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商劝汉成帝不信谣言
汉成帝当政时期，关内连下40多天暴雨。百姓受到惊扰，京师渐渐谣言四起，说是洪水马上就要来了。百姓急于逃难，造成了许多起大型踩踏事件。老人、小孩的惨叫声连绵不绝，长安城内一片混乱。
大将军王凤提议，太后、成帝及后妃应该上船避难，皇帝可以令官员、百姓登上城楼躲避洪水。
群臣们纷纷赞同王凤，只有王商反对道：“从古至今，再无道的昏君当政，洪水也不会泛滥到越过城墙的地步。现如今怎么可能会有洪水在一日之内就暴涨涌向京师？这定是个谣言，陛下决不能安排官员百姓登上城楼，否则百姓觉得谣言是真的，只会更加惶恐不安。”
汉成帝一想觉得有道理，决定按兵不动。不久，混乱稍稍止住，皇帝派人调查，发现洪水果然是谣言，大家都称赞王商的冷静理智。
“谣言止于智者”，智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人云亦云。面对谣言，不要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唯有仔细观察，理智思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丙吉宽容得人心
汉朝有一位丞相叫作丙吉，他的驾车人非常喜欢喝酒，经常毫无节制地狂饮。有一天，驾车人跟随丙吉外出，醉后腹内翻涌，一口吐在了丞相的专车上。西曹（官署名）主吏禀报丙吉，要解雇驾车人。丙吉道：“一个人因为醉酒的过失而被驱逐，那要让他之后去哪里找工作呢？西曹暂且忍一忍，不过是脏了丞相专车里的褥子而已。”于是驾车人留了下来。
这个驾车人出身边塞，熟悉边塞紧急传递情报的方式。有一次驾车人外出，正好遇到驿馆的骑兵带着红白袋子，他知道这代表边塞有紧急情况发生。驾车人连忙跟上去打探消息，得知是外敌侵入云中、代郡。于是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丙吉，并说：“恐怕是外敌入侵边塞，当地有不少年老多病的长官都无法应对战事，大人可以先看看相关资料。”
丙吉觉得他说的对，便召集东曹查询边军官员的情况，分条记录他们的年龄、履历。还没完成，皇帝就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询问抵御外敌的边境官员的情况。丙吉因为提前预习，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而御史仓促之间没有准备，无法做出详细的回答，受到了皇帝的责备。
容忍别人的小过错，别人会把报恩的情谊压在心底，有机会就会竭尽所能去报答。由此看来，那些揪住别人过错不放的人，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丙吉问牛抓根本
西汉时期，丞相丙吉在路上遇到一群人在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丙吉绕过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人，不闻不问继续往前走。随行的官员感到很奇怪，又不敢询问，只能继续跟着他往前走。
一行人走出一段距离后，看见有人在赶牛，这头牛气喘吁吁，一直在吐舌头。这时，丙吉下令停止前进，派侍卫询问赶牛的人：“这牛走了几里路？”
随行官员实在摸不着头脑，对丙吉问道：“丞相您用意何在？刚刚那么多人在死斗您不问，一头牛走了几里路您却这么关心。”
丙吉语重心长地对他们道：“百姓因私下斗殴而死伤，这是长安令、京兆尹等官员需要负责的，应当交给他们派人抓捕犯事者、审理裁决。我是丞相，只负责到年终的时候，考核他们的政绩，给他们评优劣。然后根据考核结果禀告陛下，对他们赏罚得当就行了。作为一朝丞相，我不能亲自去管一些超出我职责范围的具体事物，所以我不会在群斗的现场过问干预。”
随行官员恍然大悟，敬佩地看着丙吉，谁知丙吉却忧心忡忡道：“真是太奇怪了，现在明明是春令时节，天气不该太热的，我看那牛喘得那么厉害，只怕是天气炎热。若是春令时节都这么热，不符合节气，那就是时令失调啊。气候反常就有可能影响庄稼的生长，给百姓带来灾祸。既然贵为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那国家是否风调雨顺，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才是我最该关心的问题。凡是有关这些的事情，我都要争取先调查清楚，做到心里有谱。所以，看见牛喘气吐舌头，我就必须亲自问明白。”
随行官员这才彻底明白，丞相看似不分轻重缓急，只顾牛不惜人，但其实是以身作则，令百官各司其职，于是纷纷叹服丞相的贤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而上位者决定大局方针，要明晰事物的重要等级，分清主次，不能舍本逐末。可贵的是，丙吉并没有忽视百姓斗殴的问题，而是将其放置于问责机制之下，这更能体现责权分明的理念。
张释之阻止太子进宫门
张释之刚刚担任公车令（主要负责守门、巡视皇宫、转达信息）时，太子和梁王乘坐着同一辆车上朝，他们在到达皇宫外的司马门时，仍然安坐在马车中。
按照当时的律令：“所有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没有遵守的人要被罚金四两。”
因此，张释之一见太子和梁王竟然带头违反法令，就直接上前拦住去路，不准太子和梁王进入宫殿，并把他们的不敬之罪上报给汉文帝。
这件事惊动了薄太后，汉文帝因自己教子不严，向太后免冠赔礼道歉。于是，薄太后专门派使者送来了赦免太子和梁王的诏书，张释之才放太子和梁王进入殿门。
经过这件事后，汉文帝十分赏识张释之的胆识，对他升官提拔。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张释之严格履行职责，即使与皇室特权相冲突，也毫不退让。在封建社会，张释之不畏权贵，他的行为暗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可谓是超越时代。
张释之劝汉文帝依法行事
有一次，汉文帝的车驾行过中谓桥，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冒出来，他一跑动便惊吓到为汉文帝拉车的马。马匹受惊，汉文帝在车中也很狼狈。汉文帝当即下令逮捕此人，交由廷尉审判。
担任廷尉的张释之开始审问。那被捕的人道：“我是从外地来的，初到此地，听说皇帝的车队马上就要过来，一时情急就跑到桥下躲避。我等了很长时间，猜想车驾已经离开，就走出桥下，结果正看见车马通过，就赶忙跑起来想要躲一躲。”
张释之据此上奏判决：“此人犯跸（跸读作bì，犯跸的意思是冲撞皇帝车驾），依律应当判处罚款。”
汉文帝闻言生气道：“此人令朕的马受惊，幸亏这匹马性格温顺稳重，如果换做其他马匹，岂不是会令朕受伤吗？这么严重的事情，廷尉竟只判他罚钱了事！”
张释之答道：“皇上与天下百姓遵守的都是同样的法律啊！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您现在却要更改，还想对他严加处罚，那这样的法律还如何令人信服？如果当初在他犯跸的时候，您就派人把他原地处死，那谁也不好说什么。但现在您把这件事交给我，我身为廷尉，是执掌律法的全国最高长官，必须要做到公平。如果有一点错漏被人发现，那从今往后全国实行的法律都很难被公正地执行了，臣民眼中法律失去尊严，那以后他们的行为就会失去规范。这件事陛下您可要考虑清楚啊！”
汉文帝沉默许久，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还有一次，有一个人潜入宗庙，偷盗汉高祖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得知此事后，震怒非常，等犯人被捉拿归案后，汉文帝令廷尉张释之负责审判。张释之按照律法规定，判其斩首，并暴尸街头示众。
张释之奏明汉文帝，汉文帝怒不可遏，质问道：“这个人胆大妄为，藐视君王，竟然连先帝的器物也敢偷！朕把他交给廷尉，就是要你诛灭他三族，但你却把这当作一件普通的违法之事来处理，还奏报给朕！这不符合朕敬奉宗庙的本意！”
张释之跪下脱冠，磕头请罪道：“按法律规定，最多只能判他斩首弃市。犯罪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来量刑，这都是有标准的。现在这个人盗窃宗庙器具，您就要夷他三族，这是轻罪重罚，因为他所犯之罪，只抵得上这处罚的万分之一。将来如果有人私取高祖皇帝陵墓上的一把土，陛下还能用什么更重的刑罚呢？”
汉文帝沉思片刻，在与太后商议之后，认为张释之是正确的，同意了他的判决。
依法行事而不受掌权者干扰，尤其是帝王的支配，是最难的。张释之作为最高司法官员，认为案件一旦由他经手只能依法处理，即使是皇帝的意愿也不能顺从，公正司法正需要这种精神。
王充的驳鬼论
东汉时期，许多人都信奉鬼神之说，而王充则坚持唯物论，四处宣传无神论。当时，很多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变作鬼，有人就声称自己见过鬼，说鬼的容貌穿戴跟生前一般无二。
王充一下就听出了其中的矛盾之处，他讥笑道：“你们说人死了，灵魂会变成鬼，但难道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有灵魂，也跟着变鬼了？不过依照你们的说法，衣服是没有灵魂的，那自然也变不成鬼。如果你们真的见了鬼，那它不该赤裸身体、不着寸缕吗？怎么还有衣服穿呢？”
他的话令对方哑口无言，王充继续调侃道：“古往今来几千年，死去之人不知道要比现在活着的人多多少，如果人一死就变鬼，那路上岂不是站满了鬼？人要是真能看见鬼，就该看到百万千万的鬼，满屋满院的鬼，街头巷尾密密麻麻的鬼。可是，有几人见过鬼呢？那见过的人不都说只看见一两个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有人辩道：“怎么可能所有人死了都会变成鬼，只有那死时心怀怨恨、灵魂没消散的人才会变为鬼。古书上就记载过，春秋时，吴王夫差将伍子胥扔进锅里煮了，又抛尸江中。伍子胥含冤惨死，怨气难消，化为恶鬼。所以，每年秋天潮水泛滥就是他在发泄愤怒，如此威力，怎能说世上无鬼呢？”
王充道：“害死伍子胥的是吴王夫差。吴国早已灭亡，吴王夫差早就死去，伍子胥还能和谁做仇敌，怨恨谁呢？就算伍子胥真变成鬼，还能掀起大潮，那他当初被投进大锅的时候，怎么不施展掀起大潮的本事，把那一锅的滚水泼向吴王夫差呢？”王充的话就像当头棒喝，驳得众人无言以对。
《孙子兵法》有云，“攻心为上”，要想驳倒对方，论证就要直击对方要害，如此才能占据主导，循序渐进，瓦解对方的观点。王充知道鬼神论已在那些人心中根深蒂固，难以直接驳倒，便抓住漏洞，掌握主动权，予以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