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最暖和的衣服吗？”徐向前问我。

“是的，”我回答，“不过我还有毛衣和毛裤。”

“不够！”他惊呼道，“五台山的冬天很难熬。我们这儿有从日军那缴获的羔羊羊毛。我得在你的大衣外再上加一层。”

“我也有毛袜子和鞋给你。”张浩加了一句。

我对他们的善良的描写没有一丝夸张的成分。

立波和我在房间安顿好之后，他们就过来聊天了。

徐同志展开了一张涉及范围很广的铁路地图。“我们计划送你穿过这条线，”他指着寿阳附近说，“日军在这一带非常活跃，但是你的巡逻队将会在本地自卫民兵成员的带领下走一条山里的秘道。”

他夸奖了这些民兵的工作，军队在很多方面都多亏了他们的帮助。

“每个村子都有民兵组织，”他解释说，“通常由那些不能进行体力劳动的村民组成，有时候也会有年轻男孩。他们会将敌军的信息收集起来，还会多方阻挠日军获得关于我们的一切消息，帮助我们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最近的医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

“我们的任务，”他继续说，“有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对人民进行抗敌的思想宣传，哪怕他们的村镇被敌军占领也不会迷失了内心；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不停地骚扰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不停地伏击他们的警卫队。”

那天晚上曾任教于北平一所大学的教授杨秀峰来看望我。直到不久前他还是北平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他五十岁出头，多年以来都致力于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让他们铭记为本民族的国家主权而斗争的重要性。当战争来临，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带领一队学生到了冀南被前任官员毁了的八个县城。在那里他重新建立起秩序，使一切都正常运转，还组织了一支游击队，这成了日军的一块心病。他也曾翻山越岭到辽县去学习八路军的理论。一个过着艰苦的游击生活的强壮的男人，他的爱国心中必定需要不止一点的自制力。

第一二九师的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出了辽县。从今以后，我们队伍中那些奉命到五台山的成员将会由另一个司令部的警卫队接替。前往陈赓旅部的路程约有二十四英里，我们以刷新纪录的速度走完了剩下的路程。

陈赓与我见过的其他领导者都不一样。他三十二岁，那张不留胡子、戴着眼镜的脸看着更像学生而不是战士。他的演讲因为太过紧张而多了些身体上的小动作，声音里也有控制不住的颤抖。十年前在黄埔军校时他曾是蒋委员长的学生，据说他那会儿还曾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在1933年时还了这个人情，当时陈赓被捕，他争取了将死刑降为监禁。

陈赓给我们带来的是坏消息。驻扎在寿阳的日军已经宣战了，很快战争就会蔓延到周围地区。徐向前从辽县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向东约五十英里处有条可以穿过战线的路。

向东的长途跋涉把我们引到了和顺县，在那我们经历了有趣的一幕。这个县曾被入侵了两次，县长在转移县里居民的行动中表现得很英勇。他非常热切地盼望能有外国旅客前来，当我们中午到达时，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等着我们。通常在行军中我们不会进食，但是出于礼节我们不能拒绝这顿饭。

一定有人跟县长说起过外国人喜欢吃甜食，因为桌上的米饭、煎鸡蛋、豆腐和炸鸡都淋着一层厚厚的将近半英寸的糖浆。立波和我艰难地压抑着想笑的冲动。我们坐在桌子前决定要夸张地表达出对这餐饭的喜爱之情，以免辜负了县长的一片好意。县长为了照顾我们的饮食习惯做出了不小的牺牲，为了吃掉眼前这些对他来说不寻常的食物一定下了不小的决心。只有几个小鬼吃得很开心，在他们以单调乏味的小米为主要口粮的生活中，如此精心制作的食物不会经常出现。

下午我们继续前进，第二天就抵达了皋落，步兵团司令陈锡联的司令部就在这里。皋落临时顶替了被日军占领的昔阳县的作用。这更加证明了日本人的战略是占领城市，而中国人则决心控制不在日军掌控下的农村地区。

陈赓的一个同伴刚刚从空袭日军一条与铁路线类似的高速路的行动中归来，正给大家展示着他的战利品。我倾心其中一件皮大衣（高领的工作服的款式，正好有大衣可以相配），陈赓坚持让我拿一件当作纪念品，于是我把它收进了我的背包里。

敌军的攻占日志和军事行动也颇具启发意义，因为这提供了关于日军在战役中是如何克服瓶颈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的一篇日志记载了以下内容：

“今天的任务开始前，我们被告知部队中的一小组人马在青龙镇被袭击了。部队得到消息后移动得很小心。我们团在这里与敌人第一次相遇。这儿的人非常危险，于是我们射杀了三十个年轻人后就离开了。不过没走多远就停下了。”

在第二页出现了最后一行字：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可能今天就是我的死期了。我希望我们的军队能赶来援助我们。天皇保佑。”

显而易见，这名日军士兵对于战争十分厌恶。

我听说陈赓的部队曾经一次性击落了二十来架敌军飞机，于是我向他求证了这个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