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基武昌首义的决策者
鉴于群治学社已为官府注意，不久，刘复基蒋翊武等人在武昌开会，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以蛇山蕲春学社为机关”，秘密开展活动，“不与外间通声气”。在学社组织内部，除了沿袭群治学社的一套组织原则以外，还规定“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惟承代表之命，分途进行，但标代表有事，得指定营代表出席。以是之故，各营队进行极其秘密，至有不同营之社员相见，彼此不知同为社员，其慎重如此”。作为学社领导成员的刘复基，除了“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并吸收不少社员”加入学社外，关于整个社务活动，还由他“主持其间，大小事务必咨而后行”。在党人们的共同奋斗下，振武学社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之组织”，社员近千名。革命组织的发展，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瑞徵任两湖总督后，特别注意防范新军。学社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撤差、开革，清吏在军界中的戒备更趋森严，革命工作陷入困境。此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继续主持社务，巩固和保护了处于困境中的革命组织。
１９１１年冬，刘复基参与了改组振武学社为文学社的筹备会议。文学社正式成立，公推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专负组织之责。
文学社成立之后，刘复基“日夜筹度，不遗余力”，其在党人中的威信越来越高。１９１１年９月，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集中讨论在武昌发难的计划，刘复基被推为军事筹备处常驻筹备员。１０月９日，孙武等在汉口总机关制造炸弹失事，机关被破获，党人名册被抄走，并有多人被捕。武昌革命机关及领导人均被暴露，军警大肆搜捕，形势十分危急。刘复基和蒋翊武商定后，决定提前起义。９日晚间，刘复基等在机关等候起义时，军警破门而入。刘复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与军警交火。后因寡不敌众而被捕。次日清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刘复基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外。
刘静庵
革命团体“日知会”总干事
刘静庵，原名贞一，字静庵，又作敬庵、敬安，从军时名大雄，１８７５年生，湖北潜江人。少怀大志，好读书。１９０３年到武昌，时范腾霄在督署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处任书记，一见称奇，推荐于黎。刘入伍后操练认真，谨守营规，暇时与同营士兵谈种族大义；与外界人士多有联络。
１９０４年夏，黄兴自长沙写信与刘谈革命事，信误落文案手中，刘因称病离营；同吕大森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活动。时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南下，至湖北。刘与王汉、胡瑛等密谋行刺。王、胡自愿担负此事。１９０５年２月，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中，投井死。刘极为悲愤，革命之志更坚。
不久，“科学补习所”以长沙“华兴会”事受牵连被封闭。刘利用在美国圣公会所设日知会阅览室任司理之便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取得教会的信任，刘接受宗教洗礼，并取教名“保罗”，兼任教会所办文华书院神学系的中文教习。
为了宣传革命，刘从日本、上海订购进步书报如猛回头、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供人阅览。又定期讲演时事。于是从者日众，或申请为会员，或捐款作经费，原“科学补习所”同志，亦得以重新集合。１９０６年２月，革命的“日知会”，在旧日知会中诞生，正式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百余人，推刘静庵为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时“同盟会”总部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于１９０６年春回鄂。余以“日知会”为“同盟会”活动场所，不少“日知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由“日知会”转发。“日知会”实际上成了“同盟会”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刘还筹办了江汉公学和东游预备科，以培养留日人才。
１９０６年７月，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乔义生陪同法国人欧吉罗来汉考察党务，刘率领“日知会”干部到江边迎接，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革命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同年１０月，孙中山派朱子龙、梁钟汉、胡瑛等回汉筹划响应萍浏醴起义事，亦以“日知会”为基础。刘静庵在汉阳伯牙台召开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不料为叛徒郭尧阶告密，被捕下狱。同案被捕者尚有朱子龙、胡瑛、季雨霖等人。
时清政府正在悬赏缉拿湖北全省会党首领刘家运，刘被误指为刘家运，严刑拷打，杖至一千四百，肉绽见骨，几次晕死过去，仍坚强不屈。清巡警道冯启钧为了邀功，竟伪造供词，乘刘刑后昏迷之际，捺上刘的手印，判处死刑上报。
刘静庵等人一案，为自立军事件以后的一次大狱，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和同情。除革命同志极力营救外，教会中美籍人士吴德施等也出面交涉。同时吴禄贞、程家柽等也向清肃王建议“毋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不得已乃于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电鄂“从缓办理”，但案仍悬而不决。直至１９０９年，才重新宣判。除朱子龙已死狱中，季雨霖、张难先因病保释外，判处刘静庵、胡瑛永远监禁；吴贡三解回黄州监禁十五年；殷子衡监禁十五年；李亚东监禁五年；梁钟汉解回汉阳监禁三年。
刘静庵革命团体“日知会”总干事
刘静庵在狱中，威武不屈，用“铁血军”名义从事活动，团结了很多难友和一些狱卒。他虽历尽酷刑，仍读书不辍，所写笔记，一字不苟，遒劲有力。他还写了不少哀痛生民，激励志气的诗。
据狱卒潘季贞说，刘静庵坐如钢铸，动如满载船。虽患重病，白天也很少躺下，情势再紧迫，态度仍从容自若；脸上从无暴厉的表情，口中从无粗野的语言。以众人的疾苦为疾苦，众人的欢乐为欢乐。
１９１１年７月７日，刘静庵以饱受折磨，死于狱中，年３６岁。其母闻讯赶来，见其遗体枯瘦如柴，须发尽白，竟不敢相信是自已的儿子。刘死后三月，武昌起义爆发，终于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
刘的遗体，由教会收敛草草埋葬。１９２８年，湖北省务会议议决公葬于武昌伏虎山。１９３８年，又立碑于“日知会”旧址以纪其事。
汤化龙
立宪派头面人物及参议院副议长
汤化龙，字济武，１８７４年１１月２７日生，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
汤与他父亲不同，走的是科举做官的道路。他幼年从族父习章句，１３岁时，入塾苦攻八股文，积极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１８９２年，以县试第一，补县学附生。１８９７年，补廪膳生，并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黄州经古书院。１９０２年秋，汤考中举人。逾二年，参加清朝最后一次会试，得中进士，并授法部主事。之后，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
这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为了寻求“新知”，汤化龙自请资送留学日本。１９０６年，赴日入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在此期间，他联合孟森、孟昭常等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并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
１９０８年秋，汤毕业回国，由鄂督陈夔龙奏调还鄂筹备地方自治，任咨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在第一届咨议局常会后，又被举为议长。他目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坚信“速开国会为救时要略”。１９１０年８月，汤去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会议主席。会后他参与各界代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第三次请愿。１１月４日，清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同意于１９１３年召开国会，令各省请愿代表即行回籍。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立宪派以此为满足，相继出京，但汤化龙不以为然。他联合谭延闿、蒲殿俊等人仍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原议，并继续留在北京，谋第四次请愿，直到清政府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才失望而去。
１９１１年５月，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６月，汤化龙再次赶往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对“皇族内阁”进行猛烈抨击。与此同时，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决议成立“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汤为其重要成员，并任湖北支部发起人。这时，汤化龙已成为全国立宪派中有数的头面人物之一。
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是夜，汤化龙“潜匿私室”，次日晨，经起义土兵数次强迫，始出任事。他初任都督府秘书，负责民政，但却“垂头丧气，毫不事事”，偶然有所表示，就是要革命党人“严守秩序”。蔡济民、牟鸿勋、梅宝玑等革命党人无计可施，只好利用他的名义发表通电，力促各省咨议局响应革命，脱离清政府。
至１２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汤意识到革命有成功的可能，于是，他立即转而附和革命。他一方面主动告诉革命党人，清朝官员柯逢时家中有密码本，可用与各省通讯联络，借此争取革命党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又施展种种阴谋“图揽政权”。他先和胡瑞霖等私下拟好一个都督府组织条例，然后于１７日通过都督府正式公布实行，集军政民政大权和战时总司令于黎元洪一身，从而夺了由革命党人蔡济民等控制的参谋部的权。接着，他又“串通宵小，由运动而得政事部长”，并“集旧日朋好”，将政事部下属内务、外交等七个局全部抓在自己手里。
汤化龙立宪派头面人物及参议院副议长
汤化龙这样明目张胆的争权夺势，引起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２５日，都督府再次召开会议，宣布废除原先通过的都督府组织条例，重新调整人事安排，只给汤一个编制部长的闲差。此后，他极力讨好当时正在武昌的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汉阳失陷后，他随黄兴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汤化龙为法制局副总裁。他辞不就职，而与林长民、张嘉森、刘崇佑、孙洪伊等立宪派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４月１３日正式成立），拥尚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为领袖。汤化龙等曾积极运动袁世凯、黎元洪、蔡锷这些所谓“有力者”电梁归国。４月，他由上海入京，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同年５月，汤加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共和党，并被选为干事。他曾一度打算使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旋因不见信于共和党的民社派，遂于１０月２７日，将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等六政团合并，另组民主党。汤被举为干事长。他在成立会上说，民主党“不争政权，而注意于普及政治教育”。但它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刘崇佑私下密谈时则说：“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可见，汤化龙等并非“不争政权”，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１９１３年１月，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在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议员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院议长。这时，他的政治利益与袁世凯政权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对巩固袁的专制统治格外卖力。４月５日，汤为民主党议员规定三条：一、对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孰先孰后问题，应主张先定宪法中“总统”一章，然后即选举总统；二、关于大总统有无解散议院权力的问题，应主张有解散权；三、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需要国会同意问题，应持否定意见。汤化龙这些主张，不禁使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大自由报为之发出“卓哉！汤氏之见识”的赞叹。
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后，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汤化龙为了给袁解围，联合原临时参议院议员４８人发表通电，硬说“善后借款”并不“违法”。为了与国民党对抗，在袁暗中支持下，汤与梁启超等人于５月间，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汤出任理事。７月，孙中山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汤认为：“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他一方面联合孟森等进步党议员发表所谓“护国讨乱”的通电，另一方面，又于２６日致电黄兴，要他“及早觉悟，敛兵效顺”。１９１４年５月，袁世凯于相继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之后，任汤为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
１９１５年８月，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丑剧敲响了开台锣鼓，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制斗争更加高涨。汤化龙见袁已靠不住，遂于９月称病告假赴津。１０月，辞职邀准。１２月，他密行赴沪，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其间，他曾与旧立宪派要人蒲殿俊、谭延闿以及旧官僚唐绍仪等，致力于策动江苏督军冯国璋独立，但始终没有结果。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９日，他电劝袁世凯退位。随后，又发表答帝制派王印川书，表示袁不退位，即不罢兵。他指使其弟湖南将军汤芗铭宣布独立，对袁进一步施加压力。
袁世凯死后，汤化龙认为收拾时局，非段（祺瑞）莫属。从此，他就积极投靠段祺瑞。８月，国会重开，汤复任众议院议长。９月，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组织的“宪法商榷会”，他在梁启超支持下组织“宪法研究会”。这时，国会内部为制宪问题展开省制订入与否的激烈争论，汤及其“宪法研究会”适应段祺瑞集权中央的需要，坚决反对省制订入宪法。１０月２０日，众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讨论省制问题，他攻击“宪法商榷会”主张将省制订入宪法是“不忠于民国”。
１９１７年春，段祺瑞为了取得日本更多借款，以加强自己的实力，积极主张对德宣战。汤化龙认为这是“正当办法”，并呼吁国会停止一切政争，“予政府以后援”。当段与黎元洪为此争执得不可开交，段内阁动摇不稳时，他又在国会内竭力支持段内阁，并为段祺瑞支持下的“督军团”出谋划策破坏国会。汤希望在新的国会选举中，依靠段的支持，获得多数党地位。５月２３日，段被黎免职，汤也具呈辞职。
７月１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登极”。汤化龙一面通电各省，宣布与张勋誓不两立，一面随段祺瑞赴天津马厂誓师，并任讨逆军总部参赞。１２日，张勋复辟失败，由段祺瑞续组新阁。汤因拥段有功，被任命为内务总长。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他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尽速召集临时参议院，以便实现其取得议会多数党地位的夙愿。汤的反动行径，引起国民党议员的极大愤慨。１０月，他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明令通缉。１１月，汤随段祺瑞去职。
之后，段内阁虽然复活，但因为段所用的安福系政客集团已经崛起，汤不再受到重视。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４日，他与林长民、蓝公武等怀着失意政客的嫉恨心情出国，前往日本游历。６月，又赴美考察。９月１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籍华侨理发师王昌枪击毙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