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了关于阎将军准备反击的几个步骤。整个省被分成了一百零五个县，而这一百零五个县又分属七个行政区管辖。游击队已经成形，人民也加入了各种联盟社团。团体的标题起得恰如其分：忠诚—救赎社团和牺牲—奉献社团。我在八路军司令部时已经见过了太多类似的东西。两种社团在形式上没什么不同，只是这里的领导人还没有抓住要点，也就是在八路军军队的管理中起了作用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为人民的幸福安宁甘愿献身的精神。这些在省政府工作的官员的心肠都很好，诚心寻找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反抗方式。时间的流逝和痛苦的经历可能是带来饱含着理解和合作的意愿的唯一方式，不过即使是这种方式，领导阶层的自我克制和极度的忠诚态度才是基础。
那天晚上刘伯承来跟我聊了聊。
“这个省的情况很复杂，”他开始说起，“这个省里有三股政治势力存在，对于如何反抗日军，每一股势力都有着截然不同看法。除了八路军和省政府以外，这儿还有国民党的代表。我们尝试在不伤害其他两个团体感情的前提下寻求合作。我们希望，心平气和的劝说以使他们确信我们制定的抗日模式的合理性最符合眼下的情况。我们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欢迎他们的批评，我们也愿意改正。
“最近，”他继续说道，“日军派遣了五个纵队来摧毁我的师团。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和顺县附近的山区，而敌军从西、西北和北面三个方向向我们靠近。我们的一支中队伏击了他们，消灭了日军一支六百人的纵队，接着他们迅速穿过县城，转战三十英里，打得第二支日军纵队一个措手不及。剩下的三支纵队被我们的主力部队从正面和侧面包抄。那天晚上我们留了一个中队保护山边的驻扎点，然后将师团的主力转移到敌军的后方和一侧。到了白天我们突袭了日军的防线，与此同时游击队突袭了他们的后方。这场胜利让我们收获了五十匹马、质量上乘的步枪、大量弹药和一些无线设备。在这个行动中，我们全仰仗老百姓送来的信息，而他们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刘同志擦了擦他的义眼继续道：“在河北西部的临县，妇女们穿着红色的上衣和绿色的裤子。我们的五个游击队员也穿成那个样子向小镇走去。有十个日军官兵在后面追着“她们”，几个游击队员迅速离开跑到了附近的一个山谷，我们的人就埋伏在那。那些日军官兵一个女人也没抓到。”刘同志乐滋滋地回忆道。
“有些时候在五百或六百码距离的战斗中我们会使用步枪，”他说，“不过，我们更喜欢可以用手榴弹制敌的近距离战斗。一个月前，日军从太古派了一支七百人的特遣队到我们的地盘。我们一直密切监视着他们直到山口。我们把一个营分成两队人马安排在路两边。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同时开了火，日军用火炮反击，我们战斗了一整天。但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很分散，躲避得也很隐秘，所以日军根本看不见我们。他们在损失了九十个士兵后撤退了，而我们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伯承在描述当时的场面时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和省政府的军官之间就没有矛盾冲突吗？”
“我们尽量避免冲突，”他回答说，“阎锡山是这省的省政府主席，我们都要听从他的领导。不过，他允许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管理处于部队保护下的县。我们努力在县里建立政府代表，并力邀山西的军官跟我们一起。一些地区还会有由各方政治小股势力代表组成的动员委员会。”
刘同志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向南转移了，我再没能看到他。
“有位传教士要见你。”第二天早上小罗通知我说。
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另一个外国人。原来是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万普勒牧师，代表教友会教堂。那一天稍晚些时候我留在他家进餐，见到了万普勒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还有一个五岁。万普勒牧师一家都是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因为始终如一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本地居民的尊重。他实际上还是个农场主，通过援助当地农夫一些土壤以改进他们的生产方式来给他的教会增加补给。他给我看了一群品种上乘的羊，这是由一只当地公社引以为傲的种羊繁殖而来的。
薄将军快到中午时来找我，带我去了一片靠近河边的开阔的高原地带，军队已经在那里集合好了。这个临时搭的平台前集合了八千名来自当地团体各个等级的代表。队伍的前面站着的是三四百个儿童，在他们之后是妇女，然后是农民、商贩，以及城镇上各种组织和村里一些自卫小组。男人们都随身携带着各种武器——红缨枪、大镰刀、前装式的毛瑟枪，山西的两个团和一个八路军的中队殿后。这就是中国，充足的人手、热切的相互关爱。只需一位杰出的领导将他们紧密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一支生机勃勃、强大到不可估量的力量。
会议以朗读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为开场，随后是全体向挂在平台上的三张孙中山的照片三鞠躬。专门的宣传队带领全体大声地喊出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为世界和平而战——联合起来打倒日本法西斯。爱国歌曲集体大合唱后，薄将军进行了一次非常动情的演讲，演讲中提到了一件日军的残暴行为，血淋淋的细节激起了在场所有人誓为保卫国家而不惜牺牲的决心。
大会结束时，人群也解散了。很多人留下来继续交流打探消息，周围还有很多小商贩四处流动，这片高原瞬间成了乡村游乐场，承载了节日才有的喜庆氛围。
锦州之行临近结束时，我们的纵队增加了两百五十个即将要调回第一二九师的小分队。第一二九师，是一支新的队伍。士兵们携带着自己的后勤装备，厨子身后背着一口能放入支架里的金属大平底锅。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这锅直径四英尺，深两英尺，它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超过了厨子的头部，从后面看起来就好像是锅自己在走一样。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因为礼数问题烦扰途径村落的村民，但是显然这是因为薄将军事先就通知了沿途各村我们即将到来的消息，村庄里的人才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来迎接我们。高潮部分在我们到达武乡县时到来。武乡县的县长是个难以令人忘怀的高个儿家伙，他当时带着大队人马在城门迎接我们。我和立波穿过了夹道欢迎的拥挤人群到了衙门（县长的办公地点）。我们在这坐着喝了二十分钟茶，然后熬过了一场跟旧中国的习俗相似的只有陈词滥调的欢迎仪式。最后县长带我去了一座精心准备的宅邸并且邀请我在那儿过夜。小张和小罗看到这舒适的房间后，惊讶的情绪中还夹杂些许的兴奋。
我尽量尝试在不伤害县长感情的前提下向他解释我还是更倾向于跟巡逻队一起过夜。当我的警卫员小张突然冲进来时，我的计划全部毁于一旦了。他进屋后连顿都没顿一下就唐突地告诉了这位县长我不能在这儿过夜，因为这儿离巡逻队太远了，而巡逻队又要为我的安全负责。县长还没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带来的震惊中缓过神儿，小张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了街上。我们走着走着他顽皮地冲我眨了眨眼然后自信地对我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就知道你不想待在那种拘谨的地方。”
后来，小田和那匹胸口有伤的战马被分到了面包店老板家里。从失望中恢复了的县长泰然自若地跟着我们到了那儿。他事先的准备没有派上用场，但他仍旧还是一个很民主的人，还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这一慷慨的行为使他成为了一个体面的县长。
太阳再次升起时我们又上了路，寒风刮过结了冰的河床和阴冷荒芜的山脉。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达辽县译者注：今左权县。，第一二九师司令部的所在地。
司令部实际上设在了城外的一个村子里。我注意到，军队从来不在重要的中心城市设置据点。这些大城市都是日军空袭时最喜欢的目标。
日军的大衣在这儿更加显眼了。一二九师在与敌军的周旋中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东西方向的正太铁路沿线还是向东方向的京口铁路。他们的日常补给几乎全靠虏获的物资。
因为刘伯承的缺席，军队现在由因在内战时领导新四军而世人皆知的徐向前指挥，由政治委员张浩协助他的工作。
徐向前和张浩的这对组合很妙。徐向前有些矮且瘦，非常安静。他那张严肃的脸上偶尔会突然露出一个吸引人的微笑，因此很容易就被人叫作“狐狸”。张浩的个子很高，身体强健。总是活蹦乱跳的他让我有点怀念“老山胡桃”。他十分擅长举行大会，极具说服力的嗓音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位谦逊谦逊的人，都会把他们领导的人放在第一位。
我们见面不久，他们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衣着打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