二年，福临又强调：“民地被圈者，该管官即照数拨补，勿令失业。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如此一来，既稳定了民心，又扩大了百姓的耕地使用面积。

在福临看来，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又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使那些荒芜的土地尽快得到开垦和耕种，福临听取了大学士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辖区，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正额田赋盐科和关税。当时四川以及北方各省，因受战争的破坏，只好由政府发放牛具和种子，颁布了招民开垦令，并实行了3年免税。此外，还在辽东一带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百姓赴辽东开发。

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天，福临又颁布了劝惩条例，以垦荒的多少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吏的唯一标准。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以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对于那些隐匿无主荒地者，福临采取了宽大政策，并下令：“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等到这一政策正式公布于天下后，出首报垦者便开始大量增加。

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毫不含糊，立即命令地方官彻底清查，继而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以做到“粮租兼收”。此外，福临为了不“苦累小民”，曾经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以上这些土地政策的推行，极大地稳定了清初的社会局势，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心，同时也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大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既要改善百姓生活，又要稳定国库收入，仅仅调整土地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实施一些其他措施。因此，对于朝廷内部，福临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需。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户部专折上奏，建议可以在江宁、杭州、西安、汉中等地驻防满洲汉军兵丁，除草料口粮照例支出，每年多支米石应裁。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户部又上奏皇帝，建议将州县官员衙役及各省兵马道之官员钱粮酌量裁减。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福临和大臣们商议之后，立即下旨“裁汰”各部“文职冗员”；同年九月，议政王会议达成遵旨裁减地方存留银两。

然而，因为连年战乱，百姓的户口、土地册籍遗失的遗失，烧毁的烧毁，朝廷想要征粮，却拿不出证据。这时候，贪官污吏便趁机钻了空子，他们上下其手，对百姓开始进行大肆敲诈、额外勒索，百姓苦不堪言，但也只能忍气吞声，这些福临都看在眼里。为了规范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顺治十二年（1655年）四月，福临命令户部左侍郎王弘祚编撰《赋役全书》一书，以规范收税、降低赋税。在此期间，福临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他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以示不因“口腹之微”而去无端地骚扰百姓；他永免江西进贡龙碗、四川进贡扇柄等，不以皇家所需“苦累小民”；他决定修造宫殿，就地取材，不再用山东临清烧造的城砖，以减轻百姓的运输之苦；福临还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另外，福临还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的日子，颁发恩诏，大赦天下，蠲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科派。

福临亲政以后，一直没让自己闲下来。他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以稍稍减轻黎民痛苦、艰窘的处境，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看得出来，福临为改革清初的弊政的确是付出了努力，但还是不够。比如，他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跑包衣之窝主的惩罪律例。其实在他亲政后，他就做过一些调整，但是成效并不显著。

顺治初年，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由于连年征战，内乱外患已相当严重，弊政累累。再加上兵饷、官俸、王禄、大工、赈济、宫费等大量开支，国库余存可谓是一贫如洗，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此外，正是这些弊政的实行，使得百姓颠沛流离、田园荒芜，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一蹶不振。然而，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土地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大增长。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田增至549万余顷，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的确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