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到1953年，苏联工业产品中什么最短缺？”

第一个问题刚回答完，照片还没有从手中还回去，第二个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提问又紧接着用标准的俄语抛出来。

“水泥，高标准建筑用水泥”

我只用了不到半秒钟在大脑中核对，很肯定的给予了回答。

“水泥，用在了什么地方？”

提问如同滩头阵地的高射速机枪，不但没有停歇，而且角度越来越刁钻。

“莫斯科，大莫斯科地区”

还是脱口而出，简单直接，没有一个多余字的说话方式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你只需要回答问题本身，除此之外，不进行任何延伸和扩展。

“使用地点，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多远？”

又是一个问题，更难以回答。

我稍微想了几秒钟，所有涉及数字的地方都必须仔细再仔细，哪怕是一个小数点的错误，都是不被允许的。

“62千米”

我很肯定的回答。

提问暂时中止了，在这个短暂的沉默期里，我很安静地坐着，心理没有任何波澜，就好像温和春日里，午后阳光照射下的弯弯小溪。

写到这里，有必要加以补充，那就是我们这一行的入门基本功就是所谓的“静”，这个字看似简单，但其实是对人性的巨大挑战。

必须杜绝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大本性，好奇心。

一旦你对任何事都没有了好奇心，那么，心理学中的大部分提问和挑动情绪的技巧，对于你就基本无效。

沉默了足足三分钟，小会议室中除了我们几人均匀的呼吸声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谈谈B200系统，它的载波是多少？”

“S-25防空导弹系统制导雷达站，N波段载波，波长10厘米”

我继续回答，现在，这些问题所围绕和涉及的范围已经大概在脑海中浮现出基本轮廓，他们关心的都是有关地空导弹系统的话题。

这些问题或者说方向，对绝大部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甚至苏联人来说，都如同天方夜谭般遥远，不过，我却比较了解。

这里，需要稍稍做些说明。

我本人曾经在旧时代的沪江市和石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在沪江市的掩护身份，就是圣约翰大学英国比较文学专业学生。

了解这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朋友肯定知道，圣约翰的毕业生都可以流利的使用英文，甚至超过母语的熟练程度。

1949年1月份，我接到命令，通过特殊通道乘船去了大连，又从大连一路奔波，最后到了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的远东著名城市，哈尔滨。

经过七个多月的集中语言学习和安全审查，我和班上的其他三十四名同学一起乘火车去了莫斯科。

在那里，我又和其他三人一块儿，进入著名的莫斯科大学，进修航空和空气动力学。

说实话，作为文科生，突然学习这种纯理工的东西，基本是不合适的，放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

但在那个特殊时代，要找到素质好，本身受过高等教育，信仰忠贞无任何历史问题的学生，那更是难上加难。

三年学习期满，就在准备前往高尔基市的飞机设计局实习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新调令，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大使馆报道。

去了之后，我才弄明白，实习任务已经不存在，因为有新的学习生涯等着我去经历。

这次，我进的学校是“捷尔任斯基外国语言高等专科学校”，听起来很像是普通的外语学院，不过，它的上级部门却很特别，这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局”，也就是令西方特务和走狗闻风丧胆的“克格勃”第一局，既对外情报侦察总局。

至此，我开启了一条很特殊的职业道路，受过高等航空航天专业教育，精通几国语言的特殊情报工作者。

实际上，直到去年夏天，我都在冰城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担任教官，进入这座燕京的特别单位还不到一年时间。

说了这么多，请读者不要嫌啰嗦，因为不了解这段背景，你就不会知道为何向我提出这些莫名其妙的古怪问题。

“关于V设备，你了解多少？”

又是一个问题，但我从口气里听到了某种友好的气氛。

“磁控管，为V波段雷达设计，波长6厘米，1958年7月定型”

“谈谈S75系统的部署方式，基本射击方式，主雷达有几部天线”

“六角星形阵地部署，每个营六部发射架，主制导雷达站有五架天线。”

我继续回答，没有本分停顿。

又过了二十二分钟，经过六个问题的连珠炮发问，提问的人再次沉寂下来。

“你先出去，等着叫你，嗯，去小食堂，去用餐”

处长站起来，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差不多两小时内第一次听到中文。

我走出去，头也没回。

“这是餐劵，你签个字”

机关物资供应股长早已经等在走廊另一面的房间里，他大概是接到了处长的电话，主动迎上来，手里递过一本红色封面的登记本。

我没多问，按照他的指点签了今天的代码，又写上自己的内部编号缩写。

这里补充一句，签字不写名字，只填日期代号和人员编码是单位的规定，万一出现登记本遗失，除非你了解这两个代码的含义，否则根本就是看天书。

这样做，其实也是有目的的，万一哪天敌特看到登记本，他完全可以从登记信息中反推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采取编码之后，这方面无疑就安全很多。

小食堂里人很少，里面布置的很简单，也很干净。

递上餐劵，我从一扇很小的木头窗口里取出饭菜，每一份餐劵上都标记了数字符号，对应不同的伙食标准。

我吃了一惊，真是大吃一惊。

餐食极其丰盛，不但有烤的微微泛出焦黄的白面包吐司，还有装在小瓶子中的巧克力酱，果酱，不断发出诱人香味的熏香肠，一小碟腌黄瓜，还有一大杯滚热的牛奶。

深深地吸了一口食物的香味，真是太诱人了！

1959年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一年，食品的短缺已经到了极限，即使是燕京这样的大城市，医院里最多的病人也是因为缺乏营养而造成的浮肿。

我所在的单位是很特别的，他属于“特殊供应部门”，也就是可以弄到很多社会上根本看不见的好东西。

不过，必须说明，特殊供应不是特别权力，在我的这个时代里，人们的思维很单纯，那些超出常规的好东西，只供给应该享受的人，至少，大部分人是这样想的。

这餐意料不到的早晨，我吃得很是惬意，离开莫斯科好几年了，这是第一次吃到如此正宗的腌黄瓜和熏香肠。

巧克力酱和果酱更是美味，包装它们的玻璃瓶外，所有的商标和包装纸都被干净，彻底的撕掉了。这也是内部纪律规定，你可以吃，但不能知道食物来自哪里。

不过，我的舌头认出了这些东西，巧克力酱来自瑞士，果酱是法国巴黎地区果园出品的。

半小时后，最后一滴牛奶被吞入肚中，召唤的电话也打到了小食堂。

这次，小会议室里只剩下处长和一名在刚才提问中始终没有出声的中年人，他的目光锐利，如同利剑。

“上级交给你一项临时任务，你要把他完成好”

说完，处长不再吭声，他冲着我点点头，又看了一眼那个冰冷的中年人，站起来，径直走了出去。

这很正常，因为处长不涉及到任务中，他也无权知道半个字。

“需要你参加一次会议，由你在会议中担任口译，会议后如果产生任何文字资料，比如会议记录，也全部由你一个人进行翻译，没有助手，没有同事，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保密规矩你明白，这里就不重复了。”

中年人说的很简单，他的眼神很冷，让我想起过去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面对的敌人。

“去准备一下，十分钟后出发”

我点头，什么也不多问，因为，问了也白问。

走出小会议室，一名身穿浅蓝色中山装，戴着鸭舌便帽的男子站在那里，看到我走出来，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跟在后面。

男子脚步很轻很轻，我透过眼角余光去观察，从他走路胯间的轻微摆动和脚尖处的步态判断，这人必定是南派拳术的练家子，而他夹着的黑色手提包里必然是空的，一只TT手枪就在腰的斜侧面。

我知道，从这时候起，自己已经成了某种状态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