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芗铭
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次长
汤芗铭，字铸新，１８８５年生，湖北浠水南凉人，汤化龙胞弟。１９０３年中举人，后肄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１９０４年选送西欧留学，先后赴法国、英国习海军。在巴黎时，适孙中山在留学生中发展革命组织。汤和一些鄂籍学生填愿书宣誓加盟，旋又盗取愿书自首。１９０９年回国，任职于长江舰队镜清、南琛两舰。１９１０年２月，调充海军巡洋、长江两舰队统制萨镇冰参谋。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奉命率舰队开汉口协助清军作战，汤随往。萨见清廷大势已去，乃令舰队下驶九江，只身去沪。海军士官乃决定起义，推汤为临时海军司令。武昌军政府闻讯，即派徐明达、李作栋两人持黎元洪信及慰问金数千元前往劳军，并请将舰队开赴武汉助战。于是舰队复驶至武昌青山附近，炮轰江岸二道桥、三道桥阻断清军后路。旋又应黎元洪之请率海容、海琛两舰开到汉江口外，阻击强渡汉水清军。汉阳失守后，舰队游弋于汉阳至刘家庙一带江面，遏制清军渡江。后以江水日浅，受损舰只亦亟待修理，经黎元洪同意，汤率舰队开赴上海。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海军部次长，并为海军北伐总司令，率海容、海琛舰北上烟台，帮助革命军光复登州等地。和议告成，政府北迁，汤由烟台入京觐见袁世凯，极表忠忱，袁亦恩礼有加。１９１２年授海军中将。１９１３年７月，率海军镇压“二次革命”。１９１４年晋靖武将军，湖南军务督理兼巡按使。至湘后，统治残暴，两年间杀人以万计，人称“汤屠户”。袁氏帝制自为，汤在湖南设立专门机构为袁制造舆论，大得袁氏欢心。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封为一等侯。后护国兴军，西南独立，乃兄汤化龙亦投入反袁行列，劝汤芗铭反戈，初尚不予理会，继见袁大势已去，乃于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９日，通电反袁，宣布独立。其电文中有云：“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决不为萁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干戈相见。情义两迫，严阵上言。”袁本视汤为心腹，得电大愤，旋即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对汤不无乡情，末将其列入“帝制案”中。
以后汤寄居北京，以研究佛经自遣。１９２２年６月，黎元洪二次出任总统，特任汤芗铭为湖北省长。汤偕秘书先到保定见曹锟，再到洛阳见吴佩孚。时，吴欲以湖北督军萧耀南兼省长，汤入吴客室，吴指着桌上摆满的鄂人反汤文电和请愿书说：“舆论如此怎么办呢？”汤默然北返，经过一番疏解，再去湖北，事先组织“迎汤团”，但不敌以萧耀南为背景的“拒汤团”，仍然无法接任。至于商场督办，亦无从领得经费，无法办公。第二次奉直之战，直方曾任命汤为会办军事执法司，直系失败后去职。１９３０年阎锡山、汪精卫等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反蒋，另组政府，曾委汤为湖北安抚使，但未履任。
汤芗铭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次长
日寇入侵后，拼凑北平伪组织，汤一度充当维持会长。抗战胜利后，入民社党为常委，得党魁张君劢庇护，未受处分，后参与“制宪”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汤在北京曾两次被捕，皆获释。其晚年曾拟定汉、藏、梵、法、德大佛学词典编辑计划，欲事编译，未成。１９７５年初病逝。
安健
孙中山任命的中华革命军贵州司令长官
安健，字舜卿，又称舜钦，彝族，１８７７年８月２２日生，贵州省郎岱县岩脚区上官寨人。
１９０５年５月，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安健同大部分革命青年一样离开贵阳，到上海乘船东渡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在当时入盟的西南会员中，仅安健一人是少数民族。
加入同盟会后，安健更加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他一面经常以通信方式向留在贵州的革命者们“灌输革命思想”，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启迪人们，并根据贵州当时社会政治条件较其他省更为落后、封建性更强的特点，提出贵州革命者应“标榜平民主义与贵族主义相对抗，屹立贵州革命之基础”。
他积极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多次旨在推翻清廷统治的武装起义。１９０７年４月，广西钦州、廉州“三那”（即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爆发了刘思裕领导的大规模的抗捐运动，清政府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和新军标统赵声（同盟会员）前往镇压。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发动起义好机会，派人去郭、赵军中活动，并委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深入“三那”地区发动起义，安健受孙中山指派，参加了这次史称“钦廉之役”的武装起义活动后因伤转移。
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９日，孙中山命黄明堂、王和顺发动“河口起义”。此时安健伤已痊愈，又积极投身到河口起义中。他和其他革命党人一百多人在黄明堂等率领下，前赴云南河口。后因起义军弹尽粮绝不得已撤出河口，安健等六百余人退入越南。
安健虽身在他乡，但对于贵州的反清斗争和民主革命却时刻放在心上。１９０７年，贵州民主革命组织“自治学社”成立，对他发出邀请，接帖后他十分高兴，立刻回信表示“应邀加入”，并成为同盟会和贵州自治学社之间的联系人。
因为安健家是西南地区颇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土司，在当地拥有一定势力，所以多次被同盟会派回滇、黔、桂诸省从事组织发动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活动。１９０８年，安健回到家乡贵州郎岱，建立自治学社郎岱分社，规定：“本社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对新军进行策反活动。
安健不仅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地为革命拼搏，而且还以笔作刀，宣传革命，当时日本、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报刊，时有他的文章，上海的报刊称：“土人安健，文章震惊海内。”清政府对其十分恼火，因此通缉捉拿安健，并派人焚烧了他在岩脚南龙桥的老家，威胁他的亲属，同时对他以金钱、官爵加以利诱，但这一切均未能动摇他“推翻帝制、建立各民族平等共和国”的信念。
由于安健和其他贵州革命者的努力，贵州革命势力发展很快，自治学社在“庚辛之交，党员骤增至十万人”。由于安健及贵州革命者的努力，贵州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４日光复，推翻了清廷在贵州的统治。
安健孙中山任命的中华革命军贵州司令长官
贵州光复后，孙中山派安健回国赴贵州指导工作。行抵上海，安健与贵州自治学社负责人钟昌祚和刘荣勋会合后，绕道云南赴贵州。
其时，由于四川、湖北方面清军的进逼，贵州应邀出兵援川、援鄂，自治学社引为实力的陆军大部分被带走，造成革命党人力量的空虚。由于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使耆老会、宪政会力量得到保全并有扩展，其头面人物还高踞于贵州革命政权的要害位置。他们乘贵州革命力量空虚之机，宪政会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掌管贵州军政大权的五路巡防总统、自治学社社员黄泽霖等人，枢密院长张百麟等被迫潜逃他乡。
回到贵州后，安健等人才知黄泽霖已死，革命党人已被打散，贵州已处于滇军的白色恐怖之下。但革命党人并未被吓倒，安健等人回到老家郎岱后，安健、钟昌祚和刘荣勋组织社会党，准备与以刘显世、戴戡为首的贵州旧势力和唐继尧滇军作斗争。后由于滇军在贵阳大杀自治党人，安健悲愤返回郎岱，转昆明去上海。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斗争，到上海后，还通过贵州通讯处刊印了安健告同胞书，揭露滇军与宪政派祸黔的罪行。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派安健到广东去开导说服龙济光，使其参加反袁行列。安健到广东后，龙济光对其款待备至，并以委任安健为道尹来进行引诱，安健不为所动。安健在劝说龙济光反正无效的情况下，转而做瓦解龙军的工作。安健利用关系与各方面联系，对龙济光警卫营的龙鸣阶、孔陶安进行劝服工作，争取到二人投靠孙中山。
由于安健家是彝族土司，孙中山还多次委派他到包括贵州威宁、水城在内的广大彝族地区开展工作，发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起来斗争。
１９１４年９月１日，适应讨袁工作的组织需要，孙中山发表宣言，通告海内外，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所有国内外国民党组织未解散者“一律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安健此时已移住日本东京，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工作。
中华革命党于１９１５年在东京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大会，与会者千余人，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罪行，表示决心“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会后大家推举安健为贵州中华革命党军事行动负责人。孙中山同意这种推举。任命安健为中华革命军贵州司令长官，并给款五千元作为活动经费。
安健任职后，即和方策前往澳门进行布置，计划先从广东方面着手。到广东后，安健与朱执信等积极领导西南地区的反袁革命活动，并通过陈其美取得孙中山的指示。为了实现由粤复黔的目的，安健等在龙济光军队中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滇、川、黔三省革命党人为了更好地协调行动，安健等全集三省负责人订立中华革命党滇、川、黔三省之协约，达成九条协议，协约强调：“协约三省，一切行动，应服从本党总理之命令。”
１９１７年３月２５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安健于９月２９日被任命为军政府的中将参议，成为孙中山处理西南，尤其是贵州方面问题的得力助手。
广东军政府为了扩大革命影响，组织西南少数民族参加护法斗争，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孙中山在是年１１月２４日任命安健为川边宣慰使。安健不避艰险，毅然前往，驻节于康定。在其任职期间，他不顾道路难行，气候恶劣，以及路途盗贼出没被劫的危险，跋涉千里，深入到金沙江畔，大小凉山的藏、彝少数民族聚居区，到他们的村寨中去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道理，发动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１９２３年７月返回广州，任大本营咨议。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建议，创办黄埔军校，为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为北伐作准备。对孙中山的这一些重大方针和实施措施，安健无不竭诚拥护和积极参与工作，当时廖仲恺先生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安健协助其工作，积极参与革命经费的筹措和经营，同时还参加了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具体工作。
１９２５年年底，为了加强北伐的准备工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对国民军中的滇、黔、桂部队官兵的团结教育工作很重视，指定周逸群、李侠公等同志出面组织了“西南革命同志会”的群众组织，在广州大佛寺召开了成立大会。国民党左、右派此时已泾渭分明，安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定地站在左派一边，他参加了这次大会。国民党右派力图破坏这次大会，戴季陶指使邓文仪、贺衷寒等采用下警告、混进会场开枪起哄等卑劣手段破坏会场，安健目睹这些丑行，十分愤慨。
为在黔军中组织北伐力量，安健四处奔走。由于他的耐心劝说开导，黔军彭汉章部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领导，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为加强对新编部队的领导，广州革命政府任命安健担任第九军的党代表。第九军下辖贺龙、杨其昌两个师，贺龙、杨其昌此时都是倾向革命的军人，周逸群又是贺龙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所以第九军战斗力较强。安健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同周逸群等共产．党员合作很好，所以尽管第九军在北伐军基本队伍中建制较晚，出师北伐后，很快打到长江沿岸，阻住了四川北洋军及杨森部队对北伐军的侧击，保障了北伐军的侧翼安全。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此时因彭汉章被害，第九军被唐生智瓦解。安健滞留于武汉时，同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安健于１９２７年底年悄然离开武汉，经广州、香港、河内到达昆明。他到达云南的目的，因为云南省主席龙云亦是彝族，想借云南的力量，先夺贵州，然后联合两广势力，与蒋介石抗衡。但后来由于军阀各怀异心，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安健到达昆明后，受聘担任云南省政府驻粤代表。广东省政府在中山大学“清党”，抓了许多进步学生，安健以云南省驻粤代表的身份与其他人一起保释了部分学生出狱。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安健回到昆明，奔走于云、贵之间，参与倒周（西成）的活动。在这期间，蒋介石一再电请安健去南京“共商国是”，同时邀请安健出任交通部或外交部次长，但均为安健拒绝，蒋介石对此恼羞成怒，转而用快邮代电对安健进行通缉。
安健一面与蒋介石等右派作斗争，同时还积极撰写文章，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先后写了贵州民族概略、贵州土司状况等发表于报刊。
后因病重，安健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死于昆明法国医院，享年５１岁。他去世后，龙云隆重为其办理了丧事，并资助其家人将灵柩运回贵州郎岱老家安葬。
由于云南国民党省党部和原同盟会者多者会员力争，国民党南京政府追赠安健为陆军上将，予以一等抚恤，并将上宫乡更名为舜卿乡。
人民永远怀念安健先生的功绩。１９８５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安健先生墓列为“革命遗地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并且进行修复。１９８６年，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举行了安健墓修复竣工典礼，省政府及中央民革代表参加了典礼。
许雪湫
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
许雪湫（一作雪秋），原名有若，１８７５年生，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潮安）人。其父为新加坡华侨富商。许雪湫年轻时，随父住在新加坡。其父死后，获得大量遗产，曾出钱向清朝政府捐过一个候补道的官衔。他懂武术，精技击，丈把高的墙可以一跃而上，又任侠好客，挥金如土，和江湖会党广有联系，因此被称为“小孟尝”。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期间，结识了到南洋鼓吹革命的福州人黄乃裳，非常倾倒，立志“逐满兴华”。１９０４年秋，邀黄乃裳、陈宏生等归国。１０月２７日，与黄、陈及吴金铭、李杏坡等在宏安乡故宅集会，立坛歃血，相约召集同志，筹饷举事。经过几个月的经营，结识潮州府属各县三合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波等数十人。１９０５年２月１５日晚议定，以许雪湫为革命军司令，陈宏生为闽粤度支部长，吴金铭为参谋长，同时议定了联络学界、会党和各省同志的人选，并议派陈宏生赴福州，联络黄乃裳，发动闽省响应。当时，潮汕铁路正在建筑中，许雪湫以承办铁路工程为名，派余丑、余通、陈涌波为工头，召集会党七百名为工人；又由吴金铭以绅土名义呈请清朝政府地方当局，在海阳上七都祠召募团练四百名，均以会党充任，约定４月１９日同时举事。但因李杏坡用人不慎，走漏消息，李被捕牺牲。不久，又有人告发许雪湫为革命党首领，清吏派员密查。在这一危急情况下，许雪湫身怀手枪，单身到潮州衙门，侃侃自辩。清吏和许是旧识，又因他是地方大绅，没有深究。
初次举事失败后，许雪湫重赴南洋，准备筹款再举。１９０６年，孙中山自日本至新加坡。通过张永福介绍，许和孙中山相识，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不久，许即回到国内，散发以鹰球为图案的票布，招揽会党。同年冬，偕余丑、余通、陈涌波等到香港，向冯自由表示，筹划已渐次成熟，要求致电东京，请孙中山派人回国相助。孙中山接电，派出了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到港，就近协助。其后，许雪湫即在宏安乡自宅召集会议，定期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９日（正月初七日）分头大举。一路由薛金福偕乔义生、李思唐等往饶平县浮山墟布置，进攻潮州；一路由方汉成、方次石等往黄冈发动，拟攻汕头；许雪湫则偕方瑞麟、谢良牧等三百人埋伏于潮州城边；另有六十人预伏城内，以为内应。届期，饶平一路因将“四时齐兵”误听为“十时”，未能集合；许在潮州东门外一直等到天亮，不见队伍开到，只得命令各部分散待命。数日后，薛金福等被捕杀。许雪湫即委托陈宏生处理善后，自己赶赴香港，向冯自由等报告起事中变情形，冯自由电告孙中山后，孙中山复电称，此后起义须与惠州及钦州、廉州义师同时并举，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许即留在香港等候消息。
５月初旬，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有会党二人为清吏捕去，当地同志极为愤激，要求立即举事营救。许雪湫跃跃欲动，冯自由、胡汉民均劝其静候孙中山命令，并命余、陈二人返黄冈制止。５月２２日，余丑、陈涌波等在黄冈提前发动起义，占领全镇。２４日，许在香港得到确讯，即于次日率同志十余人赶赴汕头，与乔义生、萱野长知等研究，计划发动丰顺、揭阳、惠阳等县会党响应。２７日，黄冈起义军失败。许等于极端懊丧之余，计议炸毁清水师提督李准的运兵轮船，因戒备严密，未能下手。返回香港后，许一面设立机关，召集同志，一面派人潜返内地，准备再次起义。
许雪湫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
为了了解黄冈起义的有关情况，孙中山电召许雪湫到河内报告。在见到孙中山的时候，许表示，土炮不敌洋枪，因此失败。如能从外国购买新式军械，运至惠州汕尾洋面，他可以预雇大船数十艘在彼接应，随即可在海陆丰沿岸大举发难。孙中山赞同许雪湫的主张，即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械。１０月８日，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得到萱野的电报：船械五日可到。许遂于９日赶赴汕尾。但在登轮时，发现有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的侦探在船，许登岸折回，因此，延误了一日。１０月１３日，萱野的运械船幸运丸驶抵汕尾洋面，未见接应船只。等待多时，许才乘一小船前来探问。萱野责备许筹备不善，许答应数小时后大船必来，匆匆离去。由于准备起义，汕尾附近聚集了大量会党，早已风声四播，又由于日轮停泊时，沿岸观者无数，这样，就使得清兵加强了戒备。吴祥达派所属兵轮驶近日轮侦查。幸运丸原是三井洋行包租的运煤船，船主遂不听萱野将船暂移别处的建议，径自将船开往香港。不久，粤督又照会香港政府，要求扣留该轮。日本领事得讯后，命该轮启碇返日。
此次事败，许雪湫受到各方责备。胡汉民曾将当时布置计划详情写了一份万余言的报告书，指责许“妄言无实，不负责任”。从此，胡汉民对许的印象就一直很坏。雪湫初住香港，后来流亡南洋。因家产被清政府抄没，靠卖药为生。当时，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重点已转向广东西部的钦廉地区和广西、云南等地，无力协助许雪湫再举。黄冈起义失败后，有二三百人随许逃亡，同盟会在安排这些人的生活出路上也发生困难。这一切，使得许逐渐对孙中山和同盟会产生失望情绪。１９０８年秋，陶成章到南洋，因在筹款中得不到孙中山的充分支持，加上前此已经存在的思想、策略等方面的分歧，便在南洋另立光复会，与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分庭抗礼。许同情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并带进了一批潮州、嘉应人，光复会的势力因之一振。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许雪湫偕陈宏生、陈涌波等回到潮州，招兵数百人，组织南路进行军，收复饶平、海阳、惠来诸县。当时，广东各地类似的民军很多，他们大都各树一帜，派捐派饷，不相统属。仅潮汕地区就有十三个司令，许雪湫是其中之一。１９１２年年初，驻守惠州的岭东镇守府司令林激真觊觎富饶的汕头地区，以“就饷”为名，企图率兵入汕，受到汕头商会会长赖礼园等人的反对。３月，林军攻占汕头，纵兵抢掠。许雪湫支持林激真，曾带兵抄抢赖礼园家，勒索兵饷。事后，赖向广东省方提出控告。同时，士绅巨贾等亦以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为名，向各方奔走呼吁。４月，广东都督陈炯明派清降将吴祥达率兵进驻汕头。５月初，新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下令遣散广东各地民军。同月，吴祥达于深夜包围许雪湫设在汕头道署的司令部，将许部缴械，并逮捕许雪湫。１２日，奉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令，将许雪湫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