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事，是为人和处事的总称，包括了做人和做事的方面。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一切活动，都是要与人接触才能完成的。所以，人生在世，就要学会怎样为人处世。
二千年前的孔子，就深谙这个道理。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说了很多有用的话，告诫自己、教导学生。如果追溯善于为人处世的鼻祖，那非孔子莫属了。
在论语中，孔子谈论为人处世的部分，占据了很大篇幅，可见孔子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为人处世的人。
在本章中，就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孔子为人处世的方法。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泰伯
孔子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每个官吏都有自己的职责，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事、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干涉妨碍别人。因为每个人的为事方法是不同的。”
古人常用直白的语言讲述简单的道理。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样一句话。曾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君子思不出其位。”两位先贤说的是一个人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思考自己不该思考的事情。完整地理解这句话，就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担任这个职务，就不去过问这个职务范围内的事情。这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也就是说，在你的职务上把自己做到最好，你就能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如果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反而可能会弄巧成拙。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应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做该做的事情，这是中庸之道。
孔子的这句话是对专业化分工的一个说法，人只有专事自己的优势才能发挥社会的最大效率。不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人不应该管这个职位上的事。如果他管了，就是越权了，不利于人们能力的发挥，并且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一个领导与负责的关系，但上级对下级仅仅是指导和监督，一般不参与下级的具体工作。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理解这句话时，我们不要把“位”看成是固定的、唯一的东西。实际上，位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位”，可以表现为一个人的职位、身份、地位，有什么样的角色、地位，就有什么样的职责，就应该完成相应的职责。人可以同时有多重角色，这些角色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角色要承担不同的职责，也就是“在其位，谋其政”。
一个人，在家里可以是父亲、儿子、丈夫，在公司里可以是员工、上级、下级，这些都是不同的角色，“在其位，谋其政”就是要求能够认识这些不同的角色，根据需要区分、扮演好这不同的角色。
“君、臣、父、子”是不同的角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讲的就是不同角色的行为标准，使人“在其位，谋其政”。
在这方面，庄子与孔子的思想有共鸣之处。庄子说：“厨师虽然不做祭品，主持祭祀的司仪是不会越过摆设祭品的几案，代替厨师去做的。尽管庖人不尽职，他也不必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代他人行事。”成语“越俎代庖”即由此而来。
庄子
岂止是道家的庄子，就连法家的韩非子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二柄篇中讲了一个故事：从前韩昭侯喝醉酒睡着了，掌帽官见他冷，就给他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睡醒后很高兴，问近侍说：“盖衣服的是谁？”近侍回答说：“掌帽官。”昭侯便同时处罚了掌衣官和掌帽官。他处罚掌衣官，是认为掌衣官失职；他处罚掌帽官，是认为掌帽官越权。韩非子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诫君主要求臣子司守本职，超越职权就该治罪，目的是防止群臣结党营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道理谋士陈平理解得很透彻。有一回，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有多少诉讼案件？”周勃答不出来。汉文帝又问：“天下一年收支多少？”周勃还是答不出来。连续一问三不知，周勃吓得冷汗直流。
韩非子
汉文帝回过头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说：“每件事都有主管官员。如果问司法案件，找廷尉；问钱粮，找治粟内史。”文帝不太高兴，质问陈平：“如果各有官员负责，那么你这丞相要管什么呢？”陈平回答：“管大臣啊！”陈平答得爽快：身为宰相，不该样样琐事都管，宰相的责任是辅佐皇帝，协调管理各部门官员，使他们发挥所长，尽其本分。文帝很满意陈平的说辞，而周勃相形见绌，自知不如，不久便退职，陈平成为唯一的丞相。
周勃脑袋不开窍的地方就在于，汉文帝所问的事情都不是他分内的活计和职责，自己本来不在那些位置上，完全可以不考虑、不了解那个职位上的事务——况且皇帝不在那些位置上，不也不知道那些事务吗？陈平就不同了，他把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训诫用得很灵活也很果敢，敢于说不知道，并且能讲出道理来，让皇上也难以反驳和责难。
现在有很多人出于“利己”的心理，偏解了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表现为自私，“本位主义”，“自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鲁迅曾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格言做过这样精辟的剖析：这乃是“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这里的“不要管闲事”也是有特定的适用范围的，该管的也是要管的。鲁迅自己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他还鞭挞了“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贫而无怨，富而不骄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论语·宪问
孔子说：“贫穷却没有怨恨，很难；富贵却不骄傲，倒容易做到。”
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多了这样的场景：贫穷的人不想想贫穷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穷，而是怨天尤人，似乎周围的人都是他致富的障碍，都是他的敌人；富有的人不想想自己的成功是靠多少人的帮助并因此感恩，而是扬扬得意，似乎周围的人都低他一等。这两种人不正是贫而怨、富而骄的典型吗？
怨或“厄怨”、骄或“无骄”是人在贫穷与富贵时自我意识的直接流露，恰恰在这种不经意间，反映了一个人真实的做人态度。
关于这个问题，孔子还有另外一种表述，语出论语·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意思是：子贡说“贫穷而不巴结奉承人，富裕而不骄傲自大，这种人如何？”孔子说：“可以，但还不如虽贫穷而仍然快快乐乐，虽富裕却谦虚好礼的人。”
从“不骄”到“好礼”，从“无怨”到“无谄”再到“贫而乐”，看来，孔子对于面对贫富时的做人态度，要求是不断提高的。还是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更直观地理解一下无怨、无谄、贫而乐的真谛吧。
严光，字子陵，年轻时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窗，有很高的名望。刘秀称帝后，告示天下，令人寻找严子陵。但是光有名字不好找，于是光武帝召集宫廷的一流画家，描绘出严子陵的容貌，直到画得形神毕肖后，便复制了许多份，颁发天下，让各地官吏负责寻找严子陵，过了许久仍杳无音信，汉光武帝十分焦虑。
有一天，一个农夫上山砍柴，又累又渴，便到河边喝水，看见一人独自坐在河边钓鱼。他越看越觉得这个钓鱼人面熟，回到镇上，看到集市上张贴的画像，农夫才明白，山中的钓鱼人就是刘秀出重金寻找的严子陵。农夫顾不得一天劳累，扔下柴禾，飞一样跑到衙门，把此事报告了县令，农夫也因此得到了一份儿奖赏。
齐县县令上书光武帝：“有一个人，在富春山溪水边钓鱼，很像严子陵。”
刘秀立即命官吏备好车马，带上优厚礼物，想把严子陵请出富春山，然而，官车去了又回，严子陵坚辞不出山。这天，官吏又一次来到富春山，严子陵说：“你们认错人了，我只是普通打渔人。”使者不管他怎么解释，硬是把他推进了官车，快马加鞭，送他到了京城。严子陵住进了刘秀特意为他安排的房子，每日饭菜非常丰盛，还有数十名仆人伺侯他，然而对于这些他不屑一顾。
侯霸与严子陵也是旧时好友。此时的侯霸已做了汉朝的大司徒。侯霸听说严子陵已到京城，就让手下侯子道给严子陵送去一封信，表示对严子陵的问候。一见严子陵，侯子道恭恭敬敬地把信递了过去。此刻，严子陵正斜倚在床上，听到是大司徒侯霸派人送信，仍然面无喜色。接过信，大概一看，便放在了桌子上。侯子道以为严子陵因为侯霸没有亲自看望而不愉快，忙又说：“大司徒本想亲自迎接您，因为公事繁忙，一刻也脱不开身，晚上，他一定抽空登门拜访，请严先生写个回信儿，也好让我有个交代。”
严子陵想了片刻，命仆人拿出笔墨，他说，让侯子道写。信中写道：“君房（侯霸字君房）先生，你做了汉朝大司徒，这很好。如果你帮助君王为人民做了好事，大家都高兴；如果你只知道奉承君王，而不顾人民死活，那可千万要不得。”他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侯子道请他再说些什么，严子陵没有吭气儿，侯子道讨了个没趣回到了侯霸那里。
侯霸听完侯子道的话，面有怒色，觉得严子陵不把他这个大司徒放在眼里。于是把严子陵的一番话，报告了刘秀，谁知刘秀却说：“我了解他，就这倔脾气。”
当天，刘秀去看望严子陵。皇帝亲自登门，这可是件大事儿，得远迎才对。可严子陵根本不理，躺在床上养神。刘秀进来后，看到他这副情景，并不恼火，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拍了拍严子陵的肚子，亲切地说：“老同学，你难道不念旧情，帮我一把吗？”严子陵说：“人各有志，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做官呢？”刘秀听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失望地走了。
有一晚，刘秀与严子陵叙旧。刘秀问：“我比从前怎么样？”
“嗯，有点儿进步。”严子陵大模大样地回答道。
刘秀封严子陵为谏议大夫，他不肯上任，仍旧回到富春山中过他的隐士生活，种种地，钓钓鱼。富春山边有条富春江，江上有个台子，据说是当年严子陵钓鱼的地方，称为“严子陵钓台”。
“贫而无谄”，仅仅是“固穷”，是穷人保持自己尊严的最后底线；“富而无骄”也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这两种行为的心理背景，仍然存在严重的贫富界线。因此，这还算不上一种超脱的人生认知境界。
而“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完全把“贫”、“富”抛开，而以发自内心的生命喜悦和谦仁礼让作为生活的最实质性的内容与准则。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是真正懂生活、会生活的人。
忠言逆耳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论语·颜渊
子贡问交友的道理。孔子说：“朋友有过失，要尽心尽力劝告他，并引导他向善。朋友要是不接受劝导就算了，不要再自讨没趣了。”
俗语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可谓千古训条。可惜它的作用力早已在蛮不讲理的封建时代消耗殆尽，在当今人权时代，如果还把这句话当成训条，未免把人性降到了很低的层次。
忠言，对于帮助他人和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确实有重要作用。反过来讲，不能给予他人忠言的人不是真诚的人，这种人不会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有价值的想法告诉对方。也就是说，不爱别人的人不会给予他人忠言，不被爱的人也同样得不到忠言。因此，我们应该欢迎忠言，更应该给人以忠言。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逆耳的忠言呢？为什么不说顺耳的忠言呢？
这就像一种药丸，外甜内苦，含在嘴里的时候，外边一层先融化，病人尝到一股甜甜的味道，所以才有勇气吃下去，等到药丸吞到胃里，药丸里面的部分融化，也就是真正的药力部分，才发挥作用。这是利用了人本能的趋利避害的特点。同样，具体到对别人进规劝之言时，我们要有意识地多运用这种方式。让人不因忠言而苦，不仅是对人权的尊重，也是对自身修养的尊重。
王安石
众所周知，苏东坡和王安石在政治上是死对头，在生活上却是好朋友，那么，他们是怎样处理这种复杂关系的呢？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王安石，进门一看，王安石不在，但发现书桌上压着一张尚未写完的诗，诗只写了两句：“西风昨晚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年轻气盛而又自负的苏东坡心想：“这西风只有秋天才会刮，而菊花具有傲霜气骨，只有到了深秋季节才渐渐枯萎，岂会花落满地，更何谈‘吹落黄花满地金’呢？王公啊王公，好不自负，好不糊涂，竟然闹出如此笑话！”于是，拿起桌上的笔，接着王安石未写完的诗，信笔写下：“秋花不似春花落，说与诗人细细吟。”然后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回去了。
王安石回家后，见桌上的诗，知道苏东坡来过，而且见笔迹也知道是他所写，心里暗想：“这苏东坡年轻自负，我得想法子用事实教训教训他，让他明白到底是谁闹笑话！”
王安石心生一计，即刻向宋神宗建议将苏东坡调到湖北黄州府做团练副使。苏东坡接旨后，心里很不痛快，心想这王安石就因为我揭了他的短，便上奏皇上叫我去湖北当苦差，但皇上已降旨，又不敢违抗。
苏东坡到任后，心里耿耿于怀，无心做事。有一天，他邀请好友陈季常一道在后花园饮酒赏菊，殊不知二人来到后花园一看，居然见不到一朵盛开的菊花，只见黄色的花瓣掉了一地，恰似“满地铺金”。原来前几天正好刮了大风，就将菊花纷纷吹落了。此时，苏东坡才恍然大悟。陈季常见苏东坡有些惊诧，便问：“你为什么惊讶呢？”苏东坡才将前不久在王安石家错改菊花诗一事告诉了陈季常。接着，苏东坡感叹道：“我真是错怪了王公，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日之事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训，凡事都要谦虚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不可自作聪明，骄傲自负。”后来，苏东坡主动向王安石赔礼道歉。
王安石“教而不语”，用客观事实来教育苏东坡，真是无言胜有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骄傲自负的苏东坡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得到了深刻教训，从此谦虚谨慎，并成为声名超过王安石的一代大文豪。
这样的忠告方式岂不是更好吗？如果王安石采取直言忠告的方式，那么苏东坡估计是很难接受的，即便是接受必然是勉强的，而且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其实，仅有好的愿望还是不行的，忠告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否则就不可能收到效果。如果我们能做到以下几点，你的忠告就容易被人接受，“忠言”也就不会逆耳了。
首先，态度一定要谦和诚恳。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忠告说到底还是为对方着想，这是忠告的根本出发点，因此，要尽量让对方明白你的一番好意，就必须谨慎自己说话时的语气、表情、措辞等，千万不可疏忽大意，草率行事。说话时，态度要注意自然，不要表现出你对他已经失去信心的样子，用语不要太过于激烈，但也不能太委婉，否则他会认为你是在求他，或是让他觉得你是在假惺惺地表演。
其次，要选择适当的场合和时机。如果是你的下属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事情最终没有办好，此时最好不要向他们提出忠告。如果你这时说：“你如果当时不那样做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事了”之类的话，即便你真的指出了问题的要害，而且说的也很在理，但你要注意，当对方正在努力做这件事的时候，而你自己没有做。如果是这样，对方虽然口中不说什么，但在他心里可能就会这么想：“有本事，当时你自己做”，“只会教训人，那么难，你不一定也能做好”等，对方有了这样的心理，那你的忠告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相反，如果此时你能多说这样的话：“辛苦你了”，“我知道你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这件事确实不好办，要是我做也不一定做的好啊”。先安慰对方一下，让他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再不失时机地与他一起分析失败的原因，最终他就会很乐意接受你的忠告。
当然，选择在什么场合提出忠告，也应当值得注意。原则上讲，提出忠告最好是一对一，没有第三人在场，如果在办公室，大家都埋头认真工作的时候，你就当面说他，即使你当时觉得很气愤，但对方不管你的感受，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和其他在场人的感受，他会觉得很没面子，那么你就无形中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以后的工作也就没有任何的激情和积极性了。
最后，不要以事与事、人与人相互比较的方式提出忠告。因为在比较两个人的时候，总有意无意地会将对方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做比较，这样就更加容易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了。我们看一个例子：有一位母亲是这样忠告自己的儿子的：“我说儿子，你看看隔壁家的小明多有礼貌，多乖啊！你和他是同岁，你怎么就不如他呢？儿子，你可要好好向他学习、做个好孩子啊。”这是中国最经常出现的家庭式教育，我们来看儿子是怎么回答的：“哼！嘴里整天就说他这好。那好，你干吗要把我生下来啊？你干脆让他做你的亲生儿子算了！”
可见，忠告有时候是令人难堪的，但是只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一想，言行举止中多一点关爱和尊重，那么，你的忠告就不可能“逆耳”了，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在人际关系中，“朋友”是一种最松驰的人际关系。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这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但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开诚布公地劝导他，推心置腹地讲明利害关系，若他坚持不听，那就作罢吧。
如果别人不听，你一再劝告，就会自取其辱。这是交友的一个基本准则。所以清末志士谭嗣同就认为朋友之间最应该使用的语言就是称赞。其实，孔子这里所讲的，就是忠言逆耳的意思，不过是需要自己适可而止罢了。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
曾子说：“君子以文章学问来结交朋友，依靠朋友帮助自己培养仁德。”
曾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以文章学问作为结交朋友的手段，以互相帮助培养仁德作为结交朋友的目的。这是君子之所为。
我们谈到交友从缘来看，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命中注定的事通常是在家庭范围内，父母和子女啊，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关系；在社会上呢，朋友往往是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通常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缘就是指条件来源，那么在它的发展方面呢，就可以从缘有长短，缘有深浅，缘有好坏来看。
交朋友一定要真诚，所谓的“忠告而善导之”，忠告就是忠言逆耳，我作为你的朋友要像镜子一样来照鉴你，善导就是好好地引导你，用好话设法好好地劝你，又能够用些方法来引导你。
有一次，蘧伯玉派一个朋友到鲁国看望孔子，孔子和他见了面就问这位来宾，我那位老朋友如何？这位来宾就用了一句话来回答，蘧老先生想要改正自己的过错，没有办法，怎么办？这个使者走了之后，孔子说，真是一个好的使者，替别人传话的使者。所以他跟蘧伯玉做朋友，两个人通消息的时候说我想改正自己的过错，还没有做到。他的这个朋友每天都在进步啊，人们都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讲的是这个，而不是说过了三天后一看，哎呀，你怎么整形了！这个刮目相看是说感觉到，不断地在成长，还有一句类似的话是，三日不读书，便觉得面目可憎，言语乏味。可以看出人只有在不断地求知，不断地修德这两方面改进才能不断地改进生命，而孔子和他的朋友也都可以说是志趣相近啊。
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德学说中，一向重视“礼”的作用。“礼”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是重要的道德约束。
孔融
孔融让梨的故事想必每个人都听说过吧，故事中的主人公孔融，在一次家中分梨吃时，别的孩子都挑个大的，而他却挑了个小的，将大的留给别人，细读这个故事，足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何等崇尚礼，在古代礼貌尚且如此重要，今天，礼貌就更应受到人们的重视。
古代礼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谦让，朱熹说：“让者，礼之实也。”但是礼让并非无原则地讨好退让和屈从。礼让是美德。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因此，要注意做到求同存异，能容纳别人。
春秋晚期吴国的公子季札到徐国访问，与徐君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徐君羡慕季札腰间的宝剑，季札有意相赠，但因肩负着出使其他国家的任务，不能赠剑，便在心中许诺：“以后再送给他吧。”当他完成出使任务，返途经过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了。季札赶到徐君的坟墓，并解下佩剑挂在墓边的大树上。随从不明白，季札说：“当初徐君爱这把剑，我因没有完成使命，所以没有赠送，但我心里早已应允了。不能因为朋友已死，就背离原来已经许诺了的事情。”
中华民族对诚十分重视，言必信，行必果，人一定要遵守诺言。中国人一向崇尚信用的高尚情操。
印度泰戈尔曾说过：“蜜蜂从花中啜蜜，离开时，嘤嘤道谢。”在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每天都要和人交往，而文明礼貌待人处事，是我们必修的一课，因此我们要重视礼。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论语·十则
孔子说：“大家整天聚在一起，谈话丝毫不涉及道义，却喜欢卖弄小聪明，这种人真是难办啊！”
我们今天的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茶楼酒馆、卡拉０Ｋ厅等娱乐消闲场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说些天气，说些股票，说些金融危机、气侯异常，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说些东家长，西家短，某某领导和某某领导之间有些什么瓜葛，某某男同事与某某女同事之间又有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一句话是上得台盘，见得世面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现象，有点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清谈”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就曾经批评当时南方的读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北方的读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言不及义也罢，无所用心也罢，都还只是无聊而已。可偏偏就是这些人还喜欢卖弄小聪明，大家凑在一起就专门研究张三，研究李四，耍些小心眼，出些鬼点子整人，今天攻击张三，明天攻击李四。在这些小聪明方面，这些人真正是天才，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甚至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所以，我们切不可轻视了这种小聪明的危害。
在政治谋略中，“小聪明，大糊涂”是万万要不得的。而杨修恰恰是犯了这个错误才做了曹操的刀下之鬼。
杨修是曹操的主簿，他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是很有名的思维敏捷的官员和有名的敢于冒犯曹操的才子。
曹操
刘备亲自打汉中，惊动了许昌，曹操也率领４０万大军迎战。曹刘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适逢厨师端来鸡汤。见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有将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把这作为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即令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众将大惊，请杨修至帐中细问。杨修解释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大家信服，营中诸将纷纷打点行李。曹操知道后，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便把杨修斩了。
后人有诗叹杨修，其中有两句是：“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这是很切中杨修之要害的。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兵出潼关，到兰田访蔡邕之女蔡琰。蔡琰字文姬，原是卫仲道之妻，后被匈奴掳去，于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传入中原。曹操深怜之，派人去赎蔡琰。匈奴王惧曹操势力，送蔡琰还汉朝。曹操把蔡琰许配董杞为妻。曹操一日去访蔡琰，看见屋里悬一碑文图轴，内有“黄绢幼妇，外孙杵臼”八个字。曹操问众谋士谁能解此八字，众人都不能答。只有杨修说已解其意。曹操叫杨修先勿说破，让他再思解。告辞后，曹操上马行３里，方才省悟。原来此含隐语“绝妙好辞”四字。曹操也是绝顶聪明的人，却要行３里才思考出来，可见急智捷才远不及杨修。
曹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后曹操去观看时，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一“活”宇。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翻修。曹操再看后很高兴，但当知是杨修析其义后，内心已忌杨修了。又有一日，塞北送来酥饼一盒，曹操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放在台上。杨修入内看见，竟取来与众人分食。曹操问为何这样？杨修答说，你明明写“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你的命令？曹操虽然笑了，内心却十分厌恶。曹操怕人暗杀他，常吩咐手下的人说，他好做杀人的梦，凡他睡着时不要靠近他。一日他睡午觉，把被蹬落地上，有一近侍慌忙拾起给他盖上。曹操跃起来拔剑杀了近侍。大家告诉他实情。他痛哭一场，命厚葬之。因此众人都以为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知曹操的心，于是便一语道破天机。凡此种种，皆是杨修的聪明犯着了曹操：杨修之死，植根于他的聪明才智。
杨修
杨修终于结束了他聪明的一生。他的聪明，大智者看来，其实只是小聪明大愚蠢。大智者能心里明白而不随便表露出来，绝不表现得比别人聪明。如果杨修知道他的聪明会给他带来灾祸，他还会耍小聪明吗？所以他的愚蠢处就是不知道耍小聪明会带来灾祸。这样的人算聪明吗？显然不算。多少年来，他被提拔得很慢，显然是曹操不喜欢他的缘故，这他没有意识到。曹操对他的厌恶、疑心越来越深，他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说，该聪明时他反倒真糊涂起来了。如果他迎合曹操，不表现他的小聪明，那么他很可能会成功的。人们也许会说，杨修的死，关键在于曹操的聪明和多疑，但是，换了谁，作为上级也不大愿意让部下全部知道他的心思，他的用意。显然，杨修最终非失败不可，这可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罗贯中说他“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他的才太外露了，从谋略来看，尚不是真才，不是大才，至少他不知道韬光养晦，不知道大智若愚，不知道保护自己。那么，除了灾祸降临，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曹操是何等聪明之人，在他跟前，笨蛋当然不会受到重用，才能太露也有“功高盖主”之嫌，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会掌握“度”。“过犹不及”，就是说，太聪明了反倒不如不聪明，实在是至理名言啊！
明代大政治家吕坤以他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的结论。他在呻吟语中说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唯恐精明不至，乃所以为愚也。”
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精明还是非常需要的，但要在浑厚中悄悄地运用。古往今来得祸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精明的人，没有因浑厚而得祸的。现在的人唯恐不能精明到极点，这就是之所以愚蠢的原因啊！
这就是说，聪明是一笔财富，关键在于怎么使用。财富可以使人过得很好，也可能使人毁掉。凡事总有两面，好的和坏的，有利的和不利的。真正聪明的人会使用自己的聪明，那主要是深藏不露，不到火候时不要轻易使用，一定要貌似浑厚，让人家不眼红你。一味耍小聪明，其实是笨蛋。因为那往往是招灾引祸的根源。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是做学问，还是治家务农，都不能耍小聪明。
耍小聪明的人有两种灾祸，一个是被人猜忌防范而招祸，一个是自己会把事情办坏而不能成功。它可以使人得意于一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然而终究还是自毁，永远不会取得真正的、伟大的成功。
欲速则不达，小利败大事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
子夏做了莒父的县长，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求速成，不要图小利。想求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
为政有一条大原则，就是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要有远大的眼光。即拿出一种决策，开始每一项行动，都要顾及到后果，筹百年的大计，不要想很快地就拿出成果来表现，更不可冲动，感情用事；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的心力，要顾及到整体大局。
反观历史，一心求速成，因冲动而坏事甚至误国的教训还少吗？
三国时由于东吴利用关羽骄傲自满的情绪，赚取荆州，并杀了关羽，使刘备悔恨交加，决计举倾国之兵，东出伐吴，企图消灭吴国，为他的二弟关羽报仇。
赵云当时劝阻道：“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刘备却回答道，孙权害死我二弟关羽，我与他有切齿之仇，“啖其肉灭其族，方雪我恨！你不要阻拦”。赵云仍坚持劝阻道：“魏国之曹丕是窃汉朝而王天下的国贼，我们与他的仇是公仇，讨伐东吴报杀弟之仇是私仇，但愿我主能以天下为重。”刘备愤愤地说道：“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因一时的愤怒，奋斗的大目标他已抛至脑后，硬是不听赵云的劝谏。
诸葛亮见这种情形，便率领文武百官当面劝谏。刘备也不听，后来诸葛亮又专门写成奏章，讲明伐吴的害处，刘备也置之不理。学士秦宓再谏，刘备甚至要砍他的头。诸葛亮等人也只好由他去了。于是刘备亲自率领七十五万大军，出师伐吴。
起兵之时，蜀军一路上浩浩荡荡，气势恢宏，斩将夺关，蜂拥而来。此时东吴的大将周瑜、鲁肃、吕蒙已先后身故，孙权在危急之时，拜一儒生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东吴６郡８１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并郑重地嘱托道：“京城以内的事，我自己主持，京城以外的所有疆土上的事，由你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