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都在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为的就是宣传自己的治国良方。

细究起来，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的方法来治理国家。把孔子的这种政治思想提炼出来就是“德治”或“礼治”。“德治”或“礼治”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再深化点，孔子的治国方略，处处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

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鲁定公问：“国君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国君，各应该怎样去做呢？”孔子回答说：“国君使用臣子应该按照礼节，臣子侍奉国君应该忠心耿耿。”

怎样处理君臣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政治层面上是一个根本问题，而孔子的解答方案，是要求双方都要有自律精神，这种“礼”和“忠”的双向伦理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重要的启发。我们常听到一些人抱怨别人“不够意思”，其实他首先应当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能够换取对方“够意思”的礼节，同样的，反过来也应当如此。俗话说，以心换心，即使是上下级关系，也要“使人以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对方的忠诚效劳。

三国时期刘备与诸葛亮这一对搭档，可以说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最为典型的例证。

“三顾茅庐”是刘备求才的佳话，其所以千古流传是由于它展现了刘备的求才之心切，爱才之德盛，而且礼数感人。也正因为刘备有茅庐三顾，才有后来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备“三顾茅庐”那种诚心访求人才、尊重人才、尽礼待人的态度确实是感人的。刘、关、张兄弟三人“一顾”时，关羽、张飞两人都有点不耐烦了。急性子的张飞说：“既不见，自归去罢了。”刘备说：“且待片时。”又等了一会儿，确实无望，关羽说：“不如且归，再使人来探听。”兄弟三人这才离去。

三顾茅庐

“二顾”时，张飞开始发脾气了：“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是。”刘备劝说一番，三人又一同出发，可还是没见着。

“三顾”时，关羽张飞都极不高兴，关羽话说得很轻却落得很重：“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徒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见，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张飞则更按捺不住，准备动武：“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烦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但是刘备却意念坚定，一面呵斥张飞的鲁莽，一面对关羽说：“不然，昔齐桓公欲见东郭牙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况吾欲见大贤耶？”为了求得诸葛亮，别说“三顾”，恐怕再多一点次数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请的。

一连两次都扑了空，第三次终于见到了心仰已久的诸葛亮。刘备立即谦逊地请教：“现在汉朝崩溃，天下大乱，权臣控制朝政。我不度德量力，想伸义于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屡遭挫折，至今一无所成。不过，我并未因此而心灰意冷，还想干一番事业，希望先生为我谋划。”

诸葛亮为刘备诚心尽礼的态度和匡扶正义的雄图所感动，便决心倾其所能以报知己。于是他毫无保留地对当时天下形势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人事等方面进行了精辟分析，并为刘备具体谋划了战略目标、战略步骤，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策”。刘备听后赞叹不己，相见恨晚，于是热诚地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成就大业。诸葛亮慨然应允。

刘备求得诸葛亮后说：“我得孔明，如鱼得水。”诸葛亮一到刘备军中，刘备不仅礼待如兄弟，而且即刻委以重任，言听计从。诸葛亮见刘备如此器重自己，就放开手脚，尽力施展自己的才华。首先帮助刘备扩大军队，很快由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又广纳人才，结好地方，使一生受挫折的刘备又看到了希望。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对刘、吴集团虎视眈眈。诸葛亮自告奋勇，前去游说孙权联合抗曹，导演了“赤壁之战”，使曹操败北。这样，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

赤壁大战后，诸葛亮积极谋划，并不辞劳苦，亲自征战，使刘备出兵占领了荆州以南的地区，继而又占领了益州。建安二十二年，诸葛亮又在定军山大破曹军，使刘备一举占领了汉中。为了稳定社会、革新政治，诸葛亮严格执法，惩处豪强，任人唯贤。刘备得荆州，进益州，据汉中，建蜀汉，都与诸葛亮竭忠尽职分不开。

由于刘备器重诸葛亮，尊敬诸葛亮，礼遇诸葛亮，致使诸葛亮不但在刘备生前尽心尽力，在刘备死后，诸葛亮更是以仲父之身、慈母之心辅佐后主刘禅。

诸葛亮在名垂千古的出师表中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感慨流涕之余，响亮地提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口号以表忠心。辅佐后主期间，面对着东征失败后的现实，诸葛亮稳定秩序、恢复经济、重振军威的担子很重，他不辞辛劳，注重依法治国，严明法纪，并大力实行“务农植谷、闭关息民”的政策，整修水利，奖励农耕，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蜀国经济又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为实现刘备统一中原的遗愿，诸葛亮更是不顾年迈体衰，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最后抱终天之恨，病逝于北伐前线。

诸葛亮鞠躬尽瘁追随刘备，充分体现了“臣事君以忠”，当然，这是以刘备“使臣以礼”为前提的。

可见，这种双向互动在人际关系中是多么的重要，任何一方的冷漠都有可能引起对方的寒心和无动于衷，那样，就不会出现任何令人感动的情谊，也不可能共同创造出令双方都满意的业绩来。

众恶之，必察焉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灵公

孔子说：“大家厌恶他，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他，也一定要去考察。”

孔子提出的“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主张，既抓住了人们认识并判断事物的错误所在，又恰到好处地点明了正确认识、判断事物的途径和方法，它是我们为人处世不可忽视的重要策略。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也反复印证了它的必要性。一个人在世上做人，要“不疑人，也不受人欺”，哪一方面有了偏失，都会带来危害。

周公曾辅助周武王灭殷建立周朝，不幸，武王灭殷后，就病重不起。在武王生病期间，周公十分担忧，便写了一篇祷文，请求上天让自己代武王而死。史官把周公的祈祷记在典册上，放进用金绳索捆的匣子里，珍藏起来。武王逝世后，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因年纪小，不能管理国家大事，就由周公代理。这时，周公的哥哥管叔鲜、弟弟蔡叔度等人，对周公代管政事大为不满，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夺王位；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联络已归降周朝的纣王儿子武庚，策划叛乱，还在国内大肆散布谗言说周公想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周公为避开锋芒，只好避居东都。周成王对这些传言，将信将疑。一方面，他看到周公不但在武王执政时期表现出忠心耿耿，尤其在自己年幼即位时，他代管朝政，处理政事井井有条，对自己、对母后也是毕恭毕敬，当自己能亲政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政权交给自己，由此看来，流言不可信。可是不相信吧，又觉得周公是先朝元老，自己年轻力量单薄、根基不牢，流言也绝非空穴来风，一时拿不定主意。不过他并未贸然对周公采取行动。不久成王发现了周公所写的祷文，才深切地了解到周公对周王朝的忠诚，很受感动，于是派人接回周公，帮助治理国家，并派他率领部队平定了武庚、管叔和蔡叔的叛乱。

周公画像

如果说周成王没有听信谗言，是有幸于周公事先有一篇祷文，让周成王有了消除谣言的“证据”，那么魏文侯凭着自己的贤明，不动摇自己对将军乐羊的信任的事迹，则更令人称道。

魏文侯派乐羊为帅，领兵伐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恰恰在中山国做官。乐羊连续三次延缓攻中山国都城日期，此时魏国一些本来就对乐羊得宠而妒恨在心的大小官员，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上书告乐羊的黑状，说乐羊不但念及私情，不进攻中山国贻误了战机，而且有与中山国合谋反叛魏国的意图，大肆攻击乐羊。魏文侯凭着对乐羊的了解和信任，硬是不为所动，把这些告状信通通锁进一个箧子里，并不时派人到前线慰劳乐羊和他的部队。

三月期限已到，中山国仍不肯投降，乐羊马上亲自督战攻城。中山王无计可施，只好把乐舒给杀了，用他的肉煮了一罐汤，让人送给乐羊，企图使乐羊为之心惊胆颤，动摇攻城的信心。乐羊接过汤来，毅然食之，并对来者说：回去转告你的国王，我军中炊具很多，马上就要轮到他了！随即全线发起攻击，一下子就占领全城，中山王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乐羊凯旋，魏文侯出城远迎，并设宴于宫内为其庆功洗尘。宴毕，魏文侯命人取来两个密封的箧子送给乐羊。乐羊以为是因立功所赏的金银财宝，殊不知回家一看，全是一些告他围城不攻企图谋反的书信状纸。乐羊大为吃惊和感慨，心想：朝中有如此之多的人造谣诽谤我，要不是君主信任我，不为谗言所动，我恐怕早变成刀下鬼了。从此，乐羊对魏文侯更加感激涕零，忠心效劳。

试想，魏文侯如果自己没有主见，相信群臣的传言，临阵撤换乐羊，甚至问罪，能够很快取得战争胜利吗？当然，对于众人的意见、社会的传言，信还是不信，都不能盲目，既不要盲目相信，也不要盲目不信。正确的态度、重要的途径是必须“察”之。察传言所讲事物的原委、内情，察自己对传言所指对象的了解深度、广度和正确度，尤其要察散布传言者的动机、目的，有了这几“察”，才能尽量不做出错误的举动。

“人云亦云”、“随大流”，是人性的弱点之一。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对某种信息和心理状态不由自主地产生无意识的盲从，这种盲从不是通过承受有组织的蓄意压力，接受某种信息或行为模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传播某种情感状态并且无意识地进行心理调节而表现出来的。无组织的人群往往成为这种效应的加速器，如果置身其中，即使有主见的人也容易受其感染而失去辨别能力；正因为常人都容易犯“人云亦云”的毛病，结果很可能导致错误的认识。所以，亲自去细致地观察某种人或事，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在人们的处世决断中是很有必要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孔子说：“仲由，你真鲁莽啊！君子对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大概总得抱着存疑的态度吧。如果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就不能兴建起来；礼乐制度兴建不起来，刑罚的制定、实施就不会公正合理；刑罚的制定、实施不公平合理，人民就手足失措。所以，君子确定名分必须可以说得出口，既能说得出口，也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作罢。”

孔子把“正名”放在为政的首位，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实践，无数次证明了孔子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和伟大。谁能最先认识到这一点，谁就能掌握形势的主动权。

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时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年，董卓被诛之后，１５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

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力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

汉献帝

曹操以其卓越的政治眼光，果断出兵至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挟天子幸许昌，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

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曹操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刘备之所以能在川蜀立稳脚跟，建立蜀国，当上皇帝，同样是借自己是皇族后代的光。他针对百姓“重视正统看重名分”的心理，打出割除乱党，“匡扶汉室”的旗号，标榜自己是正统，别人是非正统，自己是真，别人是伪，以取得民心，从而成就了帝业。

“名正言顺”这一治事思想，自古到今都有极深的影响。“师出有道”、“师出有名”都是这一原则的延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在孔子这里是一条堂堂正正的“说道”，要求为人、从政、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地先把名分、概念弄清楚，弄明确。否则，在现实中，即使事情本身合情合理，但名分却不冠冕堂皇，也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的。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论语·里仁

孔子说：“不仁的人，不能长期过穷困生活，也不能长期过安乐生活。仁者安于行仁，智者知道行仁对自己有利。”

在这里，孔子“仁”、“智”并举，而以“仁”为主。不仁的人，精神境界不高，难有操守，久约必滥，久乐必淫。而仁人长期处于贫困或安乐之中，也安于仁，能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智者虽未达到仁者的境地，但知道行仁之利，不管遇到困难条件或顺利条件，都不会干违背仁德的事情。

孔子这里说的“智”，不能简单地做“聪明”、“智慧”讲，能看透事物之理才算“智”。古语说“大智若愚”。耍小聪明的人，目光短浅，看不透事理，岂能知道行仁之利？

说了这么多，总之一句话，孔子看重仁，鼓励大家都要做个仁者。问题是，孔子说的“仁”到底指的是什么？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１０９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申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与人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那么现实生活中，作为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也应该追求仁、实践仁呢？答案是肯定的。

袁安

东汉的袁安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的人。有一次，鹅毛般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天放晴了，应该是扫雪的时候了。但是他怕自己扫雪而打扰了在自己家门口避寒的人，于是就关上门继续在家里躺着。这时，洛阳的地方官下去视察，发现家家户户都出来扫雪。可是，走到袁安家门前时，看见雪地上连脚印都没有一个，官员们怀疑袁安是不是在家里冻死了，急忙命人将他门前的雪扫开走进屋子，看见袁安在家里直直地躺着。地方官问他为什么不出去，袁安说：“这样的大雪天气，那些在我门前避寒的人又冷又饿，我不忍心出去打扰他们。”地方官认为他很贤德，就举荐他当了孝廉。

为自己谋取方便似乎是人们的天性，能够将别人放在自己心上来考虑的人，无疑是道德高尚的仁人。

生活中的很多误解和隔阂实际上都是由于人与人的生活状态存在差异，因而造成的思维角度和方式不同所引起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充满仁爱之心，言行充满人情味，不但能给他人带来温暖，也会令自己的人生顺风顺水。

子张学干禄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论语·为政

孔子说：“多听，保留有怀疑的地方，谨慎地说那些可以肯定的部分，就会少犯过错；多看，不干危险的事情，谨慎地做那些可以肯定的部分，就不会失误后悔。讲话少过错，行为少后悔，官职薪俸自然有了。”

子张学干禄，不失厚道。为了求取生活，坦诚以告，并没有口是心非的扭捏作态的掩饰，其直率值得敬佩。通过自己的工作，求得生活，不该遭受讥笑。孔子之所以为圣，就在于他能够包容各种人情，并给予切实可行的教诲和帮助。很多人学习技能都是怀着功利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生活的出路和使未来的生活幸福美好。

这个世界是富人的乐园。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穷人是艰难的。每个人的生命旅程，从来到这个世间第一刻起便截然不同。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道路，注定了人们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命运注定了人们以不同的姿态面对生活。出身贫寒的人，只有一方面工作服务求经验，一方面不断求知进学，以自己的人品谋求生存，也同时成就自己的德行。这是中国文化“学以致用”的精神实质，也就是论语中子夏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学到技艺不一定就能够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俸禄并不是轻易就可取得，需要的是人生的历练。孔子说，谨言慎行，则少忧患，躬行讷言，自然通达。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永远是开始，一切都需要从头进行，就像每一个日子都是从早晨开始一样。能有一份工作本属不易，而能够做一个领取俸禄的公务员更值得珍惜，尤其需要有良好的德能。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不讲过分的话，戒惕自律，更重要的是语言谨慎，躬行不辍。

白居易

文学史上有一段佳话：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一次向道林禅师请教什么是佛法。禅师只回答了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居易听了有点不屑地一笑：“这样的道理，３岁的孩子也说得嘛。”

禅师严肃地说道：“３岁的孩子说得，８０岁的老翁却不一定行得。”

自居易听后不由心下服膺，并有所感悟。

自居易心服什么，感悟什么？他心服、感悟的是：处世的道理不难听到，也不难理解，但要真正躬行实践绝非易事。

孔子对此曾有过深刻的感喟，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学习礼仪文献，大概和别人差不多，努力实践以做一个君子，那还没有达到。宋代大诗人陆游也写过这样的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都是强调行的重要。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所以３岁的小孩能说得，８０岁的老翁不一定能行得，关键是，人受私欲俗念的蒙蔽，一方面分不清哪是善，哪是恶，不知不觉中就做出了黑白颠倒、不善不法之事。另一方面，虽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抵挡不住或名或利或权或威的诱惑、逼迫，或认为“小恶无损”，而弃善就恶，前功尽弃。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见得太多了。

孔子在处世上提倡的谨言慎行，首要的是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是非原则、正邪标准。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在生活中都要区分清楚，特别是处在今天这样价值取向多元甚至混乱的转型时期，似是而非、以假乱真的东西尤其能蛊惑人、引诱人、毒害人，稍不留神就会误入圈套、走向歧途。

我们读论语，要明确这样一点，三千弟子能到孔子那里来学习，目的是为了什么？大部分是“学干禄”，也就是学习六艺积累做官的资本，“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人生的历程，并非只为学习而学习，为生存而生存，为道德而道德，他们只有到了孔子门下后，才能了解处世的重大意义，“学”不再只是为了“干禄”，有个好声名，有个好职位，天天有肉吃，更重要的是孔子教会他们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立足。

孔子的学说、思想之所以在后世比其他人的更吸引世人，原因就在于他的学说、思想涉及人生意义、心灵境界的追求，让人学会更好地把握自己。

临之以庄，则敬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论语·为政

孔子说：“执政者在老百姓面前庄重，老百姓就会恭敬；执政者孝顺父母，慈爱幼小，老百姓就会忠诚；执政者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老百姓就会勤勉。”

孔子说的这句话中，他重点强调了一个执政者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按当官的意思办事。如果当官的能做到不拘一格提拔好人，让能者居上，就是令老百姓非常敬仰的好官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以节俭著称，他不仅要求臣子、后妃们节俭，而且他自己也是那么做的。

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做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睡的御床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区别，每天早膳，只有蔬菜就餐。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行路，被朱元璋发现了，气得他痛哭了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由于他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手扎、军令，还能写诗作赋。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朱元璋深深地懂得以身作则的作用，可以说，朱元璋把孔子的“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发挥到了极致，懂得皇帝的带头有示范作用。就这样，在朱元璋的励精图治之下，明朝成了一代强国，存续了几百年的时间，开创了又一个历史奇迹。

反观现在，“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敬不能，则劝”的思想，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然为我们所用。

作为一个当政者，应该明白孔子的良苦用心，只有自己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当仁，不让于师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里仁

孔子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是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

在里仁篇里，孔子曾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所以，孔子的学生说他是“毋必，毋固”，不死板，不固执。

孟子更是赞美说：“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该做官就做官，该辞职就辞职，这就是孔子啊。”“孔子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是集大成者！”识时务者为俊杰。回到“当仁，不让于师”来看。凡事让于师是遵从师道尊严，当然不错。但是，只要是行仁义的事，也就不能拘泥了。这里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的意思是说，当自己的意见和老师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老师错了，自己是对的，这时就不必谦让，而应该坚持自己正确的看法。这也搬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不让于师”的另一个方面意思是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要自告奋勇，积极主动上前，而不要谦让于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选举你当人民代表、职工大会代表什么的，为大家服务，为民众疾呼，有什么可谦让的呢？

既然连老师都可以不必谦让，其他自然都不在话下。所以我们今天大都说“当仁不让”而省去“于师”两个字。那意思是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合于仁义，那就什么人都不必让了。

下级人员要取得的赏识首先是自己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才能，世有千里马而后有伯乐。不管如何殷勤表现，若非千里马，也不会被伯乐看中。但在具备了一定能力后，你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上级是个“伯乐”上，“表现你自己”就是下级人员最重要的事。你不能整天空守着自己的一腔抱负等待某位领导的“垂青”。要想怀才而遇，就必须适时、适当地表现自己。正所谓能干不如会表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今天有些行不通了。越是“只问耕耘”的人，就越是没有出头之日，因为隐没在人群中，领导者们根本无暇看到他们。于是，做个沉默者，往往便只有吃亏的份儿了。不少人的确才华出众，踏实肯干，但领导却并不认为他们怎么样，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不善于表现自己。

领导喜欢勤快、干净利索又“会来事”的下属，作为年轻人，资历浅，要想有所发展，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勤勤恳恳地做起，不能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有时候小事更容易体现勤快，体现扎实，更易于表现自己。任何上级都希望下级能够主动工作，积极地找事来做。在有些时候，作为上级领导，对某件任务下级是否有能力完成，心中并不肯定，欲叫你做，又怕你不能承当；又有些时候上级手上有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又不知道让谁去完成更好；还有时候，要完成某项工作，需要冲破规则，但上级碍于他的地位，又不能明说，故此项工作也不好交代下去。在这些时候，有能力的下级，要想有所作为，就应抓住这些能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大胆进取，主动请缨，同时明确你的权限，配合上级把工作做好。

１９８２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了一场战争，英国派出的特混舰队司令沃德伍德，在临行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问他需要什么时，他答道：“权力”，“希望战时内阁不要干涉我们的军事行动”。撒切尔夫人回答：“我授予你除进攻阿根廷本土以外的全权。”结果在整个战争中，由于首相及内阁没有干涉沃德伍德的行动，所有的战略计划、作战方案、进攻地点和时间都由沃德伍德一手制定，保证了突击的绝对机密性和机动性。

同样在战场上，登陆指挥官穆尔临行前也向沃德伍德要求“权力”，“希望你给予我调整行动的最大机动权”。得到同意后，英军登陆发现阿军已成惊弓之鸟，穆尔立即放弃了沃德伍德稳扎稳打的战术，采用蛙跳战术，直扑阿军主力聚集地，使阿军措手不及，只好投降。

战后，沃德伍德和穆尔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赞赏，他们的声誉也因之大增。试想，如果英军指挥官没有勇气要求“放权”，要求独立承担责任，那么，事事请示汇报，行动犹豫不决，耽误了战机，最后导致失败，则不仅撒切尔夫人会面临一片舆论压力和指责，沃德伍德和穆尔的前程也会由此断送。

正确理解了“当仁，不让于师”的含义之后，在工作生活中，只要你有机会就应该主动请缨，不要怕向领导“要权”，只要是为工作着想，从单位整体利益出发，领导是乐于“放权”给你，让你有自由发挥的余地，这时表现你的舞台已经搭好，你就可尽情地施展你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