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芝加哥日报》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代表《霍尔斯坦因报》的瑞士人和战地服务团的几个老朋友：西奥多·图将军、杰克·杨和由蒋介石的专用摄影师朱同志带队的“历史上的今天”电影团队。

“历史上的今天”团队最近制作了一张西班牙战役的海报，名叫《西班牙的地球》，现在他们希望能够记录下中国为独立而战的这一刻。团队的主席乔伊斯·埃文斯和摄影师约翰·费诺都是尼德兰译注：今荷兰。公民，他们一同协助一位为《生活》拍摄照片的年轻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卡帕也有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摄影作品，有着极其出众的戏剧感。他们几个都对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兴致浓厚，毫不畏惧地找寻真相。

送兵的火车涌进了徐州，尽管交通情况很恶劣，我们还是在规定时间里走了二百英里。徐州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处在天津—南京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线交汇处。

我们在长老会教会医院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这家医院由一个热心肠的苏格兰人麦克菲登以及本身是医生但在中国做了四十年药剂师的格里尔夫人管理着。

这座城市的常驻人口约有七十万，虽然很多居民都已被疏散到了西边，不过看起来仍然还是兴旺的大都市。徐州现在是一个自北向东，且延展向南的半圆形反攻战略区的中心，所以街上身着制服的人数不胜数。乐观主义者坚信，它比在郑州或汉口的防线还要坚固。在战争中有个有趣的现象是，距离敌方越近，人民和士兵的信心越足，离得远的只有恐惧与悲观。

在第五战区的指挥部我看到了李宗仁将军。他不高但是壮实，大概五十多岁。其时，李将军正忙着自己的事情。他简单的生活习惯比我见过的其他中央政府领导人更贴近八路军的生活方式。

他说，日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包围徐州西线的计划，转而前往东北方向四十英里外的津浦铁路支线的一个小城镇台儿庄去了。另一个纵队正以山东省最主要的海滨城市青岛为突破口横穿中国赶往那里。迄今为止他阻止了这些纵队与日军大部队集合。从位于南部的城市浦口行进的日军已经在距蚌埠将近一百英里的地方被阻断。

李将军对我想要跟随一个师团前往前线的要求表示赞同。事实上，当晚他马上要去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孙连仲将军在台儿庄前线的司令部，将会很高兴在自己的专列上能有我为伴。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

到了车站后，我发现“历史上的今天”团体以及美联社的欧文·爱波斯坦也在那儿。专列到站时，车上不只有李将军，还有蒋介石的代理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我们启程向东去时已经是黄昏了。

李将军和白将军曾经都是广西军的司令，是除了国共两党军队外最有势力的一支部队。他们出现在这儿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联合一致，因为在此前直至1936年的8月，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抗情绪十分强烈。

他们两个人都是百年一遇的军事人才，我认为白将军有着这个国家里最明智的军事头脑。1926—1928年，两人都因在北方的一场会战而蜚声全国哦，并且在1929年起兵反蒋，最终又都撤兵回到了南方的广西。从此励精图治建设广西，进行经济改革及组织了一支劲旅。1931年日军入侵满洲里后，他们同共产党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劲敌。1936年，蒋委员长通过和平谈判，成功地再次取得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在某些地区，广西的行政区被叫做右翼政府，在其他地方被叫做民族社会主义者（但不是纳粹的变种）。实际上随着每个乡镇都建立了代表政府，渐渐地显示出来了慈父般的独裁专政。不论怎样，广西在近几年里似乎很享受成为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省份。

从表面和舆论情况来看，白将军有点像过着某种军队上的苦行生活，他从不松懈的自律和对兵法策略研究的投入使他坐上了中国军事领导人的头把交椅之一。他是个伊斯兰教徒，在维护青海、甘肃、宁夏地区的教徒对祖国忠诚方面起了极大作用。

火车在徐州以东四十英里的地方向北拐道进入支线后驶向大运河前往台儿庄。列车在到达一个看似是军用的车站之前缓慢地在黑夜中又行驶了三十五英里。这有几支支线供装卸补给和运送伤员使用。孙连仲将军将带着他的高级军官们来此参加一个午夜会议。

我们取了行李，行走在夜间被蜿蜒的担架挤满的火车站里。我们看起来一定像来自好莱坞取景的电影剧组，而且是配备着三脚架和其他摄影装备的专业剧组。当我们亦步亦趋地走在模糊的小路上时，北方不远处还不时传来的几声枪响，这更是时刻提醒我们战场就在我们身边。凌晨四点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小村庄坐落与一座山的背阴面，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是几张生皮制成的简易床。不久我们都钻进了被子赶紧享受几个小时的短暂睡眠。

早上七点时我们被持续传来的低沉炮火声音吵醒了，随后泰德·图宣布孙连仲将军邀请我们一起跟他吃早餐。在仓促的洗漱后，我们跟他一同坐在了洒满了阳光的院子里，周围的屋子被他用来当做指挥部。他几乎整夜都在开会，此刻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解脱。他的欢迎很亲切，不久勤务兵端上了面条、鱼和米饭，我们也就各自落座了。

孙将军是北方人，骨架很大，身高约有六英尺，在旧国民党军队的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冯玉祥非常信赖的下属。他没有接受过优质的教育，在此也没有优势，但是他长达三十年的不断学习、观察和实践军事的艺术，使他成长为一位长于实践的将军。孙将军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在政治上没有二心的军人，甘于将自己奉献给艰苦卓绝的军事任务。这可能就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从冯将军那里，他习得了协同人民共同抵抗的价值，并且将这一价值取向灌输给了他的部队。他最有魅力的一点是能够将权力下方给下属，完全任由他们做决定，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这样做。

一起吃饭的还有参谋长金典荣将军，这位将军三十出头的年纪，曾在德国指导下的中央军事学院接受过训练。

吃过早饭后，孙将军带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站在了作战地图前。

“日军的第十师团”，他开始说道，“沿着北边这条铁路支线向我们这里移动，目的是占领枣庄和峰县。”他分别指了指距离台儿庄三十英里和二十英里的两个城镇。“他们要与从青岛和高密赶过来的一零五师汇合。”他的手指从海边顺着西南方向划过了山东全省后指向了距离台儿庄北面六十英里的临沂。“我们把张自忠将军的部队派往了临沂，安排了汤恩伯的部队埋伏在临沂和台儿庄之间，以便阻止敌军的两个师团汇合。”

我们坐在了地图前的长板凳上，他点燃了一支烟后也递给了我一支。回忆起往事，他面带微笑地继续说：

“我在3月20号时带着我的部队到了这里，三十一师与四川军进行了调剂，23号他们在泥沟遭遇了日军的第十师。我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到大运河北岸的台儿庄南侧。我感觉，等我的部队离敌军侧线足够近时定能将他们逼到退无可退的位置上，这样我们攻击起来力度也就越大。这一策略的制定，基本是利用了日军太过轻视我们的军事力量而过于鲁莽和自信的弱点。

“迄今为止，我们的计划完成得很成功。我们把守住了大运河沿线和台儿庄西边三分之二的大部分地区。日军现在处于一片长二十五英里、宽十五英里的开阔地带上，很显眼。我们正努力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线，摧毁日军在台儿庄的武装力量。”

我到这儿来，原本期望看到一场腥风血雨的徐州保卫战，但是却意外看到了中国获胜的契机。这场行动最后的结果取决于日军能否增援第十师团以及孙将军指挥时的谋略。我感觉后者所占的比例大一些。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参观了前线的各个地方。一百五十五毫米的中型火炮疯狂地射击着方圆一万至一万五千码的地区。炮兵连、连长和营长都曾在德国任指导的南京军事学校里受过训练，对于最新的射击数据以及观测和控制火力的分布都非常熟悉。随后我见识到了这些火炮的威力。

一个炮兵连的瞭望台设在了该连西面半英里外的一座小山上。从这儿我能够看到台儿庄周遭的战场，以及火炮的目标，也就是日军在城外两英里的小树林后的炮兵阵地。阵地以北是一片生着许多锥形小山丘的高原。每隔三五英里就会有一个用矮墙围起的小山村，村子对角的地方设置着低矮的瞭望塔。农民们在地里静心地播种着小麦、谷子和芝麻，对于头顶飞过的炸弹和近处清晰的爆炸声不加理会。从远处前线传来的微弱机关枪声和刺耳的迫击炮爆炸声也没影响到他们的播种。日军处于防御状态，再加上中国人更喜欢在夜间发动进攻而非大举进攻，整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持久战。

突然间，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山脚下爆炸。不用说，这是日军在试图摧毁那里的瞭望台。连长命令士兵们把电话和仪器转移到阵地东边的山上去，然后让我们回到了阵地。爆炸停止前，日军一共发射了五十枚炮弹，这五十枚炮弹都在距离我们所在的小山不远的地方爆炸。我推断这可能是他们的观察员视力太差，一个视力正常的炮兵是不可能连续数次错失目标的。

中方的一支飞行中队从南边飞来轰炸日军所在的大运河北岸。其中一架已经回程，它的引擎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在我们后面的一块平地上滑行降落。士兵们立刻抱着高粱从附近的村子跑过来，几分钟之内这架飞机周围就堆起了高高的高粱。

这是一架使用了寇蒂斯—莱特发动机的苏联双翼歼击机，由一位来自广西的年轻飞行员驾驶。飞机上装配了两挺可以通过螺旋桨开火的轻型机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