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

盐铁论是中国西汉的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

作者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是西汉后期的散文家。汉宣帝时被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十卷六十篇。盐铁论原为汉昭帝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为一方，以各地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举行辩论的会议纪要，后经桓宽“推衍”整理而成此书。

盐铁论以对话形式，生动地记载了这场辩论的情况。全书体例统一，风格一致，结构严密，通晓畅达，在经济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公元前８１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三十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盐铁论全书分为十卷六十篇。前四十一篇是写盐铁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四十二篇至五十九篇是写会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反映当时的辩论情景，保存了不少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和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料。

书中记述，在汉昭帝下诏调集的这次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的政策，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但是由于理论的过于理想化，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书中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公元１４８７年（明朝成化二十三年）的涂祯刊本是较好的版本，现代的参考版本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３２年—９２年）所撰，共四卷。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７９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参加者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人，既有今文经学家，也有古文经学家。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

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当时撰有白虎议奏，统名白虎通德论，后又命班固撰成此书。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议奏亡于隋唐时期，通德论亦渐废不存，独以此书传世。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六卷，不载作者名氏；新唐书·艺文志亦载为六卷，始题班固之名；崇文总目载作十卷，凡十四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十卷，凡四十四门。今传本为元代大德年间刘世常所藏，共四十四篇，与陈氏解题同。但卷数却为四卷，与宋及其以前各家书目并不相同，盖历代有所分合所致。

此书为作者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

关于天地万物生成，书中引图易纬乾凿度所说：“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编造出了一套唯心主义的神学世界起源说；把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神学化。在这一神学世界观中，天地、阴阳、五行都是有意志的东西，“天之为言镇也，居高临下，为人镇也”；“地之言施也，谤也”，“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五行“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很显然，天是最高神，地是它的“妻子”，五行是它们生万物的材料，整个宇宙发展过程都是由最高的神安排的。如此，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就具有了封建伦理的性质。天造就了人，人就事事模仿天，指出“王者父天母地”，“天覆地载”，“上法斗极”；其对朝廷的事务，大到礼与刑，小到吃饭，都作了“王者法天”、“天人合一”的神学解释：由于天人是合一的，人坤是一体的，所以天与人就互相感应。

白虎通义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对“三统”说作了更详尽的发挥，认为“三统”是“本于天”的，“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指出“三统”循环，变的只是形式，旧王朝灭亡了，新王朝成立了。正朔、服色、都城等可以改变，但“三纲”、“五常”的大道却不能改，肯定“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质”，三统循环论实际不止是封建一统不变论。关于性命论，书中认为，人是天研生，是“天之贵物”，人体象八封。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人的寿命分为“寿命”、“遭命”、“随命”，三命均为天定。并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是从“三纲”而来，是“三纲”之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

关于学习，书中亦十分强调，但其所讲的“学”，不是学习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学“圣人之道”，它把圣人描绘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能与天地鬼神交通的人，所以，它对“学”的阐述，实际上是“神学知识论”；同时，又把“五经”神学化，指出“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何以要学“五经”？“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如此，圣人为天的代言人，“五经”也就成了“天书”、“圣经”。

全书大量引述经书为论断根据，把神学、经学合为一炉，在董仲舒改造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附加谶纬迷信成分，把儒学改造为神学，把孔子改造为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把儒家著作改造为“圣经”，给孔孟传统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增加了更多的神学内容。

本书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清卢文绍抱经堂校刻本，四部丛刊本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收录（清）陈立白虎通疏证点校本。

白虎通义自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钥匙”，从而成为一种思维的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