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老子道德经·第７９篇
有“德”之人就像持有借据的圣人那样宽容，没有“德”的人就像掌管税收的人那样苛刻刁诈。自然规律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永远帮助有德的善人。
唐玄宗时，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来，随着形势的不利，安禄山的心情越来越坏，他开始随意惩罚身边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谋士严庄和贴身侍卫李猪儿。
严庄是安禄山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当初，安禄山发现严庄是个人才，对他礼贤下士，很快就把他安置在重要岗位上。他曾对严庄推心置腹地说：“你是读书人，知道的道理比我多，你可以随时指出我的过失，我是决不会怪罪你的。”
唐玄宗
严庄受了安禄山的大恩，从此也一心报效，为他出谋划策，竭尽心力。他对朋友说：“安禄山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就是为他搭上性命也报不完呀。大恩不可言谢，我现在只有默默地做事报答他。”
李猪儿原是一个归降的僮仆，安禄山喜欢他的聪明伶俐，破例把他留在身边服侍自己。他给李猪儿许多赏赐，又给了他许多特权，随时都让他陪伴自己。
安禄山起兵叛乱不久，他的眼睛便失明了，身上也长了毒疮，他的情绪开始烦躁不安了。直到后来叛军进展不利，战败的消息接连不断，安禄山的情绪更坏，他杀身边的人泄气，平时总是大吼大叫。严庄劝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应该过于认真。现在形势虽然对我军不利，但是并不是不可以挽救的。”
严庄话没说完，安禄山就指着他骂个不停，说：“我对你有恩，你就是这样报答我吗？早知道你是个不中用的家伙，我就把你一刀砍了，留你有什么用呢？”
他命人鞭打严庄，打得他皮开肉绽。这样的凌辱发生过多次，严庄从心里恨他入骨，只是表面还保持恭顺。李猪儿也经常无缘无故遭到安禄山的痛骂和鞭打，安禄山还恶狠狠地对李猪儿说：“我不收留你，你早死了，现在我就是要了你的命也是应该的。”
严庄和李猪儿同病相怜，他们担心有一天安禄山会杀了他们，便勾结安庆绪，三人合谋，将安禄山杀死在床上。
安禄山自恃对严庄和李猪儿有恩，就无所顾忌地凌辱惩罚，而又不加丝毫防范，这是他对人缺乏了解的缘故。他施恩的用心并不真诚，严庄和李猪儿既已明白，他们当然会怨恨他了，对他不利便是很正常的了。
施恩不图报答，恩情才显得可贵。给人恩惠不论多少，重要的是，不是为了索取。一个人无私奉献之后，他的道德境界就会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他这个人便会高尚起来，面貌焕然一新。
付出其实不限于什么方式、什么人，付出也不需要书写，不需要描画，更不需要把它放在心中，只要把它表现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唯有这样我们才是快乐的。有这样一则寓言正好验证了这层关系。
从前有一个男孩与一棵树一起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在树上荡秋千，上树摘果子，在树荫下睡觉，树也很留恋那些快乐无忧的时光。
小男孩一天天长大，他与树在一起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因为要生活就必须想办法去赚钱。
树就对男孩说：“拿我的果子去卖吧。”于是他把果子卖掉了，树感到很快乐，因为它为男孩做了事。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长大成为年轻人的男孩很久没有来找树玩，树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有一次，树看见男孩走过来，就向他微笑着说：“来啊，让我们一起玩吧！”但是男孩已经长大了，他要到外面去闯世界了，他不愿固守在这里，他要离开眼前的一切。
树很理解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把我砍下来吧，拿我的树干去造一艘船，你就可以航行到达你的目的地了。”于是，年轻人就把树砍了下来，做了一艘船到外面闯世界了。
夏去冬来，时光一年年过去了，无数个寒冷和寂寞的夜晚树都在默默等待，最后，那个男孩终于回来了。但他已经满头白发了，年老和疲惫使他不能再玩耍了，也不能赚钱或出海航行了。
树说：“我还是一个不错的树桩，你何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呢？”他果然坐下来了，树又是满心欢喜。
原来，付出不是把一切放在心里，而是要做出来呀！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期望回报的付出，常常会失望大于满足。沮丧大于惊喜；不期望回报的付出，则会惊喜大于失落，快乐大于悲伤。既然付出是一种奉献，何必去寻找奉献后的回报，让自己的内心奢望太多呢！
老子认为“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在付出帮助别人的时候，不应总惦记着别人的回报。期盼回报的付出不但狭隘，而且还会失去助人的本意，让原本高尚的行为蒙上了一层势利的阴影。
做好事的目的不同，结果就大不一样。人的善心不该用来作为交易，否则就失去善良的本义了。一旦计较了这些，人们的心里就失去了原本的安宁；为了得失寻找平衡，对受惠者颐指气使就不可避免了。这样，人们只能怨恨施惠者的虚伪，也不会再有丝毫的感激之情了。
所以圣人行事都好像是负债的人一般，只有付出从不向别人索取。有德之人只持有借据，却不索讨。无德之人就像是征税者一般，只拿不给。天道对人是没有分别心的，但却常常跟良善之人亲近。
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道德经·第６９篇
用兵的人曾经这样说，“我不敢主动进犯，而采取守势；不敢前进一步，而宁可后退一尺。”这就叫作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一样；虽然要奋臂，却像没有臂膀可举一样；虽然面临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打一样；虽然有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以执握一样。祸患再没有比轻敌更大的了，轻敌几乎丧失了我的“三宝”。所以，两军实力相当的时候，悲痛的一方可以获得胜利。
老子的“虚实并进”的智慧，在三国演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长坂坡一役中，看似鲁莽愚笨的张飞一人便阻住了曹操十几万大军。
三国演义中这样记载：“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胡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土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把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睁圆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平盖，旌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冀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操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去。于是诸军众将一起往西奔去。正是，黄口孺子。怎闻霹雳之声；病体樵夫，难听虎豹之吼。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相互践踏。”
三国演义
张飞之所以能够喝退曹军并不是偶然的：张飞在曹操大军到来之前就命令所率的二十多名骑兵到树林子里去，砍下树枝，绑在马后，然后骑马在林中飞跑打转。而他一人在长坂桥上单人单骑、立马扬威毫无惧色，尤其是他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三声怒喝，吓死曹将之余，增加了几分“实像”。而对面的曹操呢？曹操深知诸葛亮的本事，怕诸葛亮用张飞作诱，后有伏兵。曹操亲自前来观战，见到张飞那勇猛的样子，想关羽曾告诉他，张飞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另外，张飞的吼叫，吓死夏侯杰，张飞又在那里立马提枪，咄咄逼人，使曹军不敢冒着风险向前。
如果能熟练运用“虚实并进”的智慧，那么在与对手的交锋中定能略胜对手一筹，稳稳地将胜利握在自己手中。
公元前６８６年，齐襄公在国内叛乱中被杀。大夫高侯与侨居莒国的公子小白关系很好，于是他派人前往莒国，迎接公子小白回国做国君。然而，此时齐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纠也由旅居的鲁国派军队送其回国抢位，并且还分拨管仲带领军队在半路上拦截从莒国来的小白。
管仲领兵昼夜兼程，来到公子小白管仲
必经之地即墨，一打听，小白的车队已经过去。于是，管仲带着人马迅速追赶，行了３０余里，见小白的队伍正在停车做饭。管仲面带笑容上前同小白打招呼：“公子近来身体可好？现在要到哪里去？”小白回答道：“回去为父亲治丧。”管仲说：“公子纠是长子，应该主丧，不必劳您去辛苦了。”小白没有应答，其随从人员个个横眉怒目，准备动武。管仲恐怕自己寡不敌众，就假装退走，在暗中却突然弯弓搭箭，对准小白射了过来。只见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乘坐的车上。小白的随从人员一齐啼哭起来，管仲见射倒了小白，便拨转马头，飞快地去向公子纠报信。在路上，管仲感叹道：“公子纠有福，合该为君！”公子纠一队人马知道小白已被射死，就悠然自得地在路上慢慢行走，过了６天才到达国都临淄。
可是，这时小白已经登基当上了国君，称为齐桓公。公子小白被管仲一箭射死，怎么又复活了呢？
原来，管仲的这一箭正好射在小白腰间的带钩上。古人宽衣博带，带端有一个用青铜做的钩，称作带钩，一般长约３寸，宽约１寸：其作用同现今人们的腰带扣一样。管仲射来的箭虽然没有使小白受伤，但小白恐怕管仲再射，于是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口喷鲜血，装死倒在车上，从而麻痹了管仲。等管仲走后，小白连忙换上普通人的服装，带领随行人马抄小路星夜兼程。快到都城临淄时小白派能言善辩的鲍叔牙先进城说服诸位大夫。鲍叔牙在众大夫面前历数了公子小白的贤明，取得了大夫们的认可。然后，大家出城迎接公子小白即王位。
公子小白之所以能抢在异母兄、长子纠的前面登上王位，在于他临机应变采用示假隐真、虚实并用的计谋，战胜了居心叵测的公子纠，得到了至高无上的王位。
对待老实人，我们要坚决奉行“以实打实，将心比心”的做法；然而对待那些奸诈、叵测的竞争对手，我们不妨来点儿“虚实并进”，在虚虚实实中挫败对手。
古人用兵最讲究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样能够使敌人摸不清自己的真正实力，不敢轻举妄动。老子虽然不会打仗、也不曾带军，然而他却对兵法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从这一兵法中引申出了一个“虚实并用”的人生智慧。故而他提出了“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的论断。
当然，老子这一论断的对象是竞争对手或敌人，对待我们的竞争对手或敌人，千万不能实打实、硬碰硬，那样只能在竞争中消耗掉我们的实力，而无法获得卓有成效的胜利。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德经·第４１篇
上德的人虚怀若谷，在大庭广众之下却看似卑微。广德的人总是表现出好像德行还有不足的谦虚。建德者做了仁德之事之后绝不会四处张扬。真正实质上有德行的人，从不自我表现。真正的大德有如最大的方形找不到角落。最有价值的器具，总需经过长时间的千锤百炼，才能制成。最大的声音是人听不到的声音。最大的影像会大到人无法看到全貌。
在这个社会上，做事太张扬，太露虽然能够显得自己高人一头，然而却能引来众多人的妒忌，让别人也更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确切地说是更关注我们的失误），这样就会给日后自己的工作带来众多的压力和不便。
清朝皇帝雍正也曾这样认为：“但不必露出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雍正不但是嘴上这么说，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如此做的。
在雍正皇帝之前，历代王朝都以宰相统辖六部，权力过重，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一个君王有手腕驾驭全局，使宰相为我所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统领军队的宰相超权行事，时间一长便很容易与皇帝、大臣们产生隔膜和分歧，很容易给国家添乱子、造麻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雍正
在雍正即位之初，虽然掌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举凡军国大政，都需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皇帝宣布执行，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权力受到了制约，皇位受到了挑战。雍正设置军机处，正是把自己推向了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统治军机处，军机处又统治百官。
军机处还有一种职能，即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秘书的角色，类似情报局，有很强的保密性。军机处的由来，是在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六月清政府平息准噶尔叛乱时产生的。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统领有关军需事务，严守军报、军饷等军事机密，以致两年有余而不被外界熟知，保持了工作的高效运转和战斗的最终胜利。
雍正对军机处管理得特别严密。他对军政大臣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他们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召入宫中应付突发事件。军机处也会像飘移的帐篷一样随皇帝的行止而不断改变。皇帝走到哪里，“军机处”就设在哪里，类似我们现在的现场办公。在当今，雍正的这些创造，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雍正的第二大特点是对军机处的印信管理得非常严密。印信是机构的符号和象征，是出门办事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军机处的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并将其藏于军机处以外的地方，派专人负责管理。当需用印信时，必须报告皇上给予批准，然后才能有军机大臣凭牌开启印信，在众人的监视下使用，以便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
设立“军机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每办一件事情，或者有关的奏折，要经过各个部门的周转，最后才能够送达皇上。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的官场陋习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保密性能也差，皇上的命令无法贯穿始终。而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启动军机大臣，摆脱了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使雍正的口谕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每一个职能机构，从而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设立“军机处”将“生杀之权，操之自朕”的雍正推向了封建专制权力的顶峰。“军机处”由于在皇上的直接监视下开展工作，所以处处谨小慎微，自知自律，奉公守法，营造了一种清廉的官场形象。“军机处”的设置，保证了中央集权的顺利实施，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统一，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民族的分裂，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无论在雍正的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雍正帝都是一个喜欢秘密行事的皇帝，然而这也正是他高明、智慧的一方面，故而在他死后的乾隆年间，才会出现康乾盛世的局面。
有些人做事时，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然而这些人大部分“雷声大，雨点小”、“说得比唱得好听”，就是见不到办事的效率，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鄙视这类人。
还有一类人就是老子比较欣赏的一类人——这类人“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即在平日里很少“显山露水”、抢风光，这类人表面上看上去很不显眼，然而他们却能在暗中默默地将事情完成，丝毫不张扬。
从雍正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深知：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我们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环节的人为阻挠，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了。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道德经·第５６篇
聪明的智者不多说话，而到处说长论短的人就不是聪明的智者。塞堵住嗜欲的孔窍，关闭住嗜欲的门径。不露锋芒，消解纷争，挫去人们的锋芒，解脱他们的纷争，收敛他们的光耀，混同他们的尘世，这就是深奥的玄同。达到“玄同”境界的人，已经超脱亲疏、利害、贵贱的世俗范围，所以就为天下人所尊重。
西汉十年，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协助吕后，用计谋诱杀了韩信，这与萧何早年月下追韩信之事，构成了一幕完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悲喜剧。
汉高祖刘邦此时率兵在外平叛，闻此讯后，立即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外加许多优厚的恩赐奖赏，文武百官为此而来，向萧何贺喜。
唯有大臣召平却前来报忧。
召平对萧何说：“目前诸王都心怀二志，所以，皇帝要亲自率兵在外平叛，无暇后顾。而相国你却镇守京都，不用冒负伤战死的危险，皇帝难免对你有疑心。可见，现时皇帝给你加封晋爵，用意只在于试探你，若你因此而居功自傲，日后就难免有不测之祸。所以，我恳请你坚决推辞这些封赐，还要拿出全部家财来资助劳师远征的军队，唯有如此，才可以消除皇上对你的疑虑。”
萧何
萧何听后，如梦初醒。他从善如流，马上依计而行。对此，刘邦十分高兴，不再为后方分心。
聪明的人如果锋芒毕露就会招致别人的猜忌，清高的人傲慢无礼，只能使别人疏远。以退为进，以屈为伸是生活中的一大智彗。
真正的智者是不会去追求形式上的理解和尊重的，他们对任何事都表现得无争无抢；他们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高能人士。他们是不会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现自己，以求哗众取宠。所以，这样的人才是顺应自然大道的人，才是天下最可贵的人才，才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尊敬的人！
刘睦是东汉明帝的堂侄，自幼好学上进，喜好结交有学问、有道德的名儒，长大后被封为北海敬王，忠孝慈仁，礼贤下士，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年年底，他派一名官员去都城洛阳朝贺。临行前，他问这黔员：“皇帝如果问起我的情况，你怎样回答呢？”这位官员说：“您德高望重，忠心耿耿，是百姓的再生父母。下官虽然不才，怎敢不把这些如实禀告。”
刘睦听后，连连摇头说：“你如果这样说，就把我给害了！”这位官员感到很迷惑。刘睦又对他说：“你见到皇帝后，就说我自从承袭王爵以来，意志衰退，行动懒散，每日只知吃喝玩乐，对正业毫不用心。”
刘睦不想让皇帝知道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因为在当时，宗室中凡是有志向的人都会受到朝廷的猜忌，弄不好就招来杀身之祸。刘睦故作糊涂人，实在是明哲保身的妙计。
某人在年轻时代以备有“三头”自负，即笔头写得过人，舌头说得过人，拳头打得过人。在学校读书时，已是一员狠将，不怕同学，不怕师长，以为他们都不及他，初入社会，还是这样，结果得罪了许多人，受到了许多惩罚。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聪明，若仔细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些有人缘的人，却恰好相反。“和其光，同其尘。”个个深藏不露，好像他们是庸才，谁知他们的才能，颇有出于众人的；好像个个都很讷言，谁知颇有雄才大略而不愿久居人下的，但是他们却不肯在言语上、行动上显露自己，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老子给我们做了充分的解答，这就叫作“玄同”，也就是“塞光闭目”、“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的做法，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而上面那些聪明的人，他们的出发点也正在于此，他们怕自己耀眼的光芒得罪了别人。得罪了的人便成了自己的阻力，成了自己的破坏者，如果四周都是阻力或破坏者，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的立足点都会被推翻，哪里还能实现自己求知于人的目的呢？
俗话说，久病亦医，年轻人在受足了痛苦和教训之后，才知道自己的错误，才明白原来是自己为自己的前途设下了荆棘，能及时悔过，是值得庆幸的。聪明人懂得如何将自己混同于世俗之中，所以他就少有阻碍而有好的人缘，试想这样的人，何愁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帮助，而其在合适时机的恰当显露更能让其取得大的成功。
功成身遂，谓我自然
犹兮，其贵言也，功成事遂，而百姓谓我自然。
——道德经·第１７篇
最好的君王非常悠闲，他发布的命令很少。事情一旦成功之后，百姓们都说：“我原来就是这样。”
老子理想中的统治者以贵言、无为、诚实为最佳，统治者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和政治相安无事。不仅仅是统治者要以“贵言”为准则，任何人都应该遵守这一准则。俗话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随意地逞口舌之快，不知道适可而止很容易招致祸端。曾国藩是一个对于黄老之学有很深研究和领悟的人，他就十分推崇老子的“贵言”原则。
曾国藩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经验教训，力劝自己不可多言，要小心谨慎，宁愿装聋作哑，被人视为笨拙，也不可以强出头引来祸端。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人在现实中要想生存，就必须和人交往，那言语自然是避免不了的。但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给人的印象总是轻狂、浮躁，不足以成大事。
曾国藩蜡像
曾国藩在修行上要求自己“静坐净心”，认为急躁、轻浮是做人、立道、求学的大忌。而身临高位，功高美盖世，如言语太多、锋芒太露，就会引来朝廷的猜疑，认为自己有不叵之心。况且在封建社会中，君权高于一切，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味激进，更会招致皇帝不悦，那样便有生命之忧了。对下，如果讲话太多，难免有失误，则会让手下人嘲笑，认为自己无德无力，不能服众，久而久之，威德并失，便不能操纵手下了。
曾国藩早年就写下了“谨言箴”。他认为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他。
曾国藩年轻时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无意说了几句话，立刻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故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
道光
道光二十二年，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不久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自从立下这个誓言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
老子认为，治国，不是以治国者的意志为中心，而是治国者以百姓的意志为中心。不是治国者要求百姓怎样做，而是百姓要求治国者怎样做。
具有高尚品德的治国者，并不向百姓宣传、炫耀自己，百姓就知道他有品德。那些宣传自己，要求百姓赞誉他，爱戴他的人，只能算是次一等的了。那些显示高傲，显示威风，让百姓害怕他的人，就是再次一等的了。至于那些无视百姓，被百姓痛恨咒骂的统治者，则是没有品德的最下等的了。治国的人，如果不值得信任，那么，下面就肯定会有弄虚作假的事情。谋划治国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听取百姓的呼声，完成治国的大事，而百姓的言论，百姓的意志，才是我们要遵循的规律。
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道德经·第２９篇
世人秉性不一，有前行有后随，有轻嘘有急吹，有的刚强，有的羸弱；有的安居，有的危殆。因此，圣人要除去那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措施法度。
老子“去奢”的思想在当今仍有重要意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勘俭败由奢”，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概括。在我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晏子、杨震、于成龙等清廉的官员，为后人所称赞。奢侈是极其危险的东西，虽然它没有牙，却可以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足，却可以指导你走向歧途；虽然它没有烟味，却可以熏黑你的灵魂；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杀你的情操、意志和人格……奢侈就好像醋酸，能腐蚀人的灵魂，会让人坠入深渊。所以，去奢的名言至今仍然重如千钧。
伯夷叔齐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郡鄄城县人。年轻时就孤高独立、操守清廉。他入仕几十年，诸多将相公卿仿佛走马灯一般起落浮沉，来去匆匆，连皇帝也换了好几个。“一朝天子一朝臣”，上上下下乱纷纷，而他则一直身居要职，并且步步高升。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吉星高照，官运亨通，其实他除勤政爱民之外，还戒除贪欲，恪守操行。
在晋隆安之年，朝廷选任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魏晋时代的广州，治所在番禺，辖境相当于现在两广的绝大部分地区，北有五岭，南临大海，山清水秀，佳果终年不绝，所产南珠等各种珍宝更是驰名中外。
吴隐之携家小、部属，赴广州上任，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这一日抵达离广州２０里的石门。石门下激石远处有一泓泉水，据说凡是饮过此泉水的人，无不陡起贪念，故名之曰“贪泉”。贪泉臭名昭著，无人不知，当地居民又添油加醋，说是只要口沾一滴贪泉水，就会立即燃起万丈贪欲之火，连六根清净的世外高僧，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道也概莫能外。路人传言，神乎其神，自命清高的过客避之犹恐不及，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名；利欲熏心之徒也假装正人君子，一提起贪泉便掩耳捂鼻；一般人都认为岭南贪污成风，“风”源便是贪泉。吴隐之不信邪，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岭南官吏丧失清操其真正原因，我已经明白了。”于是，他走到贪泉旁边，俯身舀起一杯泉水，“咕嘟咕嘟”喝下肚去，仿佛酌饮美酒一样。喝完咂咂嘴，除了甘甜可口之外，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隐之微微一笑，当即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歃”意为用嘴吸饮，“夷”齐指商朝末年以互相让国、饿死不改清操的伯夷、叔齐兄弟。全诗大意是：古人说这泉水，只要一口沾唇也会顿生贪念，要得千金。假如伯夷叔齐来到这里，不管怎样大饮特饮，他们那清廉之心，也绝不会改变一毫一分！吴隐之一语道破了他酌饮贪泉，不渝清操的真谛：人贪与不贪，不在于喝过或没喝过“贪泉”水，而在于自己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
果然，他在广州任职期间一尘不染，更加清廉。虽然广州物产丰富，可他平常吃的不过是些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衣服等都十分朴素。当时有些人还以为他是故意装装样子，以显示自己的俭朴。不过时间一长，才知道他真是个清官，不是故作姿态。
因为他严格要求自己，树立了好的榜样，广州地区的贪污陋习也有了大大的改善。朝廷嘉奖吴隐之的廉洁克己、改变风气，进号为前将军。吴隐之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严格要求妻儿亦要节俭清廉，其感人事迹不胜枚举，只说一件便可见一斑。
那还是在孝武帝时期，曾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的谢石任卫将军，慕名奏请吴隐之做将军府的主簿。有一天，听人说吴隐之的女儿即将出嫁，谢石料想吴隐之一向清廉俭朴，嫁女必然简单了事，更不会置办多少嫁妆，于是立即派人为助婚使者，并让人将自家厨具等搬去相助。使者走到吴家门口，恰巧碰见一个小丫头牵着一条狗往外跑，院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心里直纳闷，以为走错了门，便喊住小丫头打听：“这是主簿吴公府上吗？”小丫头回答：“是呀！”“贵府小姐要出嫁了吗？”“是呀！”使者又朝门里扫视一周，大惑不解，自言自语：“怎么如此萧然？”小丫头没有听明白他说什么，便向他摆摆手说：“对不起，我要卖狗去了！”使者急忙喊道：“别跑，卖狗干什么？”小丫头冲他笑笑说：“不是告诉您老了吗？我家小姐要结婚，等钱用呀！”说完就跑了，使者大吃一惊，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一会儿，转身跑回将军府，向谢石和大小官僚们报告这桩“特大新闻”。
吴隐之告老还乡，直至逝世，屡屡受到朝廷的褒奖和赏赐，并赐予显要的官职，廉洁的士大夫无不以此为荣。吴隐之更用自己的廉洁奉公换来了世人的尊敬。
有贤德的治国者都能远离那些极端的把国家据为己有的想法，也能远离妄自尊大的行为，远离奢侈的生活。
老子以有行必有随、有增益必有失去的事物规律说明，任何人想取天下为私有，都是不能得逞的。所以他希望治国者能远离极端的想法，远离自大的行为，远离奢侈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