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说的今本孔子家语，是三国魏时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
王肃（公元１９５年—２５６年），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三国魏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曾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意加以综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名著，编撰孔子家语等书以宣扬道德价值，并以身为司马昭岳父之尊，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他主张微言大意，综合治经，反对郑玄不谈内容的文字训诂学派。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禘、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学。
对孔子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宋王柏家语考、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均认为其是伪书。宋朱熹朱子语录、清陈士珂和钱馥的孔子家语疏证序跋，黄震的黄氏日抄等则持有异议。
然而一千多年来，该书广为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曾精辟论述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闻逸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１９７７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孟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应当承认它在有关孔子和孔门弟子及古代儒家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王肃在孔子家语中，详细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门生的问对诘答和言谈行事，生动塑造了孔子的人格形象，对研究儒家学派（主要是创始人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有巨大的价值。同时，由于该书保存了不少古书中的有关记载，这对考证上古遗文，校勘先秦典籍，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
孔子集语
孔子集语是关于孔子言行事迹的文字汇编，传世有两种：一是宋朝薛据辑的两卷本，二是清朝孙星衍辑的十七卷本。薛氏辑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孙氏辑本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后者不但从文字数量上超出前者六七倍，而且从编辑品质上也大大超过前者。
孙星衍（公元１７５３年—１８１８年），字伯渊，一字渊如，号季仇、微隐、芳茂山人，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是清朝著名的考据学家、金石学家、训诂学家。孙星衍历官山东兖沂曹济道兼管黄河兵备道，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
作为一个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他对薛氏辑本很不满意，于是在晚年引疾归田后，与其族弟星海、侄婿龚庆一起检阅群籍，从易十翼、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孔子家语、孔丛子、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外的八十三种典籍中采辑了八百一十三条孔子言行记录。
他仿照说苑的体裁按类编排，共分十四篇十七卷，前十篇反映孔子的基本思想，后四篇多属于孔子的生平事迹和寓言故事。初稿纂成之后，他又请著名学者严可均进行审校，前后历时六年才成书。
值得注意的是，孙氏辑本不止重视材料的收集，还注明每一条材料的出处，并把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材料排列在一起，而且对疑文脱句加以按语进行校勘，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当然，此书是从浩繁的古籍中逐条查阅辑录而成，难免仍有所缺失。后来王仁俊作孔子集语补遗增补七十七条，李滋然作孔子集语补遗商正，再补八十九条。今人郭沂将这三部书进行了校点和整理，并补入了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以外该书未收录的材料以及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和八角廊竹简儒家者言中的材料。
孙氏辑本孔子集语首刊于嘉庆二十年，收入平津馆丛书，扉页题有“冶城山馆藏版”。因该版为孙星衍组织编撰刻印，故通称“阳湖孙氏本”，又因收入平津馆丛书，亦称“平津馆原本”。
光绪三年，以校刻精良著称的浙江书局据平津馆原本重新校刻孔子集语，汪诒寿任总校，收入二十二子，通称“二十二子本”或“浙江书局本”。
光绪十年，江苏吴县朱记荣重新校刻平津馆丛书，他亲自校勘了孔子集语。此版纠正了平津馆原本的衍损之处，刻工精美。但在编排上把孔子集语表放在了篇目之后。由于这是重校本，而扉页题有“光绪乙酉夏白堤八字桥朱氏槐庐家塾珍藏”，所以此本又称“重校平津馆丛书本”或“朱氏槐庐本”。
另外，依据阳湖孙氏本校刊的孔子集语分别有：光绪十九年上海鸿文书局刊本，编入二十二子和二十五子汇函；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文瑞楼刊本，收入子书二十二种、子书二十三种和子书二十八种；同年，湖南新化三味书局刊本，收入二十二子；民国九年上海五凤楼石印本，收入子书四十八种；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入三十六子全书。
近思录
朱熹
近思录是朱熹（公元１１３０年—１２００年）和吕祖谦（公元１１３７年—１１８１年）为初学者把握北宋四子的思想理论而编辑的理学基础读本。
近思录融汇了北宋四子的理学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篇之间意脉清晰，弥补了各家各派散而难举的缺陷。书中先谈有关宇宙生成的本体论。卷首收录四子关于“道”为世界本体和“性”的本原的论述，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次谈“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为学要“尊德性而道问学”，读书须“致知而穷理”，由浅入深，示人门径。再谈立身处世的修养论。道德存养的功夫贯穿于知行之中，以存养为基础，推己及人，修身齐家则可以出仕，进而治国平天下，全面概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学说。最后谈教学，辨异端，明道统，在引导辨的基础上，推出了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圣贤气象。
淳熙二年（公元１１７５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感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六百二十二条，辑成近思录。
近思录共分十四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是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
近思录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熟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子的读经方法，对我们今天读经仍然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科学的治学次序、方法，治学当行与不当为之事，对当今的教育者、读经者均有指导意义、借鉴价值；读经当然不应舍弃之。
近思录是依朱、吕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故此书实可谓囊括了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
近思录一书，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清代学者江永（公元１６８１年—１７６２年）称，“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国学大师钱穆也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
近思录在长期的传刻流布中，并不是单纯以白文本的形式传播的，它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形成一种近思录系列的辐射传播，充分显示了近思录在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其中，清朝学者江永撰有近思录集注较为流行。
宋以来近思录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而且传播到国外，特别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近思录系列著作。如朝鲜郑晔近思录释疑、姜必孝近思后录、李珥近思录口诀、李汉膺续近思录等。
传习录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该书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王阳明
作者王守仁（公元１４７２年—１５２９年），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五十八位。
传习录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的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传习录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
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的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更加齐备了。
传习录最早是由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公元１５１２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的王阳明论学的一些谈话片段而名之曰传习录。正德十三年（公元１５１８年），王阳明的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汇编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公元１５２４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仍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的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公元１５７２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八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７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