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除了权臣鳌拜，平定了“三藩”之后，康熙帝玄烨觉得确实应该喘口气了。可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战场上，以武力征服顽敌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被汉人视为满洲夷人的帝王来说，要彻底化解民族歧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使汉人心服口服，真的是一件长期又艰难的事情。

顺治初年，由于对汉族官员总是持有歧视态度，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一直高于汉官。正是这种明显的歧视，打消了汉官的积极性，有些汉官甚至抱着混日子的态度，三心二意地应付当时的局面。等到玄烨亲政后，他就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然是满官当家做主，但起码在形式上可以看得过去。同时，玄烨又采取了另一项对汉族士大夫的招抚攻心之策。本来清军一入关，就已经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企图对汉族士大夫诱之以功名利禄。但是，依然有一些名望很高的知识分子仇恨清朝，不肯应试为官。玄烨知道，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他们的对立情绪肯定会逐渐缓和。因此，他认为继续征召，才是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最佳办法。

康熙九年（1670年），玄烨以“孝康皇后升柑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又不自愿出来为官的遗老，提拔他们为“山林隐遗”之士，并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是，玄烨如此尽心尽力地做事，却仍然看不见效果。比如，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颐，当他们接到清廷征召的旨意时，竟然称病不肯服诏。玄烨瞬间觉得身心俱疲，但也没有就此放弃，依然在苦思冥想能够收服人心的大计。

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势力被先后分化的关键时刻，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辞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随着这道谕旨的发出，一场大规模搜访荐举人才的活动正式开展。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一百七十余人报名参加。这一次，玄烨终于成功了。玄烨决定利用好这一机会，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以及真心诚意。同年十一月，各地被举荐的名士都陆续抵达京城。玄烨并没有立即开考这场被命名为“博学鸿词”的特科，他先发了这样一道旨意：“冬季白天时间太短，不利于答卷，难以显示各学人的才华，可将考期后延，待来年春暖再行安排。”同时，玄烨还命令主管部门——礼部一定要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问题，决不可怠慢。并给每位应试者每月发放白银三两、白米三斗，以解决应试者饥寒交迫的忧虑。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玄烨一大清早就起驾到堂子（清帝祭神的地方）致祭，之后才回宫登上了太和殿。在一片礼乐和传呼声中，应试者开始排队进入太和门。当他们齐集太和殿前，首先对皇帝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才来到体仁阁下依次就座，准备应试。这时候，大学士才捧来试题，试题分别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正当应试者准备答卷时，朝廷又发来一道旨意，赐宴体仁阁，并由大学士亲自向应试者宣布。在此之前，凡是来参加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从来没有被赐宴，玄烨却做到了。随后，玄烨又命大学士、掌院学士等官员陪应试者赴宴、赐茶。等他们都吃饱喝足之后，考试才正式开始。应试者这才意识到，这次考试试题如此简单，要求如此宽松，根本不像是在考试，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几个小时后，吏部便将所有应试者的考卷收齐，这场张罗半年的“博学鸿词”特考就结束了。

第二天，玄烨在朝官和侍卫的簇拥下，带着试卷由京城向南行。在行至河北定兴附近的十里铺村时，停留了下来，并在那里连续住了5天。后来抵达保定，随后返回京城。在路上的这十几天里，玄烨翻看了应试者的试卷，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只是有部分应试者答得不是很理想，或许他们是故意没有认真答卷吧。对于这些人的试卷，玄烨也不想认真，与阅卷官大学士李爵、杜立德、冯溥和翰森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等人商量后，便开始拟写录取名单。

玄烨认为，那些特别有影响、有名气的人，必须要录取。本着这一原则，这次“博学鸿词”特考，取中一等彭孙通等12人，二等李来泰等30名。就连那些诗句不通、逻辑不通的试卷都被列入录取名单，比如朱彝尊、潘耒等人，还有毛奇龄写的诗，里面竟然还有违碍字样；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一个叫严渑孙的应试者，竟借口眼睛不好，只写了一首《省耕诗》，结果也被录取了。对于这些应试者，玄烨都特加优待，并授为翰林院检讨。如此看来，玄烨收服人心的策略，取得了初步成功。

其实，玄烨早在举行“博学鸿词”之前，他就注意到开科举、设特科、召山林隐逸这些办法，但他觉得这些办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那些注重读书的人而言，他们的被召用，固然可以发挥广泛的影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那些汉族地主有财势者和科举落第者。因此，在三藩之乱发生不久后，玄烨又下令实施捐纳制度。当时清廷的确是财政紧张、兵费支拙，这次正好可以一举两得。准许那些名落孙山、入仕无路，又总想为官扬名的一些落魄士人和地主，出钱即可捐得知府、知州、知县或者监生、生员出身。如此一来，便吸引他们与清朝合作，减少了参与叛乱的同时，又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这一办法果然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清廷每年捐纳收入，竟高达二百多万两银子，大大缓解了军费的紧张状况。

就当时收买人心的实际作用来说，捐纳制度甚至较“博学鸿词”特科的影响范围更宽、更大。其实，玄烨的初衷并不是真的想用选人的博学鸿词者来修撰《明史》，他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缓解民族矛盾。从这一点看来，玄烨好像已经基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