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留学时期，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修养时期(一九○二——一九○九夏)
这期的大事是俄兵占领奉天，日俄开战，革命思潮起于全国，和他个人关系较切的有章太炎师的下狱，徐锡麟、秋瑾的被杀等。
这留学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段：(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期；(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
(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一九○二——一九○四年夏)
此时，我初次和他相识，他在课余爱读哲学文学的书以及常常和我谈国民性问题，这些已见于拙著《怀亡友鲁迅》，兹不赘述。他曾为《浙江潮》撰文，有《斯巴达之魂》，《说鈤》等(见《集外集》)，鈤即镭也。
(二)仙台医学时期(一九○四——一九○六年春)
他学医的动机：(一)恨得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以上两点，参阅《呐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便知。但是据我所知，除此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弘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缠足女子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例如：
(1)见了绣花的弓鞋就摇头(《朝花夕拾》一一四页)。
(2)“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痛苦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热风》三五页)
(3)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呐喊·风波》)
(4)讨厌的“豆腐西施”，“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呐喊·故乡》)
(5)爱姑的“两只钩刀样的脚。”(《彷徨·离婚》)
(6)“……女子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他的感触多端，从此着重在国民性劣点的研究了。可见《呐喊》序文所载，在微生物学讲议的电影里，忽然看到咱们中国人的将被斩，就要退学，决意提倡文艺运动，这电影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唯一的刺激。
(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一九○六——一九○九年夏)
一九○二年的夏天，留日学生的人数还不过二三百，后来“速成班”日见增多，人数达到二万，真是浩浩荡荡，他们所习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农，工，商，医，陆军，教育等，学文艺的简直没有，据说学了文学将来是要饿死的。
然而鲁迅就从此致力于文艺运动，至死不懈。
此时，他首先绍介欧洲新文艺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文学。有两件事应该提到的：(一)拟办杂志《新生》；(二)译域外小说。这两件事说来颇长，好在他令弟知堂(作人)所作的“《关于鲁迅》(二)”(《宇宙风》三十期)文中已经叙明，我不必重复详说，只略略有所补充而已。《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可是书面的图案以及插图等等，记得是统统预备好了，一事不苟的；连它的西文译名，也不肯随俗用现代外国语，而必须用拉丁文曰Vita Nuora。后来，鲁迅为《河南》杂志撰《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坟》)，绍介英国拜伦，德国尼采、斯宾霍尔，挪威易卜生，及俄国、波兰、匈牙利的诗人等。《域外小说集》初印本的书面也是很优美的，图案是希腊的艺术，题字是篆文“域外小说集”，纸质甚佳，毛边不切。
大家都知道《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急先锋。它的民七，一月号，胡适之的《归国杂感》，说调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书籍，“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想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即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编注）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shekhov（即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1861-1906）。——编注）和Andrejev（即俄罗斯著名作家安特莱夫（1871-1919）。——编注）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开始译Tshekhov和Andrejev的短篇小说了。
鲁迅实在是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
总之，他在游学时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养成了冷静而又冷静的头脑。惟其爱国家爱民族的心愈热烈，所以观察得愈冷静。这好比一个医道高明的医师，遇到了平生最亲爱的人，患着极度危险的痼疾，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一心要把他治好。试问这个医师在这时候，是否极度冷静地诊察，还是蹦蹦跳跳，叫嚣不止呢?这冷静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原因。
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二十九至三十一岁(一九○九年夏——一九一一年冬)。
这时期的大事是辛亥革命。
民元前三年夏，他因为要负担家庭的费用，不得不归国做事了。在杭州任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一整年，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一年余，革命以后，任师范学校校长几个月。
在两级师范教化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件事：“他在教室试验氢气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见前两行只留着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所以孙春台(福熙)的《我所见于“示众”者》里说：“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氢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燥裂的知识，他不至于炸破手。……”(民十五，五月，《京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