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材矮小而又结实的士兵，显而易见来自于南方的某个省，正在四处闲逛着。我的同伴跟他打了招呼。他绕着陷入泥地的车转了一圈，看起来心不在焉。接着，还是那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将我们留在车边后独自朝着一个有人烟的小村庄走去。
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那个村庄传来一阵喧闹声，一辆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拖车出现在视野里。眼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野小路，借此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那大概是五十来个村民，这些村民的腰被背上的大捆稻草压成了四十五度。在队伍的头部就是那个矮小的士兵。
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径自顶起车轮将一大捆稻草塞进了车轮底。他指挥着这些村民，伴随着玩笑打闹把汽车推到了临时搭建的新的马路路基上。这个中国士兵实在善于思考且心灵手巧。
整个旅程在黑夜再次降临之前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有四架日军的战斗机飞过了我们的头顶。他们大约飞行在高度约一万二至一万五英尺的高空上，而且显而易见，他们在执行着一项比进行空中轰炸一辆老百姓的小汽车还要重要的任务。
在南京城外的汤山附近，一个警察又一次让我们停下来。
“把车停在路边那棵树下面，”他直接命令道，“空袭警报刚刚才响过。”
就在他说完这话几分钟之后，一支有着三十架飞机的飞行编队渐渐从西边靠近分成两个中队，一支中队继续飞往南京城的中心部分，另一支向南侧的河上飞去。十分钟之后，沉闷的爆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
空袭行动临近尾声时又响起了一声空袭警报，而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南京城后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在今天之内已经数次成为了空袭的目标。电力已经被切断，最大的一家医院也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我的很多老朋友都在大使馆。使馆办公室里集结了一些军事首领，墙上挂着地图，紧急事件的发生让每个人的脚都停不下来。同事中的女性职员已经撤离，速记工作被丢给了那些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工作人员。
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助理武官，邀请我在我停留的期间去与他同住，我们用了半个晚上的时间交流我们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印象和看法。罗伯茨本人非常安静，谦虚好学且工作效率高，他更倾向于在前线的观察活动，但是鉴于他目前工作的性质，他需要暂时从手头上的工作中抽身，这样当机会降临到他身上时，他才能做好万全准备。罗伯茨是美国帕奈号被炸事件幸存者的负责人，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在炸弹爆炸后引领幸存者到安全地带后与本国政府联络。
内尔森·图思勒·詹森，时任驻华大使，一直被视为是大使馆的中流砥柱，不仅因为他当时是这项任务的最高负责人，还因为他富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的性格，出色的鼓舞手下士气和信心的能力。外表上看，詹森的体型有点偏胖，头顶上淡红色的头发也已经变得稀疏起来，但他亲切友好的处事方式和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爱吸引着人们留在他身边。他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还能自如地引用几个中国的经典故事。除此之外，詹森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习俗也了如指掌。自1930年身居该位起，长年累月的工作积累的经验使他业务娴熟，对下级也充满了理解之情，这些成就使他成为了中国民族事务的带头人。
这次，他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就在日本威胁要不惜任何代价轰炸南京城的几天前，一些在此地的外国人就已经被警告尽早离开。大使也按照惯例向美国人发布了警告，让他们离开这片处于危险中的地区。9月20日，他将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到了停靠在江边的
吕宋号炮艇上。此次转移行动，与此前已经商定好的以隐蔽为主、尽量避免发生流血冲突的暴力事件的政策相一致，力争在不丧失一丝尊严及不耗费一丝一毫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完成。其他的大使们也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但是毫无疑问，只有詹森先生才是这次任务的最高领导人，也只有他才是唯一可以正式向中国外交部就其活动提供建议的人。
第二天，当这个消息漂洋过海传到美国后，铺天盖地的抗议活动席卷了全国。主要的抗争焦点都瞄准了日本，严正抗议此次军事行动迫使美国驻华使馆迁移。大使也同样遭到了大量批评。第三天，日本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没有发动袭击，但是这场争论却延续了很多天。
我提起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亲历了它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并且还因我与大使已相识多年，就我对他的认识，他在这次事件中所受的批评实在有失公允。詹森有着崇高的使命感，绝不会为他自己辩护一字一句。我与詹森共同经历了两次空袭，一次是在南京，还有一次是在后来的汉口，他的幽默感和精神上的平静对于他身边的人总是一种慰藉。
当时跟詹森先生共同分享一间办公室的是一位有学问的绅士，威利斯·派克先生，时任大使馆的参赞，派克先生称得上是一位精通中文这门语言中细微差别的专家。在中国，没有一个外交官员会比他更加备受敬仰了。其他几位员工是乔治·阿奇森和之后经历了班奈岛爆炸事件的哈尔·帕克斯顿，以及小道格拉斯·杰肯斯，他的下一份工作将前往波兰的华沙，他在那里领悟到的关于生命的真谛远远多于战争给他带去的思考。
在那三天里，空袭好似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城市里四处修建起了防空洞，老百姓们也已经练习多次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第一次警报是尖锐的警笛声，通常响二十分钟，老百姓们听到之后会立即做出反应，疾步小跑地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他们分配到的庇护所。十分钟之内，整条街道就空无一人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常都在防空洞的顶部集合，防空洞作为观察空战和空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张发奎上将在返程回上海的路途上陪伴了我和我的中国朋友。当他十年前因驾驶瑞安单翼机在中国巡回飞了一圈而获得了“中国的林德伯格”译者注：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于1927年6月11日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的称号时我就认识了他。现在他在前去广东译者注：原文Kwangtung,译为广东或广州，旧时外国人不区分两地，民国后才加以区分。的中山地区做省政府主席。
在路上，张发奎还试着通过辨认路过我们的军队的省份来娱乐他自己和我们，他的判断标准完完全全是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的。不过都很精准。
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观察在乡下的日常活动。每个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接受了基本的军事演化发展的训练。新的公路已经修好，源源不断的供给由卡车、火车和船只通过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运往上海。
在苏州我们经过了一个新修葺好的防御工事，这也是上海后方修的第三道防线。同时也是上海地区最高统帅顾祝同将军在这里的总司令部。
彼时我们在苏州的东面，这里是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沃德所带领的军队在内战开始前的太平天国平反运动中获得了常胜军美称的地方。沃德的名字虽然在中国仍旧如雷贯耳，但是一位在“中国的戈登”被杀后接替了这一名号的英国军官更加广为人知。
夜幕降临时我们再次靠近了上海的战争前线。街道上挤满了前往战壕与那里的同志换班的部队。彼时这场战役中持续的轰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卡车用树枝树叶遮盖作为伪装，为了运送来自于前线的伤员，司机在挤满了士兵和车辆的路上硬挤出了一条路。在昏暗的视线中，苦力们缓步从我们身旁走过，肩上挑着的沉重的食物、做饭的炊具、军需品在随着他们的步伐有节奏地摇晃着。要不是他们肩担上的这些物品，我们会推断这可能是某一国家的军队在行军。我们蜗牛般地一寸一寸向上海以西五英里的虹桥外围地区的哨所逐渐靠近。
当我们坐着摩托车穿越了租界的街道时，这城里桥上的灯光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可能是因为我们刚从前线压抑的气氛中回来。在那里，人们正经历着反抗、流汗、苦难和死亡；在这里，人们毫不在意，似乎已经忘了这苦难和战争，在他们眼中，空袭的炸弹好似一块从空中扔下的石头一样无关紧要。霓虹灯牌播放着新上映的电影的广告，疾速行驶的出租汽车呼啸着载着赴完晚宴的人们前往夜总会。只有街边那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难民，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人们战争造成的悲剧。
当战役进入第三个月时，日军最高指挥部遭遇的烦恼与日俱增。日军试图三个月内占领中国的愿望已经完完全全被击碎。虽然日本在当地掠取了一些利益，却没能阻挡住中国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硬实力方面的提升。从日本的立场来看更加严峻的是，，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区的成功鼓舞了整个民族的士气。号称不可战胜的日本军队并不如他们所称的那么坚不可摧。日军最高指挥部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到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上来。
回到8月份上来，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亲王发表了有关“日本的目标就是完全击败中国，让中国不再有继续反抗的动力”的声明译者注：即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分三次发表于1938年1月16日、11月3日、12月22日。震惊了全世界。此时驻扎上海的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将军译者注：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甲级战犯，老牌中国通，1937年率军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发表了同样令人惊愕的声明，声明中说他和他的军队首要目标就是“给中国政府及军队以重创”。发表声明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暗示出了他们致命的傲慢，同时这也反应出了日本对华政策一百八十度的截然转变。
整个6月，日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增加他们在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五个北方省份的控制上。他们已经有所打算去摧毁中国政府。不同于以往零零星星的方式，日军对于中国的征服马上就要全面展开。长久以来驻扎在满洲里的部队所梦寐以求的苏联支援却杳无音讯，只好再等等了。
上海前线的日军再一次执行起了强攻命令。侵略军人数涨到了八万人左右。重炮兵团补充了轻型和中型的火炮。闸北西北地带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袭击行动的焦点。高效的日本军队用狂轰滥炸的方式在前往村子的路上炸开了一条血路。这个任务如果成功，中国防守军将会被迫退回到闸北的右侧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