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一个周日的上午，日本的指挥官松井将军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军队正式全线退出战役的声明。可是对于中国军队的这一行为我一点都没有听说，之后我与来自于美国和英国的两位观察员进行了电话谈话，他们从以往的观察经验出发，告诉我这份声明的发表不足为奇。
最高统帅发表这篇声明不是毫无理由的。隐隐约约中总感觉有事要发生，于是我决定出去逛逛，顺便四处看看。《中国评论周刊》的出版商约翰·鲍威尔，总是时刻为一场能够让他享受下垂钓时光，或是带有冒险色彩的短途旅行做着准备。考虑到约翰·鲍威尔可能也想出去走走，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就开我的车去吧，那样咱们能顺利开出战线后方。”他建议道。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约翰·鲍威尔在上海不只是个出版商那么简单，他还是个社会名流。他生活在此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编辑报纸新闻，出版评论周刊，在美国老家的出版社临时需要记者时紧急救场。约翰一直捍卫着公正和事实，无所畏惧地向外界披露腐败和不正当的交易，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与威胁着让他闭嘴，甚至是想要他性命的势力斗智斗勇。
我们出发后一路沿着租界西边的苏州河南岸往前走，中国在这里已经修建了不少储备点。那天是10月里值得欢呼的一天。北部以北的常规炮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进行中，对这种场景我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大汗淋漓的船夫划着船只静静地掠过河湾，船只往外运送着成批的难民，向里运送着大量的煤和军需品。及膝深的河水里零星站着几个妇女，正在被先人们打磨平的石块上洗刷着衣物。
这一幅安静祥和的画面，转眼间被一颗突如其来俯冲下来的炸弹发出的疑似警报声打破了，这寂静被打破后炸弹接二连三地不停坠落。前一刻还一尘不染的天空此刻被密集的飞机所覆盖。我们好像身处一个马蜂窝当中。空袭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后对地面进行了地毯式的扫射，轻型炸弹四处坠落，双引擎飞机在头顶上持续发出着不祥的轰隆声。
苏州河上的飞机尽全力保卫着河岸，沿岸的居民们也在寻找着一切可能的庇护所。当时几乎没有时间供我们泊车，我们只好找到了一个外面飘着德国国旗的小广场附近把车泊了，然后爬上了屋顶。
松井将军发表的声明的影响现在开始显现出来。他希望通过空袭、中断中国右侧战线上通讯及切断储备的方式加速中国军队在此战线上的溃败。
在通向苏州河北岸的小路上，三枚重型炮弹刚刚被空投到河湾上的小桥附近，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前去查看爆炸是否造成了破坏。当重型发动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发出持续低沉的轰鸣声时，我们离桥边还有二百米的距离。在慌忙中我们瞥了一眼空中三架单翼飞机投下的六个炸弹。直到一枚迅速坠落的炸弹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划过身旁的前一秒，我们还兴致勃勃地在分析那几枚炸弹击中我们的几率。我立刻扑到了身边的一个沟渠里，约翰也躲向另一个方向，以防备随后而来的爆炸引起的冲击波。
我小心翼翼地检查着周围的形势，看到约翰就在我前方几英尺外的地方后便安心了。
“他们又没击中这座桥。”约翰咧着嘴笑了。
幸运的是，刚才的几枚炸弹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只是炸毁了在我们和那座桥之间的一段新修建的战壕。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得以回到汽车上。这感觉就像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空袭还在继续着，我们只能慢慢挪回上海。我们一路上都在祈祷中国军队能够把阵亡的士兵就地埋葬，因为这些坟头旁的墓碑在空袭时偶尔能提供暂时的庇护。中国的士兵也有相同的想法，有时我们还会共同分享一个墓碑，绕着墓碑的两面来回移动以便躲避敌机。
这场空袭突然间结束了，正如它开始时那样突然，于是我们趁机回到了上海城。
三天后，中国政府疏散了闸北地区，并且把右侧战线延伸到苏州河的南岸。这一举动招致了国外租界的疑虑，致使目前这条战线只延伸到了西侧而非北侧。
撤军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是，第八十八师一个五百人的营拒绝疏散位于虞洽卿路附近的一个仓库。这是个需要极大勇气的决定，因为拒绝离开，敌军立刻将这个营包围并且当成了猛轰的目标。但这个行为毫无军事上的价值，四天后这些人就向公共租界的当权者投降并被拘禁关押起来了。
如果不是因为中方军队在杭州湾北岸巡夜时的疏忽，上海地区的战役可能只持续三个月就结束了。苏州湾右侧的防线全面收紧后仍处于中方的完全控制下，在青浦和苏州两个位置部署的强有力的防卫力量也可以在深入撤退时提供极为有效的利用价值。11月5日，有消息传来说日军已经在杭州湾北岸派遣了一个旅的驻军，与青浦防线隔湾相望。
不久，曾经指挥过此地区防御战的张发奎将军，被调去了上海前线。满洲里骑兵连接到命令要解散张将军在此的势力。但是在骑兵连还没到达之前，张将军及他的部队就已经出发了，整个计划以失败告终。见缝插针的日本智囊团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日军统帅部，登陆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就通过了。
目前，因为此刻敌军正威胁着中方的通讯线，中国的全线后撤要求很迫切。11月8日和9日两个晚上，中方的大部分军队悄悄地将他们在上海的几个据点的部队撤离到了苏州。
在这种骚乱冲突不断的情况下，撤军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三十万的步兵都挤在一个扬子江和黄浦江之间冲积形成的小岛上。中国的部队，在实战中善于整支军队整齐划一地移动，在必要时，处于队伍外围的士兵还能在行军的同时兼顾作战。青浦和苏州两个点都已经被舍弃，全部的作战准备都集中在保卫这个民族作为战时首都的南京。
海军武官奥弗里茨中将已经在战役结束的几天前从北平南下，与我一道在前线视察。军队上高涨的民族精神和他们事半功倍的杀敌效率给我们两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机关枪、迫击炮，二十毫米、三十七毫米和七十五毫米口径的枪使用频率很高，战略安排和设备水平也都相得益彰。中国非常缺乏质量上乘的武器，只能使用劣质武器这一情况非常令人焦心。精神力量、血肉之躯，这些在会战中都不足以应对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
由于日军一直在殖民区和法租界的西面和南面边界徘徊，他们发现了留在法租界南边的一个小城里一支大约有五千至六千人组成的步兵团。没过多久，尽管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这支步兵团试图反抗的迹象还是显露了出来。或许疏散闸北时货仓一战的成功鼓舞了这些人，让他们还保留着一丝的希望。
最主要的反击战都集中在了一条沿着法租界边界往南延伸的运河两岸。奥弗里茨，海根和我在临近岸边的一座建筑上凝神细视着这片区域的形势。中国的守军驻扎在运河的东岸，机关枪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西岸则出现了日军的坦克，六十，码的范围内都置了三十七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俯冲轰炸机和炮兵也来给这支力量惊人的日本军队锦上添花。然而，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方部队还是顽强抵抗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个中国士兵背着一个受伤的男人慢慢地走向那条将法租界一分为二的河湾。一步一滑，几乎都没怎么注意擦身而过的子弹。这个士兵稳速向前，终于到了河湾对岸，法国的士兵友好地伸出了双手把他和他背上的同胞拉拽进了安全地带。他的行为招来了身后战友们的效仿。河湾中挤满了士兵，他们费劲心力地到达河湾那一边卸下了武装，心甘情愿地被法方拘禁起来。双方都停火了，所有的反击也都开始瓦解。
我回到了外国租界想找点儿东西吃，接着发现了一张埃德加·斯诺留下的便条，他刚刚从中国北部过来。参观走访那家旅馆时，我碰到了马康·麦克唐纳德，一位长期外派在中国的《伦敦时报》译者注：即《泰晤士报》。记者。一见到他，我浑身上下的细胞都洋溢着兴奋的情绪，坚持要给他展示我们的观察成果，于是我们一起前去看看目前的交战状况。
麦克唐纳德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苏格兰人，出于礼貌地关心了一下我目前的工作状况，但是当他见识了交战的两股军事势力已经开始近身战斗、国外观察员能够近乎零距离地观察这些冲突之后，他感受到了这里发生的战役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担任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的部队现在都去哪儿了？”他质疑地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