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光辉生命
名言
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罗莎·卢森堡
故事
在印度浦那市的一家报馆里，有两个人正聚精会神地读着从电传机里发出的有关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绝食的消息。纳拉扬·阿普迭是个十分奸猾的商人，他总是瞪大眼睛寻找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几个卢比的机会，好去孟买吃喝嫖赌。他身旁的纳图拉姆·戈德塞与他正相反，他滴酒不沾，衣衫褴褛，身居陋室，不近女色，是个禁欲主义者。
这两个品行迥然不同的人，被一条特殊的纽带连在了一起。他们都痛恨甘地和他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提出的“非暴力抵抗”的口号只能给胆小鬼听。戈德塞看着电传机，真有些义愤填膺了。
“阿普迭，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杀死他！”戈德塞喊道。
在新德里，甘地的绝食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巴基斯坦的锡克族难民把他们占领的清真寺还给了伊斯兰教徒，一场宗教纠纷平息了。几天前还在广场上斗殴的人们，现在又聚集在那里，盼望知道甘地的身体状况。７８岁高龄的甘地在印度各界的请求下，终于在绝食１２１小时后，于１月１８日停止绝食，起来喝一杯加葡萄糖的桔汁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们大家对我的一番情意，”他对聚集在花园里的人说，“如果我们至少还能记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话，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互相敌视了。”
这时，有６个人钻进了海洋饭店第４０号房间。他们来到新德里并不是给甘地唱赞歌，而是要置他于死地。纳拉扬·阿普迭和纳图拉姆·戈德塞纠集了４个狂热分子作助手，他们是戈德塞的弟弟戈帕尔；巴基斯坦难民马丹拉尔·帕赫尔；饭店老板、酒鬼兼冒险家维什努·卡尔卡雷；武器贩运商迪甘本·巴奇，此人为这次行动准备了武器，一支老式手枪，两颗手榴弹和一枚炸弹。
阿普迭是这个行动小组的智囊，他拟订了一份在比拉大厦刺杀甘地的计划，那里是甘地与公众见面的地方。他把６个人中的优秀射击手巴奇安排在大厦的服务人员休息室，那里有个小铁栅栏，正对着甘地每次坐着的地方。戈帕尔跟巴奇在一起，他准备在巴奇射击时，从窗口投出一颗手榴弹。另一颗手榴弹由站在甘地祈祷台前的卡尔卡雷掌握。帕赫尔的任务是把炸弹放置在花园里，以掩护大家撤走。阿普迭和戈德塞将指挥这次行动。
阿普迭最后决定，１月２０日下午在甘地会见人民的祈祷仪式上，把他打死。这个会见时间半个世纪以来是雷打不动的，然而阿普迭精心策划的行动流产了。那天，阿普迭因在路上与出租汽车司机讨价还价，迟到了１５分钟。戈德塞断然拒绝阿普迭为他选择的房间，因为主人是个独眼，戈德塞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戈帕尔带着手榴弹到达预定位置后，发现那扇窗子实际是个位置很高的通风口，他就是踮着脚也无法投弹。而当帕赫尔看到阿普迭的手势，点燃炸弹时，巴奇却心惊胆战，没敢开枪。几步之外的卡尔卡雷也犹犹豫豫，没有动手。结果，警察逮捕了帕赫尔，是因为他点炸弹时，被一个３岁的孩子发现了。甘地向群众解释说，这是军队在进行训练，不必担心，然后安然离去。另外５名刺客也随着人群悄悄地溜走了。
半夜，帕赫尔在警察的拷问下，终于供认自己是一个暗杀集团的成员，并供出了几个同伙的情况。按说，这几个嫌疑犯的照片和简况应在几小时内就出现在报刊上和警察局里，以便缉拿归案，但事实并非如此。调查工作一直不力，负责人是个叫桑吉维的老警官，此人即将卸任，对此案件并不关心。他认为那无非是一些失去理智的暴徒干的一件蠢事，不必惊慌失措。至少有一点可以相信，“那些刺客不会再回来了”。
他错了，刺客们又回来了。纳图拉姆·戈德塞、戈帕尔、阿普迭和卡尔卡雷正在孟买郊外一个火车站的一节空车厢中密谋第二次行动。这次他们决定不再全体出动了，而是由戈德塞一人持枪射击，阿普迭和卡尔卡雷作掩护。
第二天早晨７点，戈德塞和阿普迭乘飞机飞往新德里。卡尔卡雷已乘火车先走一步。两个人坐在飞机座舱的最后一排，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戈德塞埋头读一本印度极端主义者的书，阿普迭则设法与空中小姐套近乎。
戈德塞和阿普迭在新德里呆了３天，一切都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件事让人不放心。戈德塞会打枪吗？虽然他发誓要杀死甘地，可他毕竟是从未放过一枪的人。于是，阿普迭提议用他们弄到的２０发子弹来训练一下戈德塞。他们来到郊外一个寺院后面的空地上，选择了一棵树。阿普迭跪在树旁，估计出甘地坐下后的高度，然后在树上画了个圆圈。
“好了，”他对戈德塞说，“那圆圈代表甘地的头，下面是身子，看你能不能打中。”戈德塞向后退了七八步，从腰间拔出手枪，瞄准后连发了４枪。阿普迭跑到树前一看，不胜惊讶：四发居然全部命中了“头部”。
１９４８年１月３０日，“圣雄”甘地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一如往常，是在黎明祈祷声中开始的。他那尖细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熟悉：“既然有生必有死，有死就有生。你就不必为那命中注定的事悲伤。”
早上７点，卡尔卡雷和阿普迭去找戈德塞，他们边谈边喝咖啡，待了３个小时。中午时分，该行动了，但还有一点没定下来。很明显，自从上次失败后，警察一定会加强治安工作，对进入大厦的人严加盘查，他们担心被辨认出来。
戈德塞想出了一个主意：买一架大型照相机，像街头摄影师那样，把它支在三角架上，手枪可以藏在里面。戈德塞也可以事先把头蒙在照相机的黑布里，装作给甘地照相，这样就能在警察认出他之前悄悄靠近甘地。
三个人刚要出去找照相机，阿普迭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他想，甘地祈祷时，那些拍照的上层人物使用的都是德国或美国造的小相机，没有使用大相机的。三个人不得不重新策划。一个人建议用穆斯林信女祈祷时用的大披巾把戈德塞裹起来，认为这样就不易被人认出了。于是，阿普迭和卡尔卡雷忙上街买来一条最大的披巾，但戈德塞执意不戴，理由是披巾太大，行动不便。“披上这东西我掏不出枪来，”他说，“结果我打不死甘地，倒落个男扮女装的耻辱。”
戈德塞认为，事情不要搞得太复杂，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却是最好的方法。把枪藏在腰里，用衣襟遮住，不会出问题的。他往枪里上了６颗子弹，然后插在腰间。
刺客们在甘地祈祷间外的花园里逛来逛去，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他们感到庆幸的是，在大厦的门口没有受到检查，这是由于甘地下了命令。他们的照片也没有出现在大厦对面的警察岗亭里。下午５点钟，人们陆续来到这里，几个刺客也夹杂在中间。卡尔卡雷看了看戈德塞，他面无表情，但看得出来，他心里并不坦然。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然后自动向两旁分开，形成了一条通道。这时，甘地出现在通道的尽头，慢慢地走过来。戈德塞心中盘算：“是时候了。”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样比等甘地坐下来再开枪把握大得多。现在，他只需向前跨两步，仅仅两步，３秒钟的时间就够了。
当甘地走到离他只有三步远的时候，戈德塞向前走了两步，他按照印度传统的行礼方式，把手放在胸前，向甘地鞠躬。甘地和旁人都以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并没在意。戈德塞突然亮出手枪，对准半米之外的甘地那干瘦而袒露的胸膛，扣动了扳机。自动手枪连发三响，甘地双手捂住胸部，向前挣扎了一下，似乎要向那神圣的祈祷台迈出最后的一步，然后慢慢地倒下了。
２４小时以后，甘地的遗体按照印度的传统习俗被火化了。大约有３５０万人伴随着甘地的灵柩直到朱木拿河畔，向“圣雄”告别。
戈德塞当场被捕，阿普迭和卡尔卡雷逃跑，但两星期后也被抓获。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戈德塞和阿普迭被处以绞刑。卡尔卡雷、帕赫尔和戈帕尔被判处无期徒刑，２１年后３人获释。武器贩运商巴奇因出庭作证，被免罪释放。
解读
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１８６９１０２１９４８１３０）的尊称。他既是印度国父，也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他带领国家走向独立，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鼓舞了其他的民主运动人士。
尊严是上帝赐予的荣名
名言
我提出：一个违反良心告诉他那是不公正法律的人，并且他愿意接受牢狱的刑罚，以唤起社会的良心认识到那是不正义的，实际上他表现了对法律的最高敬意。
——马丁·路德·金
故事
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于１９２９年１月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奥本街５０１号，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小楼里。１９５５年他从波士顿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日，一位名叫做罗沙·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位，因而被当地警察逮捕。马丁·路德·金随即领导了蒙哥马利城５５０００名黑人抵制当地公共汽车歧视黑人的行动，即“蒙哥马利罢乘运动”，掀起了一场著名的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罢乘运动。这是南方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整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抗议的运动。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违反宪法，蒙哥马利市公车上的种族隔离规定也被废除。从此，马丁·路德·金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为了寻求蒙哥马利胜利后的进一步发展，马丁·路德·金和其他的南部黑人领袖于１９５７年建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
１９６０年１月３１日，一个叫裘瑟夫·迈克乃尔的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连锁店的吧台买酒，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不为黑人服务”。这时，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已在南方的大学中广为传播。裘瑟夫遭拒返校后，他的同学十分愤慨，决定以实际行动挑战这个酒吧的种族歧视，著名的“入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具体做法是，平静地进入任何拒绝为黑人服务的地方，礼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离开。不到两个月，运动就席卷了美国南部５０多座城市。参加运动的大学生事先都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最有尊严的行为请求服务。得不到服务，就坐在那里做作业、读书、研究学问。马丁·路德·金对这次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向所有黑人发出了著名的口号——“填满监狱”。这个口号对大多数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方公民来说，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对祖祖辈辈忍受着奴役、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黑人来说，这口号里涵盖的仁爱和殉道精神几乎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群众示威行动在“华盛顿工作与自由游行”的运动过程中达到高潮，此次示威运动中有超过２５万的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当时，与会的黑人唱了一天灵歌，听了一天演说，身心疲惫到难以站着听讲，但当马丁·路德·金上台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他在演说里把美国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许诺比作一张“期票”，当黑人兑付时，“银行”就贴上“资金不足”的字样。马丁·路德·金语音铿锵、雄浑苍凉，它让人想起黑人兄弟自被贩卖为奴以来几百年的苦难和眼泪——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诺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佐治亚州红色的山丘上，从前奴隶的儿子和从前奴隶主的儿子将会像兄弟一样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
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这是２０世纪最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一，穿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中的悲悯和悲痛。但即使在这一场波涛汹涌、黑人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的集会上，他仍然以他惯有的理性和基督之爱向人群宣讲：
我必须对站在通往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人们进一言，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决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决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的糖浆。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平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狂峰怒浪。
在马丁·路德·金看来，“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演讲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也迫使美国国会在１９６４年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
马丁·路德·金的一生都致力于为黑人谋求平等，极大地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发展，功绩卓著，彪炳千秋。１９８６年１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法令，规定每年１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并且定为法定假日。
解读
２０１１年８日２８日，马丁·路德·金的纪念雕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揭幕。在此前，只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等几位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在这里立有纪念塑像，马丁·路德·金是第一位生前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平民政治人物被在此加以纪念，也是第一位非洲裔政治领袖的纪念物，其意义非同一般。为何他能赢得和这几位著名总统并列的声望地位？正是他以和平抗争维护了独立宣言和联邦宪章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的基本价值观，使他和这几位总统一样，为美国人民广泛推崇而享誉美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