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孙权
刘备进军之际，打了几个小胜仗，已是喜不自胜，如今又听说东吴任命一介书生为帅，更是不放在眼里，便催促各路人马加速前进，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陆逊走马上任后，运用“持重不抢先，待机而制人”的战略严阵以待。
不久，陆逊瞅准时机，率军动如脱兔，终于一把火烧了蜀军七百里连营。
直到此时，刘备还说：“我竟被陆逊所折辱，岂不是天意！”其实，哪里是什么天意，完全是他“见小利”、“求速成”酿成的苦果。
一开始刘备只记得要报兄弟之仇，放弃主要的敌人曹魏，不惜破坏吴蜀联盟，动摇蜀国其所以能安稳的根基。这种政治上的近视，已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进而在率军队攻吴之中，又小视对方将帅的才能、彼军的实力，只求速战速决；到后来，竟发展到刚愎自用，不怕犯兵家之大忌，依山傍水结营，连结七百余里，终于给了陆逊可乘之机。前后观之，刘备正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急于求成，才导致失败。刘备失败的事实，正为孔子所告诫的“欲速则不达”提供了绝好的佐证。
人在世上要干点事业，常常面临许多不无遗憾的选择。所谓不无遗憾，就是二者不可兼得，想求快，就很难干大事业；要干大事业，就得有非凡的耐性。在朝着大目标前进的过程中，绝没有康庄大道可走，而是荆棘密布，险象丛生。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不可能到达胜利的彼岸的。而且常常是目标越宏大，要走的路就越长，碰到的困难越多。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考虑客观条件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绝不能蛮干、硬干；既然要干大事，就不能为蝇头小利所诱惑，应该眼光放远大步向前。
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小事情上不能忍耐，就会打乱大的计谋。”
古语说：“心字头上一把刀，遇事能忍祸自消”。一个“忍”字，被许多人奉为处世成事的良方。宋朝的王安石就说过：“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唐高宗问他成功的秘诀，张公艺挥毫写了一百个“忍”字。生活中也的确是如此。有的人由于不能忍，而招致了不幸；而有的人由于能忍，而成就了大事。
张耳和陈馀都是魏国的名士。秦国灭了魏国以后，用重金悬赏捉拿这两人。两个人只能乔装打扮，改名换姓逃到陈国。一天，一个官吏因为一点小事就用皮鞭抽打陈馀，陈馀想起自己以前在魏国是多么受重用，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怒不可遏，当即想起来反抗。张耳在旁见状不妙，便用脚踩了陈馀一下，陈馀终于没吭声。官吏走后，陈馀还怒气未消。张耳便数落他一顿：“当初我和你是怎么说的？今天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就去为一个官吏而死吗？”后来，陈馀和张耳的命运截然不同：张耳成了刘邦的开国功臣，而陈馀辅佐赵王，被韩信斩首。一个能忍一个不能忍，两人的最终命运，竟有这样大的区别。张耳让陈馀忍的是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避免了莽撞闯祸而丢掉性命，败坏大事。勾践忍不得会稽之耻，怎么能卧薪尝胆，兴越灭吴？韩信受不得胯下之辱，哪能做得了淮阴侯？这都是“忍小事，而成大事”。所谓的“小事”，只是相对而言的，再大的事，只要是个人的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只能是“小事”。或者说，所谓的“小事”，都是跟“大谋”相比的，只要比不上“大谋”的，就可以称之为“小事”。
孙子
孙子兵法也曾经指出：“主不可以怒以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为国君不可以因一时的愤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因为一个人愤怒过后可以转变为高兴，怨愤过后可以转变为喜悦，但国家灭亡了就再也难以恢复了，人死了就再也无法变活了。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为转移，合于利则动，不利则止，这才是理智的行为。
忍，是一种等待，为图大业等待时机成熟，忍之有道。这种忍，不是性格软弱、忍气吞声、含泪度日之举，而是高明人的一种谋略，是为人处世的上上之策。但是，是不是遇事一味忍，就好呢？就像唐朝两位诗僧寒山和拾得的对话，寒山说：“如果有人侮辱我，嘲笑我，藐视我，伤害我，嫉恨我，欺骗我，我该怎么办？”拾得便说道：“你只需忍受他，顺从他，让他，敬他，躲他，耐他，装聋作哑，漠然对待他，冷眼看着他，如此结局。”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也是讲“忍”的。忍，包括对人对己两方面。对人采取宽容、忍让态度，对己则采取克己的态度。论语中直接提到“忍”的地方不多，其实“忍”包含在孔子的“忠恕之道”的“恕”中，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给别人。而要做到“恕”，就要“克己”，这就是忍。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经验和教训的概括。对于今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于权利在握，有身份的人，对于有钱有地位的人来说，隐忍、妥协并不意味着胆小。既要战胜自我，消除复仇的心理，又要战胜别人。不顾世俗的猜疑歧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孔子对子路的一番话，对“忍”做了很好的解释。孔子说：“君子处世，要达成自己的目标，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屈节是因为有所期待，求伸是要把握时机。因此，虽忍耐受屈，但决不以毁坏节操为代价。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尺蠖屈身，是为了前进，龙蛇蛰伏，是为了飞腾。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当忍则忍。但如果忍的结果是背离了目的，那就不能“忍气吞声”下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而要做到能忍，会忍，忍得合乎道义，一是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审时度势，二是要有很好的修养，要有很强的自制力。说实在的，有时一事当前，要忍得住怒火，还真不那么容易。曾国藩说到自己的“忍”功，那是“打掉门牙和血吞”。宋朝人程颐说得好：“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识量过人者能之。”孔子就是这样的既深明大义，又识量过人的“能忍者”。
忍耐需要修养，忍辱需要度量，而忍辱负重则是一种境界。司马迁如果不能忍受宫刑之侮，怎么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而流芳千古，成为人人敬仰的史学家，后人尊称的“太史公”？
今天，我们读孔子的教诲，学会在该忍的时候忍，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共处，也有助于我们以良好的心态做自己的大事业，摆脱形形色色无聊事物的干扰和影响，也使我们自己免受无谓的损失。
谚语云：“万事皆因忙中错，好人半自苦中来。”要成就一件事情，须观察时机，等待因缘，急不得的。受苦忍耐是一种承担、一种处理、一种等候。许多事业有成者都在忍耐多次失败后，愈挫愈勇，最后取得成功。因此幻想一夕有成，不如在艰难困苦当中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必然水到渠成。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
孔子说：“聪明的人喜爱水，仁德的人喜爱山。”
辜鸿铭大师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智者也就是聪明人，聪明人通过事理，反应敏捷而又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水不停地流一样，所以用水来进行比拟；仁者也就是仁厚的人，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不迁，所以用山来进行比拟。
山即圣人。
圣人看见山，就如同看见了自己的外化。自己的外化是如此瑰丽，因此“仁者乐山”。这是必然的。
“智者乐水”，道理也相同。
水是流动不息的，即使是一潭死水，它也要做到上面蒸发，下面渗透，依然要遵循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
智者的思想像水一样流动，生生不息。智者除了有像流水一般灵动的才情，还像水一样多情。圣人是有情的，智者是多情的，他的人生充满喜乐欢欣。因此，“智者乐水”是他成为智者后的必然状态。
智者在喜乐自身的同时，对世人亦充满悲悯的情，他身上肩负播种欢乐的使命。
有人问希腊智者欧里庇得斯：“普通人为什么缺乏智慧？”欧里庇得斯答道：“智慧是由悲苦换来的，小悲苦换来小智慧，大悲苦换来大智慧，因此我们的智慧里总是充满怜悯。”儒家说“仁义”，佛家说“慈悲”，道家说“贵生”，墨家说“兼爱”，都充满一种人性关怀。
一位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老先生，在日记簿上记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我可以从头活一次，我要尝试更多的错误，我不会再事事追求完美。
“我情愿多休息，随遇而安，处事糊涂一点，不对将要发生的事处心积虑计算着。其实人世间有什么事情需要斤斤计较呢？
“可以的话，我会多去旅行，翻山涉水，再危险的地方也要去一去。以前不敢吃冰淇淋，是怕健康有问题，此刻我是多么的后悔。过去的日子，我实在活得太小心，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有失，太过清醒明白，太过合情合理。
“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我会什么也不准备就上街，甚至连纸巾也不带一块，我会放纵地享受每一分、每一秒。如果可以重来，我会赤足走出户外，甚至彻夜不眠，用这个身体好好地感觉世界的美丽与和谐。还有，我会去游乐场多玩几圈木马，多看几次日出，和公园里的小朋友玩耍。
“只要人生可以从头开始，但我知道，不可能了。”
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工作、学习、赚钱、求名，还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享受：可口的饭菜，温馨的家庭生活，蓝天白云，花红草绿，飞溅的瀑布，浩瀚的大海，雪山与草原，大自然的形形色色，包括遥远的星系，久远的化石……
此外还有诗歌、音乐、沉思、友情、谈天、读书、体育运动、喜庆的节日……甚至工作和学习本身也可以成为享受，如果我们不是太急功近利，不是单单为着一己的利益，我们的辛苦也会变成一种乐趣。让我们把眼光从“图功名”、“治业产”上稍稍挪开，去关注一下上帝给予我们的生命、生活中的这些美好事物。
努力地工作和学习，创造财富，发展经济，这当然是正经的事。享受生活，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只有衣食无忧，才能谈得上文化和艺术。饿着肚子，是无法去细细欣赏山灵水秀的，更莫说是寻觅诗意。所以，人类要努力劳作。但劳作本身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生活得写意”。一方面勤奋工作，一方面使生活充满乐趣，这才是和谐的人生。
享受生活，不是说要去花天酒地，也不是要去过懒汉的生活，吃了睡，睡了吃。如果这样“享受生活’，那才叫糟蹋生活。
享受生活，是要努力去丰富生活的内容，努力去提升生活的质量。愉快地工作，也愉快地休闲。散步、登山、滑雪、垂钓，或是坐在草地或海滩上晒太阳。在做这一切时，使杂务中断，使烦忧消散，使灵性回归，使亲伦重现。用乔治·吉辛的话说，是过一种“灵魂修养的生活”。
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智者乐水”，都指出人应该像水一样流动而洁净。智者的智慧是透明的、流动的、浩大的、能解渴的，因此“智者乐水”就是乐他自身，体悟以一种天地证我的快感。
孔子爱山，孔子懂山，他“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一路越登越高，最后自己成为一座高峰。仁者心中的爱不会像山一样积压，却像山一样充满生机，又为世人指明方向。山是立起来的。“仁者立人”，人要像山一样立起来，靠的就是志向。世间什么志向最大？爱的志向最大，让人间充满爱，这是每一个人的使命。“仁者乐山”，因为他看到一座又一座山峰拔地而起。
我们会工作，会学习，如果还不会真正享受生活，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学会享受如山水般充满诗意与智慧的“心灵生活”，真正去领会生活的诗意、生活的无穷乐趣，这样我们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也就会感到更有意义。
患难见真情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论语·乡党
（孔子）的朋友死了，没有亲属负责殓埋。孔子说：“丧事由我来办吧。”朋友有馈送，除了祭肉，即使是车马这样的贵物，孔子受赠都不回拜。
人是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患难与共的手足之情、相濡以沫的同窗之情、舔犊情深的母子之情、生生不息的赤子之情，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孔子的朋友因为得病死了，不知道是他根本没有亲戚，还是亲戚们都不管他，总之，他的后事没着落。在古代，是很重视殡葬之“礼”的，一个人不能入士为安，是件很凄惨的事，要不然古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卖身葬父”——宁可自卖自身，也要把亲人下葬呢！在这紧要关头，孔子说话了：我管吧。众所周知，办丧事要花很多钱的，比办喜事还费钱，尤其是在古代，而且孔子也没富裕过。但是在平常的时候，朋友有通财之义，孔子的朋友送给孔子东西，哪怕是像车马这样的贵重礼物，孔子接受了，但却不回拜。
这说明了什么呢？简单一句话：平常不言谢，患难见真情。平常你送我再重的礼物，我铭刻在心，却没必要假惺惺去回拜致谢，因为我把你当作真正的朋友，“君子大恩不言谢”；但作为我的朋友，当你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我即使再困难，倾家荡产，也会对你伸出援助之手。正如孔子曾经说过的：“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不凋落的。”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经典的小故事，体味其中的深意吧！
两个男人结伴穿越森林，突然，一只大熊从丛林中冲他们跳出来。其中一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安全爬上了一棵树，另一个因无力同这头熊搏斗，便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像是死了似的。
那头熊只在他头上嗅了一嗅，便像对他是死的感到不满似的走开了。爬在树上的那个男人从树上跳下来问：“那头熊好像在你耳边说了什么，它告诉你什么来着？”
躺在地上的男人回答道：“它说，和一个在危险时刻抛弃朋友的人做朋友是愚蠢的。”
这个故事，几乎人人皆知，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这一点无须怀疑。如果一个人身处困境，他的朋友都来雪中送炭，那他的朋友都是可以信赖的；但当一个人在遭遇难处，他的朋友都如鸟兽散，那朋友之间的友情当然是不牢固的。人比动物更会伪装自己，把自己的心藏得严严实实，不轻易流露出来。只有在危难之时，才可以看清一个人的真面孔。
东晋大将军王敦因谋反被杀，他的侄子王应想去投奔江州刺史王彬，王应的父亲王含想去投奔荆州刺史王舒。王含问王应：“大将军以前和王彬关系怎么样，而你却想去归附他？”王应说：“这正是应当去的原因。王彬在人家强盛时，能够提出不同意见，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到了看见人家有难时，就一定会产生怜悯之情。荆州刺史王舒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从来不敢做出格的事，我看投奔他没用。”王含不听从儿子的意见，于是两人就一起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沉入长江。当初王彬听说王应要来，已秘密地准备了船只等待他们。他们最终没能来，王彬深深引为憾事。看来，儿子比老子更会看人，只是儿子屈从了老子的意见，终于误了自己。
古人说：“疾风知劲草。”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倒下去，只有一种草，还顽强地立着，它叫“劲草”，是一种有用的中草药。交朋友也须交“劲草”类的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人类的共识。在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当中你最先想到谁？这时候能有一两位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重义轻利把友谊看得极为神圣的大有人在，这也是整个社会构建道德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仅仅把朋友当作可供利用的资源，一旦人家失势找上他时，他立即挺上另一幅面孔。“但见锦上添花，从不雪中送炭。”
很多人曾经感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真朋友何其少，而虚与委蛇利益面前经不住考验的假朋友又何其多。对人认识不清就把他当作忠诚的朋友是很危险的，他在危难时刻不仅不帮助你，反而还会做一个落井下石的人。
蔺相如塑像
蔺相如曾是赵国宦官缪贤的一名舍人，缪贤曾因犯法获罪，打算逃往燕国躲避。蔺相如问他：“您为什么选择燕国呢？缪贤说：“我曾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相会，燕王曾握着我的手，表示愿意和我结为朋友。所以我想燕王一定会接纳我的。”
蔺相如劝阻说：“我看未必啊。赵国比燕国强大，您当时又是赵王的红人，所以燕王才愿意和您结交。如今您在赵国获罪，逃往燕国是为了躲避处罚。燕国惧怕赵国，势必不敢收留，他甚至会把你抓起来送回赵国。你不如向赵王负荆请罪，也许有幸获免。”缪贤觉得有理，就照蔺相如所说的办，向赵王请罪，果然得到了赵王的赦免。
缪贤以为燕王是真的想和自己交朋友，他显然没有考虑自己背后的一些隐性因素，比如，自己当时的地位、对燕王的有用性，等等。可是现在他成了赵国的罪人，地位已经变了，交朋友的价值也就失去了，他贸然到燕国去当然很危险了。蔺相如看问题可谓“一针见血”。
再看这样一个故事：晋国大夫文子流亡在外，经过一个县城。随从说：“此县有一个啬夫是你过去的朋友，何不在他的舍下休息片刻，顺便等待后面的车辆呢？”
文子说：“我曾经喜欢音乐，此人给我送来鸣琴；我爱好佩玉，此人给我送来玉环。他这样迎合我的爱好，是为了得到我对他的好感。我恐怕他也会出卖我以求得别人的好感。”
于是他没有停留，匆匆离去。结果，那个人果然扣留了文子后面的两辆车马，把他们献给了自己的国君。
王舒、燕王、啬夫在友与利的选择上都看重后者，在他们眼里情义二字不值分文，而且会成为自己的障碍，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他们只是必欲除友而后快了。实际上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相交成为朋友，不可以等到大事当前再去判断，而应在平常的小事中就注意观察，这样可以防止临时抱佛脚。
人生难得一知己，但人生需要知己。知己既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又是自己最信得过的人，更是你可以倾吐任何事的人。有知心朋友的人，遇到坎坷挫折和失意都不会感到孤立，知心朋友会在任何时候理解和支持你。因此，考察一个人（也可以是你自己）在困境里的友情，就可以获得被认知者的真实信息，再通过客观的评价确定是否值得与之交友。
疾风知劲草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
孔子说：“到了天气寒冷的时候，才能看出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树木也和人一样，有的人在你得意的时候紧紧围绕着你，即所谓的“酒肉朋友”。你有“酒肉”他就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没酒也没肉，那对不起，拜拜，从此以后你们形同陌路。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意思是说，风刮得越厉害你就越能看出来一种草是不会倒下的，当政治格局不太稳定的时候你就能看出谁是忠臣。
古希腊，有一个叫皮西厄斯的年轻人，触犯了暴君奥尼修斯。他被推进了监狱，即将处死。皮西厄斯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回家乡一趟，向我热爱的人告别，然后我一定回来伏法。”
暴君听完，笑了起来。
“我怎么能知道你会遵守诺言呢？”他说，“你只是想骗我，想逃命。”
这时，一个名叫达芒的年轻人说：“噢，国王！把我关进监狱，代替我的朋友皮西厄斯，让他回家乡看看，料理一下事情，向朋友们告别。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不失信的人。假如他在您规定的那天没有回来，我情愿替他死。”
暴君很惊讶，竟然有人这样自告奋勇。最后他同意让皮西厄斯回家，并下令把达芒关进监牢。
光阴流逝。不久，处死皮西厄斯的日期临近了，他却还没有回来。暴君命令狱吏严密看守达芒，别让他逃掉了。但是达芒并没有打算逃跑。他始终相信他的朋友是诚实而守信用的。
他说：“如果皮西厄斯不准时回来，那也不是他的错。那一定是因为他身不由己，受了阻碍不能回来。”
这一天终于到了，达芒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对朋友的信赖依然坚定不移。他说，为自己信赖的人去死，他不悲伤。
狱吏前来带他去刑场。就在这时，皮西厄斯出现在门口。暴风雨和船只遇难使他耽搁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来得太晚。他亲热地向达芒致意，达芒很高兴，因为他终于准时回来了。
暴君还不算太坏，还能看到别人的美德。他认为，像达芒和皮西厄斯这样互相热爱、互相信赖的人不应该受不公正的惩罚。
于是，就把他俩释放了。
“我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换取这样一位朋友。”暴君说。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当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或许这可以当作一句印证论语中的箴言来对待。
朋友就是这样的，平时看不出谁会一直守在你身边，只有刮来了一阵“疾风”，你才能看得到“劲草”的模样。
我们说论语之所以今天还要来重温，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对人类的普遍人文关怀精神。它所讲述的道理虽然都很朴素，但是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言多必失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
孔子说：“一个君子对自己的言过其行感到耻辱。”
长于言辞、口若悬河有时未必是好事。如果一个人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说得多了，话里就自然而然地会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你对事物的态度，你对事态发展的看法，你今后的打算等，都会从谈话中流露出来，被你的对手所了解，从而制定出相应的策略来战胜你。而且，你的话多了，其中自然会涉及他人。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人的心理感受不同，而同一句话由于地点不同、语气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尽相同，别人在转述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加入他个人的主观理解，等到你的谈话内容被谈话对象听到时，可能已经大相径庭，势必造成误解、隔阂，进而形成仇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说话太多可能是一个人最大的灾祸。隋朝就有一个这样的事例。
隋朝有位大将军，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别人低而怨声不断。他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上宰相。对同僚他不屑一顾，对上司更是出言顶撞。一些过分的话传进了皇帝耳朵里，他被逮捕入狱。皇帝责备他嫉妒心太强，自以为是，目无朝廷，但念他劳苦功高，便将他释放了。换了别人，这样的教训已经足够让他清醒过来，应该低调行事。可他偏偏不领情，开始向别人夸耀自己的功勋卓著，并大肆宣扬自己与皇族的亲密关系，甚至说：“太子与我情同手足，连高度机密也告诉我。”他的对头立刻告发了他，并添油加醋，说他早有谋反之心，常常说些大逆不道的话。这一次，皇帝还是饶恕了他，但撤销了他的官职。
大将军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了，他的遭遇是可悲的。其实，只要他低调一些，少说几句没分寸的话，何至于落到这种境地。
所以，说话过多有百害而无一利。言多必失，话一出口，不加思考，匆忙之中妄下结论，所造成的影响，是再用几百句、几千句话也弥补不了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要放纵你的口舌之欲，让那些言语的毒汁四下喷溅，否则在伤害别人的同时，肯定也会伤害自己。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一言一行都关系着每个人的成就荣辱，所以言行不可不慎。
由于“言多必失”的教训很多，不少人将“三缄其口”作为处世的座右铭。那些成功的人，说话就会把握分寸，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落落大方，说话得体，不该说的话，一句话也不说。
有的人口齿伶俐，在人际交往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固然是不少人所向往的。但如果口无遮拦，说错了话，说漏了嘴，也是很难补救的，所以应看对象、看场合说话，并讲究“忌口”。否则，若因言行不慎而让别人下不了台，或把事情搞糟，那是最不合算的事。
怡怡如也，可谓士矣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论语·子路
子路问孔子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互助督促勉励，相处和和气气，可以算是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相处和和气气。”
东汉著名党人，“八顾”之首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就是这样一个“真的名士”。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把持朝政，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机器在这两大集团“杀伐”与“滥赏”的血腥循环政治游戏下，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与破坏。这非但加深了下层民众的苦难，使得更多的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原东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士族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他们疯狂地卖官鬻爵，堵死了许多士族子弟正常的做官与升迁的途径。所以无论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士大夫阶层都不得不与宦官集团展开殊死斗争。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地方强大乡绅士族的支持下，一场由当时中国正直知识分子主动发起并组织的“政治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李膺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出身世代官宦家庭且官至太尉（一品）的陈蕃与同样出身世代官宦家庭并官至司隶校尉（三品）的李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一个公开“有澄清天下之志”，一个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基本上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并为他们摇旗呐喊，宣传他们“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陈蕃、李膺也领导士大夫集团通过“清议”互相标榜，奖掖后进，进一步壮大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力量，并一同对宦官专权提出尖锐批评，对宦官集团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与陈蕃、李膺相比，家世贫贱的郭泰，出身明显要低了许多，但郭泰凭着一股子“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的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日夜苦读，博览群籍，终于成了一个“善谈论，美音制”的青年书生，外加他“身高八尺（大约１８４厘米，在汉朝一尺约为２３厘米），容貌魁伟”，自然是个玉树临风、谈吐优雅的翩翩佳公子。
此时，学业有成又一表人才的郭泰开始涉足当时帝国的权力中心——洛阳，并通过当时的名士符融的引荐，拜访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士林领袖李膺。由于此时李膺声名甚重，能成为他的座上宾并得到他褒奖的后进士子，可以一日身价倍增，所以，当时人把造访李膺府邸称为“登龙门”。
可谁也没有想到，风格秀整、名满天下的李膺见到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郭泰后，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对郭泰的才学人品，交口称赞，并常常约郭泰一同泛舟出游，与他畅谈天下之事。
以当时李膺士林领袖的社会影响力，他如此推重郭泰，郭泰自然是鲤鱼跳龙门，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后进士子中的佼佼者，并逐渐成为太学生的重要领袖。据说，当年郭泰离开洛阳返回家乡太原时，为他送行的马车竟然有千辆之多。足见，短短一个洛阳之游，郭泰已经完成了从青年书生到当时大名士身份的质变。
由于东汉宦官集团的专权擅政，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所以，东汉党人运动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体行为，而是士大夫阶层自上而下的政治协同。受过士林领袖李膺知遇之恩的郭泰作为太学生的领袖，士大夫阶层的一员，理所当然地要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当时，士大夫阶层为了扩大影响，壮大声势，互相标榜，将主要的领袖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之类的美称，郭泰也以其太学生领袖的身份获得“八顾”之首的美誉。
郭泰虽然没有与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理想的至交好友生死与共，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活下来的人应该做的事。在当时一片血腥极为恐怖的政治环境下，郭泰选择了闭门讲学，他把自己的毕生所学，把那些他殉道师友“澄清天下之志”的使命感，“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责任感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几千个学生。让他们这些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去传承东汉士大夫集团的精神，为那些确难师友至死不渝的梦摁留住希望的火种。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很多以身殉道，最后倒在血泊中的正直士大夫不乏其人，他们身上都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当然，历史的惨剧也在一幕幕不停地重演。午夜，关上灯，闭上双眼，杨涟、左光斗、高攀龙、谭嗣同、秋瑾、李大钊、闻一多、邓拓这类的名字随时都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出好长一串。正直的知识分子殉道的已经够多了，滚烫的赤子之血奔流的也已经够多了。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或许更需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忍辱负重将微弱的理性与希望之火继续传递下去的“真的猛士”。正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最后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长远的打算，那么必定有眼前的麻烦。”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一个人如果做事情鼠目寸光，不是深谋远虑，那么
管仲
他一定会受到事情的困扰。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理解，但是等到我们真的要去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又会常常犯目光短浅的错误。要说做到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倒是有两个人值得我们一学，他们就是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和清朝中兴之臣曾国藩。
管仲与鲍叔牙以及召忽三人很要好，决心在事业上互相合作。他们曾经合作做过生意，但他们更想合作治理齐国。
当时齐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纠，一个叫小白。召忽认为公子纠是长子，一定能继承王位，因此对管仲和鲍叔牙说：“对齐国来说，我们三人就像大鼎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既然公子小白不能继承王位，那干脆我们三人一同辅佐公子纠吧。”管仲说：“这样等于吊死在一棵树上。万一公子纠没继位，我们三人不是都完了吗？齐国的百姓都不喜欢公子纠和他的母亲。公子小白自幼丧母，人们必定可怜他。究竟谁继承王位还很难说。不如由一个人辅佐公子小白，将来统治齐国的肯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这样，不管哪一个当了齐王，我们当中都有功臣，可以相互照顾，进退有路，左右逢源。”于是他们决定由鲍叔牙去辅佐公子小白，由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
后来，管仲射杀小白，鲍叔牙叫小白装死。管仲以为小白已死，从容地陪公子纠回国继位。不料公子小白已先回国当了国王，鲍叔牙成了功臣，管仲和召忽成了罪人。
正因为管仲事先想到了退路，所以，鲍叔牙可以在齐桓公面前说情。齐桓公不但没杀管仲，反而让管仲当了宰相，协助自己干出一番霸业。
鲍叔牙
与管仲的谋略相比，曾国藩则更显出过人的智慧与冷静。
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之时，清政府对其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度，不用这个人吧，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用吧，一则是此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其一手建立的子弟兵，又怕他对朝廷构成威胁。在这种矛盾思想下，清政府对曾国藩的任用经常是用他办事，却不给高位实权。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清政府的疑虑。
有一天，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推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数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再好不过了。
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志极高，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会同肃顺合得来吗？思前想后，曾国藩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独无曾国藩的只言片语。
有人说人的命运就是因为选择而造成的，确实如此，我们在决定一件事的时候肯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而通常匆忙下决定的人将来一定会为他的选择后悔。人生就像一盘棋，深谋远虑的人每走一步就能看到下面几步棋的走势，而有的人只会盯着眼前的一步。后者就是孔子口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那种人，他们站得低、望不远，只能将自己的人生之棋下得乱七八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