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败，明英宗朱祁镇不幸被瓦剌俘去，这便使得明王朝面临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于谦能够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使明王朝顺利渡过难关，稳定了局势的同时，也安定了民心。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朝的一位名臣。在于谦七岁的时候，有一位僧人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八岁时，有一天，于谦穿着红色衣服，在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就故意戏弄他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他的对答让老者大吃一惊，瞬间产生钦佩之情。他对的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年（1426年），他又被授职监察御史。在与明宣宗朱瞻基上奏对答时，其言谈也是博雅流畅，让朱瞻基为之倾听。当时，一个名叫顾佐的都御史，向来对属僚十分严厉，却唯独尊让于谦，认为他的才华胜过自己。宣德二年（1427年）朱高煦谋反时，于谦便跟随朱瞻基亲征乐安，朱高煦出城投降，朱瞻基命于谦口头列举朱高煦的所有罪状。于谦严词正气严切，厉声威严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发抖，称罪该万死。明宣宗朱瞻基对此十分满意，大军班师后，于谦得赏与各位大臣相同。

宣德五年(1430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朱瞻基知道于谦可以担当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又被朝廷召回京，并任兵部左侍郎一职。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便请郕王朱祁钰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三日，郕王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使陈镒等人恸哭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王振的余党锦衣卫马顺不干了，他大声呵斥，想要驱逐群臣。正在这时候，给事中王竑气愤地抓住其头发，大声呵斥：“你们这些奸党，早就罪当诛杀，如今还敢如此嚣张？”群臣随之一哄而上，马顺竟然被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的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拉出，并乱拳打死，还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东安门外示众。

监国郕王朱祁钰被这种场面吓住了，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郕王朱祁钰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也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随后，郕王朱祁钰又下令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绑到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论大小一律斩首。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回京师，也被抄家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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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一战，损失了大部分精锐部队，残兵不及十万，一时间军心震恐。于谦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和也先的气焰，估计他肯定还会有所行动。所以，他一方面继续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调整长城防守。另一方面又马不停蹄地招募民夫，储备军粮，打造更多的武器。

于谦在受事的第二天，奏请朱祁钰调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以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候陈懋所率领的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又下令将通州的漕粮全部移入京师。

紧接着，于谦又派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招募民夫，沿河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与此同时，他又命内外军工厂不分昼夜地加工，赶造攻战武器和战车，并令边将收集土木堡等地败军丢失的大量武器和溃散的士兵，以备作战之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待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