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念旧恶，少怨恨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日恶，怨是用希。”

——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旧仇，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因此很少。”

俗话说：“退后一步天地宽。”过去有人对不起自己，但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潇洒一点，不怀恨别人，和别人之间的仇怨也就因此而没有了。就算对方是坏人，也终有被感化的一天。

不然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大家都处处设防，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

就连圣人不也认为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是一种美德吗？

所以，对人宽容一点吧，不要老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从统御术角度，作为领导者应当做到不计前嫌。这既是领导者所应有的修养和品质，是虚怀若谷的反映，又是领导者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方法。只有做到不计前嫌，才能发现、挖掘出更多的人才，才能保住人才，不使流失。

不计前嫌还具有心灵感化的作用，是以礼对待非礼，以仁对待非仁，达到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的感化，激励，能使人才和领导者之同建立起相互信任、极度亲密的私人关系。无论在以仁、义、忠、信为表征的道德至上的社会氛围中，还是在以法律规范、行政命令为表征的法制至上的社会氛围中，不计前嫌，作为统御大都有其存在价值。

齐桓公

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是一个典型例子：

管仲出身低贱，年轻时三次求官被逐，后经自己努力为齐襄公之弟公子纠的辅臣，在公子纠与其弟公子小白争夺王位中，管仲率军到莒边界阻拦公子小白归国登基。管仲赶到边境正遇到公子小白一行朝齐国赶去，管仲心中发急，便暗暗拿出了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幸好箭只射中小白衣服上的带钩，没有伤着身体。小白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上，以后日夜兼程回到国内，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上任后本来恨透管仲，要报一箭之仇，非要杀他不可，但是管仲是旷世之才，齐国要成就一番大业，非他辅助不行，便叫鲁国把他捆在囚车中送回齐国。归国后，齐桓公泯去私仇，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国，地位在自己忠辅臣鲍叔牙之上。果然管仲辅佐齐桓公后，齐桓公称霸诸侯。

中国人在识人方面，一向有独到眼光，尤其是那些正人君子。所谓“君子之交决不出恶声”，即在这个世界上，与人亲密地交往时，需要诚意待人。一个有修养的人，无论持何种理由，即使中断来往，也不会口出恶声，将人以前丑行劣迹全搬出来，恶语相向，诽谤对方。因为：

首先，倘若说了绝交者的坏话，等于承认自己识人不清。既然双方已经绝交，作为“陌路之人”也就罢了，何必反目成仇呢？树敌过多，不仅会使人在生活中迈不开步，即使是正常的工作，也会遇到种种不应有的麻烦。

要避免树敌，你要养成这么一个习惯，那就是绝不要去指责别人。指责是对人自尊心的一种伤害，它只能促使对方起来维护他的荣誉，为自己辩解，即使当时不能，他也会记下你的一箭之仇，日后寻机报复。

其次，对于他人明显的谬误，你最好不要直接纠正，否则他会觉得你故意要显示你的高明，因而又伤了他的自尊心。在生活中一定要记住，凡是非原则之争，要多给对方以取胜的机会，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树敌，而且也许可使对方的某种“报复”得到满足，可以“以爱消恨”。对于原则性的错误，你也得尽量含蓄地进行示意。

假如由于你的过失而伤害了别人，你得及时向人道歉，这样的举动可以化敌为友，彻底消除对方的敌意。说不定你们会相处得更好。“不打不相识”这一民谚富含了这一哲理，既然得罪了别人，当时你自己一定得到某种“发泄”，与其等待别人的报复，远不如主动上前致意，以便尽释前嫌。

为了避免树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与人争吵时不要非占上风不可。实际上，争吵中没有胜利者。即使口头胜利，但与此同时，你又树立了一个对你心怀怨恨的敌人。争吵总有一定原因，总为一定的目的。如果你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就决不要采取争吵的方式。

争吵除了会使人结怨树敌，在公众面前破坏自己温文尔雅的形象外，没有丝毫的作用。说他人坏话，诽谤他人，对方终究会有所耳闻，也会将自己的怨恨发泄出来。现实中有些人择友漫无目的，只要在一起饮酒作乐，就觉得是好朋友，这种酒肉朋友往往靠不住。一旦遇事翻脸，立即口出恶语，互相谩骂不休。这实在太幼稚无知了。需知，道人之短者，除了对自己名声不利外，捞不到任何好处的。所以，交友时一定要慎重，绝交了也不要恶语谤人。否则谁还敢接近你呢？

战国时代有个名叫中山的小国。有一次，中山国君设宴款待国内名士。当时正巧羊肉羹不够了，无法让在场的人全都喝到，有一个没有喝到羊肉羹的叫司马子期的人怀恨在心，到楚国劝楚王攻打中山国。楚国是个强国，攻打中山国易如反掌。中山被攻破，国王逃到国外。他逃走时发现有两个人手拿戈跟随他，便问：“你们来干什么？”两个人回答：“从前有一个人曾因获得您赐予的一壶食物而免于饿死，我们是他的儿子。臣的父亲临死前嘱咐，中山有任何事变，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死报效国王。”

中山国君听后，感叹地说：“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肉羹而失国矣。”给予不在乎数量多少，而在于别人是否需要。施怨不在乎深浅，而在于是否伤了别人的心。中山国君因为一杯羊肉羹而亡国，却由于一壶食物而得到两位勇士。这段话道出人际关系的微妙。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少许金钱，尚不至于发此大怒。而一旦自尊心受到损害却非轻易就可弥补的。有时候，本来并无存心伤人之意，可是却会因为一句无意的话伤害别人，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甚至可能为自己树立一个敌人。中山国王因一杯羊肉羹而失国的故事，对我们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念旧恶，少怨恨”，这是人修养中最重要的一课，同时，也是作为领导者最基本的素养之一。

现代生活中，在工作中和下属有一些摩擦是在所难免的，这时，有一颗“不念旧恶”的心，这也是领导者能成为领导者的秘诀之一。

以德服人，天下归顺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与卫文子有一段对话，对这里的论述做了发挥。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甩下来的。”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这里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说的是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区别：儒家政治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政治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

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路线，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了。孔子特别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诗经语言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出于政治的需要，诗经往往被断章取义，比附上许多道德观念。“思无邪”就是要“思想不邪恶”，不违背周礼。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要自己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古时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召见颜蜀时说：“周，走到我面前来！”周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的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颜蜀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人。”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士兵们都想见见指挥作战的人，他们对轻视或不关心他们的指挥官表示反感。士兵们总是相互传播指挥官走访他们的情形，即使是短暂的走访，也看作是对他们的关心。”领导者应该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去。

孔子的这句话，往深了挖掘就是以德服人，没错的，任何一位领导者要想真正地让下属臣服，那么，最有用的工具就是自己的品德。只有被下属从内心里佩服，你的领导者地位才不会被撼动。

以德服人，是现代领导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做一个有德的领导，你的事业之路，将会更加顺畅。

奖励正直，树立榜样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鲁哀公问道：“怎样做事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狂妄的人位置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狂妄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位置之上，百姓就会不服。”

孔子的话有没有道理，其实看看我们身边就知道了。如果在你的单位里正直、品质好、有能力的人总能得到提拔，这个单位的风气就正，效率就高，大家心情就舒畅，关系就融洽，而这个单位的领导也必定是个既懂管理、又有德行的领导；反之，如果总是擅长阿谀奉承的庸才被重用，才高德显的人总受压制，那么这个单位必然乌烟瘴气，管理效率也不可能高。

尽管看戏容易做戏难，身为当局者，要真正做到“举直错诸枉”并不容易。

金世宗

但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能使“民服”的领导者，金世宗完颜雍就是其中一个。

金世宗皇帝完颜雍在位２８年，在他执政期间，金朝统治由混乱逐步转为稳定、清明；经济由崩溃边缘逐步恢复，发展繁荣起来。金国社会出现了天下治平、四民安居、群臣求职、上下相安的大好形势，而这一切，是与金世宗正确的用人之道分不开的。

首先，金世宗用人能坚持唯贤唯才，不重资历。他认为，选官只限于资历，很难得到有用的人才。他常对下臣说：“对于人才，一定应当在其壮年精强时用之。如果拘于资历，则往往费人年华，使许多有用之才，因年老体弱而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例如，移刺道，原来不过是个都督府长史，当世宗得知他很有才干，且政绩显著时，准备大用，如果按资历，他最高只能为翰林学士。世宗认为这样不足以尽其才，于是派他去担任中都路的转运使，因屡建奇功，后又升为宰相。

其次，能坚持升迁以政绩为准，反对苟且因循，完颜雍认为，对于官吏的任用，应当“察其勤奋而升用”，对“苟简于事，不学无术”的官员应当降职，以至削官为民，正是由于金世宗坚持以政绩好坏为用人标准，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上有作为、正直清廉的官吏，与此相联系，金世宗还实行了奖罚分明的用人原则，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金世宗看来，天子以兆民为子，因身居高位虽不能家家安抚，但只要用人得当，百姓就会受益；而如果用人不当，百姓就要遭殃。为此，他总结了这样一条识人用人的方法，即每季求仕人，向他们提出疑难，令其作答，提出办法，以察才识；对于可取者，再访察其政绩，如言行相符，即行量才任用，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６），金世宗又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对后人很有借鉴意义。他说：“理政事当任实，一事有伪则丧百真。看来做事情没有比求实更重要的了。”

再次，能做到不计前怨，大度用人，金世宗本来以宗室子弟官授光禄大夫，封葛王，而海陵王完颜亮靠谋杀金熙宗登上了帝位，在其即位之后又大杀宗室贵族，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全部被杀，甚至连他的母亲由于反对他南伐宋朝也被杀害。海陵王完颜亮这种专横跋扈、枉杀无辜以及大肆扩张的行径，引起了朝野人士的不满和各族人民的反抗，造成了金朝政局不稳、民心浮动、文臣武将离心离德。完颜雍执政之后，立即改变海陵王执政时排除异己、枉杀无辜的政策，对海陵王执政时的政敌不计前怨，实行宽大政策，对于朝廷官员，不管过去是否反对过自己，他都量才任用，不断巩固了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

金世宗不计前怨的用人政策，使得金朝贵族和海陵王手下的官员，纷纷前来投靠，最高统治集团很快稳定下来。在他执政期间，不仅重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又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巩固了金朝的统治。

金世宗之所以能被世人称为“小尧舜”，颂扬他有“汉文景风”，与他深谙“举直错诸枉”的正确用人之道大有关系。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是作为领导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不仅会使工作大有起色，而且会赢得下属的工作热情和真心拥戴。

喜欢正直的人，憎恶奸邪的人，是人情所向。“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并放对位置，无论是一国之尊还是具体单位的领导者、管理者，似乎个个都明白，但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那个权位的时候，实行起来却难讲了。

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作为领导者，不但要自己正直，还要奖励正直，给其他下属树立榜样。在古代，贤明的统治者都是奖励正直，建立明辨是非的眼光和正直无私的心怀。否则，一旦出现“亲小人远贤者”的情形，不但会使蹦势危险，也会陷人民群众于苦难之中。

礼之用，和为贵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节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

和为贵，乃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重大特征，不仅儒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游记部分，其他流派，如佛、道、墨诸家，也大部分主张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的“和”。孔子反对杀生，主张与世无争，尤其反对战争。

唐肃宗上元元年（７６０年）三月。李光弼邙山大败，鱼朝恩退保陕州。转年三月，河中、太原军乱，两地唐军主帅相继为乱兵所杀。面对乱兵可能造反与史思明叛军结盟，不得已之下，唐廷重新起用已经赋闲在家的郭子仪，以他的威望与德望镇服各部兵马，进封他为汾阳郡王、充任朔方、河中、北庭等数州节度使，出镇绛州。

郭子仪画像

唐肃宗临崩前，把郭子仪叫到床前，托付后事：“河东之事，一以委卿！”郭子仪呜咽流泪，誓以死报。虽然不断受鱼朝恩、程元程等太监诬陷，继位的唐代宗仍然起用郭子仪，但也是留在京都虚位以待，不予实权。

不久，唐将梁崇义、仆固怀恩相继叛乱，勾结吐蕃、回纥军队入寇河西。唐代宗广德元年（７６３），吐蕃大军深入而来，大掠奉天、武功，渡过渭水，一路东进，进逼长安。情急之下，只能又下诏封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由于久废在家，郭子仪部曲旧军已散。诏旨下达之日，他手下仅有二十骑人马。一行人至咸阳时，吐蕃军已经渡过渭水。唐代宗闻讯，慌忙弃长安奔陕州。逃跑途中，射生将王献忠又叛乱，劫持丰王等十个王爷想投奔敌军。半路为郭子仪遇上，十王转危为安。

由于郭子仪统兵有方，声名又隆，一路上不断有唐朝的败兵散卒来奔，军势渐振。吐蕃入长安不久，唐军与城内居民里应外合，虚张声势，竟使敌军惶骇奔逃。太监程元振见郭子仪又立大功，害怕于自己不利，就极劝唐代宗迁都洛阳。郭子仪上表极谏，痛陈利害，代宗终于转意，回都长安。面对伏地迎拜的郭子仪，唐代宗一脸怅恨，说：“朕不早用卿，故及于此。”代宗广德二年十月，仆固怀恩又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郭子仪受命，率军抵御。转年九月，叛军已相继进抵长安附近，京城人情恐慌，不知所从。关键时刻，唐代宗急召郭子仪从河中返长安。

当时，郭子仪随从军卒仅一万人左右，在泾阳屯军。四周叛军、回纥、吐蕃等军队有近三十万，已经把郭子仪一军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郭子仪急忙下令属上四将分阵迎敌，自己亲率两千铠甲军出于阵前。

回纥军队首领很奇怪，惊问唐兵：“主帅为谁？”唐军回报：“郭令公。”回纥大惊：“郭令公还活着吗？仆固怀恩讲天可汗（唐代宗）已崩，郭令公也病死了，中国无主，我们才跟随他来到这里。既然郭令公还活着，天可汗也活着吗？”唐军答称：“天子安好！”这下子，回纥首领有些慌乱了。面面相觑：“难道仆固怀恩欺骗我们？”见此，郭子仪忙派使者去回纥营中晓谕：“几年前回纥大军跋涉万里，帮助我大唐收复两京，双方休戚与共，关系甚洽。现在，奈何捐弃旧谊，帮助仆固怀恩这个叛臣，如此，对回纥一点好处也没有呵。”回纥首领将信将疑：“都说郭令公死了，否则，我们怎敢至此。如果郭令公真活着，就让我们亲眼见一见。”使者回报。郭子仪马上跨马欲出。左右将领都劝：“戎狄狼子野心，怎能相信！”郭子仪说：“敌众数十倍于我军，力战肯定不能胜。我现在出去与他们相见，示之以诚。和回纥人不宜用武力，而是要以和为贵。”

左右将领要派五百骑兵扈卫，郭子仪摇手拒绝，只带十几骑轻装而出。唐军大呼：“令公来！”回纥如临大敌，不知唐军真假，前面数排弓箭手皆引弓搭箭，持满欲射。郭子仪骑马至阵前，摘去头盔，对带头的回纥“大酋”亲切问候道：“君与我前些年同生死、共患难，怎么现在一点也不念昔日情分啊？”见到果真是郭子仪本人，回纥首领大将都扔掉手中兵器下马拜礼：“果吾父也。”

于是郭子仪邀请回纥众首领欢饮，大赠金帛，誓好如初。酒席宴上，酒酣耳熟，郭子仪乘机劝说回纥首领：“吐蕃与我大唐本来是舅甥之国，现在背信弃义进攻我们。他们已劫抢牛马无数，诸位如果能倒戈奋击吐蕃，既能逐戎得利，又能与我大唐重修友好关系，大唐一直信奉‘和为贵’的政策，这样一举两得，多么好啊。”当时，仆射固怀恩已经暴病而死，“群虏无所统一”，回纥人就答应了郭子仪。吐蕃军队已经得知唐军与回纥军“联欢”的消息，惊疑双方有诈，乘夜就引军退走。郭子仪先派白元光等率一部分唐兵与回纥军相合，追击吐蕃，自引大军继后，于灵台西原大败吐蕃，斩首五万，生俘一万，得牛羊马驼不可胜计，并追回被俘掠的唐朝仕女。

我国是一个中庸大国，处处奉行着以和为贵的思想。细纠起来，还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被我国奉为经典和圭臬的论语中，就指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几千年来，为人们所效仿。

小到邻里争端，大到国家矛盾，都可以用和为贵的思想来化解。少动刀兵，少动气，这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能免于犯罪处罚，却是无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也守规矩了。”

隋朝大运河，公元６０５年隋开凿，是隋炀帝非凡的政绩，也是隋炀帝的暴政。例如，大运河开通之后，曾“游幸”江都。公元６０５、公元６１０、公元６１６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扬州）。“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沿途几百里的州县都要献食（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隋朝大运河，其开凿必然脱离不开间接地屠杀人民。开凿大运河，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开凿过程中滥施酷刑，进行镇压民众抵抗运动。规定：凡反抗者“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

隋文帝末年，刑法已很残酷。隋炀帝统治时，刑法进一步苛暴。对被压迫阶级聚众造反，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和政变，都要以天下第一大罪——“谋反”来定刑。规定凡是起来反抗的，“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又规定反抗者籍没其家。到贵族杨玄感起兵后，又制定诛九族之法：“其尤重者，行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甚至那些“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翠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镇压手段极为残酷。

隋炀帝画像

隋炀帝是隋朝第二代皇帝，他在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基础上，征发百万民工，用五年时间凿通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隋炀帝增设进士科，使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他还三次派人到台湾，密切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但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滥用民力，横施暴政，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在历史上留下了暴君的骂名。

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的次子，被封为晋王。他的野心很大，心术不正。又诡于伎俩。他早就觊觎长兄杨勇太子的地位，想取而代之。为达目的，先要博得隋文帝的好感。他听说隋文帝对杨勇生活奢华很不满意，就设法在隋文帝面前装出节俭的样子。有一次，隋文帝要到他的府里来，他事先让平时陪伴他的许多美女都躲到后面去，只留下年纪比较大，又长得不怎么好看的迎候隋文帝；还让人把一张断了弦又落满灰尘的琴放在显眼的地方。隋文帝果然被他蒙蔽，夸他不好声色又知节俭。

还有一次他看人打猎，天突然下起大雨，随从拿油衣（涂有桐泊的雨衣）让他穿上。他说：“你们都淋着雨，我怎么能一个人穿呢？”一直和大家一起受雨淋。隋文帝听说后，很是高兴，夸他有仁爱之心。为了美化自己，他还在独孤皇后面前装得非常孝顺的样子，每次要离开的时候，都是难舍难分，很得皇后的欢心，他还谎说太子要害他，使皇后对太子杨勇更加不满。他还巴结拉拢皇帝和皇后身边的人，请吃饭，送东西，施以小恩小惠。这些人就会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杨广还把隋文帝的宠臣杨素拉拢过来。这样，在隋文帝身边，就形成了以独孤皇后和杨素为首的反对太子杨勇的势力。他们合谋，要废掉太子杨勇，改立杨广。杨广甚至把太子的亲信姬威也收买到手，充当自己的耳目。他派人指使姬威告发太子生活奢靡，还说太子经常找人算卦，算到皇帝快死了，太子很高兴等。隋文帝听说后伤心地流下眼泪，马上下令把杨勇囚禁起来，让杨素负责审问，杨素舞文弄墨，加油添醋。

杨勇不服，杨素就让人把杨勇府中的服饰都搬出来，展示给大臣们看。独孤皇后也百般指责杨勇，要求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公元６００年，隋文帝排斥大臣高颖的劝谏，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

公元６０４年，隋文帝得了重病，太子杨广和杨素等人密谋，派兵包围皇宫，把隋文帝严密控制起来。这时太子杨广调戏隋文帝的夫人（陈夫人）不成，隋文帝发觉后，非常失望和生气，怒斥杨广为畜生，要人把杨勇找回来，重新立为太子。但是一切都晚了，杨广抢先一步，指示心腹把隋文帝杀死。接着又派人杀了长兄杨勇，杨广就是这样登基当了皇帝，他就是隋炀帝。

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隋炀帝登基伊始就下令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民工二百万人，日夜不停地施工。在洛阳西南修造规模宏大的显仁宫，所需的木料要到江西去砍伐，一根做柱梁的木料，需要两千人搬运，运到洛阳需要几十万人。工期紧迫，条件艰苦，官吏驱逼，民工不堪忍受，有十分之四五悲惨地死去。装运尸体的车辆，往来不绝。隋炀帝还在洛阳西郊修建规模巨大的皇家园林，叫西苑。西苑方圆有二百多里，里面有巨大的人工湖，湖中堆起蓬莱、方丈、州三仙山，山高百余尺，上面建有亭台楼阁。苑中有龙鳞渠，萦回曲折流入湖中。沿龙鳞渠，修建１６座豪华的宫院，分别由隋炀帝宠爱的１６个妃子主管。秋冬季节，要用七色彩绸，做成各种花叶，缀于枝条，把宫院的树木装点得像春天一样。还要经常更换，新意常有。湖中的冰也得凿去，用丝绸做成的荷花绿叶装饰起来。１６宫院的妃子竞相进献最精美的食品，以博隋炀帝的恩宠。隋炀帝喜欢在明月之夜，带着几千宫女骑马到西苑游玩，一边弹奏着清夜游曲，一边饮酒赏月。

隋炀帝奢侈无度，残暴无比，他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也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公元６１１年，反隋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爆发。各地响应，反隋的起义风起云涌。公元６１６年，隋炀帝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乘着新龙舟第三次巡游江都。在路上有个地方官冒死拦路劝阻说：“如果你到了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隋炀帝把他杀了。在江都隋炀帝醉生梦死，日夜都沉浸在声色酒宴之中。在强大的反隋力量的打击下，隋炀帝自知末日将到。眼看着大隋的江山保不住了，众叛亲离。有一天，他对着镜子，不无惆怅地说：“好头颈，不知谁来砍它？”

公元６１８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绞死。一代暴君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繁盛一时的隋朝就这样灭亡了。

隋炀帝没有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所以，他在位时间很短，很快就消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所以说，作为执政者，要时刻谨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时刻约束自己的政行。

这些道理运用到现在亦然，在一个公司之中，如果领导工作方式粗暴，不考虑下属的感受，那他离辞职也就不远了。

见义不为，无勇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论语·为政

孔子说：“不是你应该祭祀的鬼神，你却祭祀它，这就是谄媚。见到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观，这就是怯懦。”

这句话中，孔子提炼出了“义”和“勇”的概念，这都是儒家有关塑造高尚人格的规范。孔子把“勇”作为实行“仁”的条件之一，“勇”，必须符合“仁、义、礼、智”，才是真的勇，否则就是“乱”。

作为宋代的一国之君，赵佶是亲异族远国人。总是希望靠祈和和谄媚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无数次放弃了主战派的正确主张，失去了一次次的机会。直到亡国之时，他还是苟且偷生。

赵佶（１０８２年１０月—１１３５年６月１１日），宋神宗十一子，是中国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估于在位期间，过分追求奢侈生活，在南方采办“花石纲”，搜集奇花异石运到汴京修建园林宫殿，崇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任用贪官宦官横征暴敛，激起各地农民起义。其中以新党蔡京任丞相与宦官童贯为将军所引致的问题最严重。金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十月，金太宗遣谙班勃极烈完颜斜也、完颜宗望、乙室勃极烈、完颜宗翰分两路南下入侵，无法应付时，急忙传位给他儿子宋钦宗去对付，自己则当“太上皇”，但终于无法挽回局势，天会四年（１１２６）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道士郛京身上，妄以“六甲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栗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

赵佶

靖康二年（１１２７）二月，金太宗下诏废徽、钦二帝，贬为庶人，北宋灭亡（９６０—１１２７），二帝被俘北上，四月七日，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奸淫。八日，一些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被金兵奸淫，死者甚多。徽宗却无可奈何，途中食物匮乏，风雨又起，饿殍遍地。七月二十日，二帝迁到中京（今北京），父子抱头痛哭。

天会六年（１１２８）八月二十一日抵达金上京会宁府。二十四日，二帝及男女宋俘均袒胸赤背，身披羊皮，跪拜太祖庙，行“牵羊礼”，在乾元殿拜谒金太宗。吴乞买封宋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十月二十六日，二帝迁往韩州（辽宁省昌图八面城）。在韩州，金人将城内女真住户全部迁出，只供二帝等二千余宋俘居住。据宋俘记载：“给田四十五顷，种莳自给。”据南征录汇说这还是金国二太子完颜宗望格外开恩，要求性格阴鸷的完颜宗翰等不可像虐待辽天祚帝那样对待宋废帝。

天会八年（１１３０）七月，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一百四十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五年后，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四月，病死于五国城。

作为一代皇帝，懦弱到赵佶这种地步的还真是少见。如果一个当政者，懦弱到如此地步，那这个国家的未来都可以想见，不是被人灭亡，就是被人蹂躏。

所以，在一个公司里，领导也需要适当的“勇”，但要和“仁义”结合，这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无往不利的领导，所向披靡，带领着你的团队，勇往直前。

与其奢也，宁俭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侑

林放请教礼仪的本源是什么。孔子说：“这问题的意义太重大了！礼，与其奢华，不如从俭；丧事的时候，与其多变烦琐，不如发自内心真正的哀伤。”

乐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在古代，它也是礼的一部分。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所以乐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这里，孔子就把礼、乐和仁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

刘秀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礼性，秉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性格，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心存安邦定国的大志，在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他每次进军都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发动每次战役时他的军队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样，他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他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地留心各种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寻常；论崇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从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也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小，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说，他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简政府机构和冗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德、富有礼性的好皇帝。

刘秀在位三十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汉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他看重的不是一种形式，而是追求自己和他人内心真正的自然情感。

在我国古代，有很多统治者都是严格按照孔子的礼、乐来执政的，作为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一位严格的奉行者。

孔子的这句话，还是倡导统治者施行“仁德”之政，仁德之政，才是治国驭民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