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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玩总统于股掌之间
作者:朱晓艳   |  字数:6698  |  更新时间:2015-07-28 11:40:50  |  分类:

人物传记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实为北洋军阀的老大,在与冯国璋的争斗中,有胜有败,冯成了代理大总统,但最终还是段胜利了。然而小字辈吴佩孚公开发难,段又生气了。

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老同学,又都是小站宿将,与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北洋三杰”各有称呼,其中王士珍为龙,段祺瑞为虎,冯国璋为狗。

冯国璋(右)与段祺瑞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自然下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从心底说,让冯国璋做总统也不是段祺瑞所希望的。段祺瑞与冯国璋在袁世凯时代就开始互争高低,袁世凯死后,两人一北一南,相互对峙。在段祺瑞执政期间,冯国璋经常在南京唱一些不合时宜的调子,使段祺瑞很不痛快。然而,段祺瑞又不能不让冯国璋当总统,其一,冯本来就是副总统;其二,段祺瑞有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武力统一。为了这一目的,他必须使北洋派团结起来,必须得到冯国璋的支持,也就不得不把总统这块肉送给了冯国璋。

段祺瑞的确不同常人,他和冯国璋也大不相同。譬如说,冯国璋嗜财,段祺瑞却不爱财,曾有一次,齐燮元进京送给他二十几件珍玩,他原璧奉还。张作霖送来一大堆东北特产,段祺瑞不能不顾他的面子,破例收下两条江鱼,其余退还。惟一照单全收的一次是冯玉祥送的大南瓜,没有退回。

为了控制冯国璋,段祺瑞请冯国璋进京代行总统职权。冯国璋也不是好蒙骗的,他以南方不稳为由婉言拒绝,同时进一步巩固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大本营,以与段祺瑞对抗。此后,又请调亲信部队入京担任总统府保卫,段祺瑞也慷慨答应。冯国璋做好各方面的安排后,便上了北京。

过去总统是南方人,总理是北方人,所以总搞不好,现在总统、总理都是北方的了,事情果然好办了。8月14日,对德宣战案以总统令顺利发布。然而,好景不长,冯、段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虎犬之间开始斗法。

问题就出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上,段祺瑞主张对西南用兵,实行武力统一,冯国璋断然反对。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统分化为三块: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张作霖远在东北,一时与中原无争,而冯、段二人为了谁执牛耳互相争斗,互不相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是有其打算的,想借机扩大皖系力量,既消灭南方异己,又打击直系势力。冯国璋明白这点,自然反对对西南动用武力。

正当总统和总理陷入僵局之际,“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突然通电主和,掀起了驱段倒阁的先声,接着,靠近直系的湘南各军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也联名通电停战,给段祺瑞杀了个回马枪!段祺瑞腹背受敌,只得暂避风头,1917年11月15日提出辞呈。

段祺瑞以退为进,冯国璋的日子也不好过。首先,他居然找不着一个能继任段祺瑞的人。其次,直隶督军曹锟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主战的急先锋。曹锟态度骤变据说是由于徐树铮许诺给他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副总统职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冯国璋只得被迫下了对西南的讨伐令。一比一,段祺瑞和冯国璋前两个回合打了个平手。

然而,讨伐令刚发布10天,冯国璋又宣布停战。因为,长江三督和冯玉祥坚决反对“讨伐”,并且不让南下的部队通过防区,如果硬要通过,北洋内部就会大动干戈。何况,布贩子出身的曹锟这时又打起了冯国璋的牌,表示不反对停战。在北洋内部主战和主和两派互相争吵之际,南方提出了五个停战条件,首要的一条是召集旧国会。这样,冯国璋又陷入了困境,和又和不了,战又是死路,左右为难。冯国璋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回南京是最好的办法。

1918年1月26日晚,冯国璋以南下巡阅军队为由,乘专车离开天津。殊不知段祺瑞已经断了他的退路,倪嗣冲在蚌埠以保护安全为由截住了冯国璋,冯国璋只好调头回北京。在段祺瑞的强大压力下,1月30日,冯国璋被迫再次下达了对西南的讨伐令。这时在湖南前线,北洋军连连取得胜利,冯国璋只好通电辞职。在冯国璋辞职的第三天,即3月9日,内阁总理王士珍挂冠而走,避往天津。

既然冯国璋已无能为力,那么何不让他再做几天总统?于是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各省主战派纷纷来电挽留冯国璋,同时要求段祺瑞出山。3月23日,段祺瑞出山就任内阁总理。这位下野四个月零几天的北洋之虎终于压倒了北洋之狗,再次荣登总理宝座,威加海内,势力达到极盛。4月20日段祺瑞南下犒师,亲临汉口,规定总理车队经过时,临街商铺、居民住宅一律关门闭窗。一家外国报纸说:“这是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比大清国的钦差要威风得多!

段祺瑞重新上台,冯国璋已无用处,于是决定“合法驱冯”。冯国璋的总统任期是10月10日届满,到时通过合法的手段把他选掉。最终,冯国璋让位于徐世昌,回到直隶河间老家,从此不问政事。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病逝,段祺瑞赶到冯府,悼念老友,痛哭失声。他深有感触地对靳云鹏说:“你看看我和华甫,这些年闹来闹去,两败俱伤,谁也没能得到好处,想想实在惭愧。”在冯死前,两人已经和好如初,经常在一起把盏小酌,痛感北洋内部派别林立,力量分散。

其实,在冯国璋下台之前,段祺瑞已经辞职下野。这次辞职,逼迫他的不是别人,乃是小字辈吴佩孚。

吴佩孚是曹锟手下的一号大将,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属于段祺瑞的学生。在段祺瑞讨伐西南时,吴佩孚是曹锟率领第一路的先锋。1918年2月晋升为第三师师长,第三师前身乃是赫赫有名的北洋第三镇。由于入湘后连战连捷,吴佩孚由无名小卒一跃成为直系的“闻人”。吴佩孚此人多谋善断,他劝曹锟在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大耍两面手法,先是主战,而后又倒戈一击,主和,使段祺瑞的整个部署全被打乱,雪上加霜,段祺瑞向日本秘密借款的事又被揭露出来,国内群情哗然,西方列强纷纷出面施压。为了摆脱窘境,段祺瑞再次以退为进,通电下野。

段祺瑞辞了职,徐世昌当了总统,然而内阁全是段祺瑞的人,段祺瑞依然是一手遮天,把持着北京政府。

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领袖与段祺瑞对抗,尤其是吴佩孚,宛然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姿态,不甘段祺瑞把持中央政权,与张作霖秘密联络,决定反皖倒段。

1920年7月,酝酿已久的直皖战争爆发了。战争开始前,段祺瑞充满信心,他认为张作霖向来与曹锟不和,也曾当面保证严守中立,这样,自己已无后患之忧。剩下直、皖单独较量,皖军无论在数量、质量上都高出一筹,段祺瑞自以为胜券在握。

然而事情大出段祺瑞意料,首先,张作霖根本不是严守中立,其次,前线皖军虽然初战告捷,但不久西路皖军全线溃败,段祺瑞失败已成定局。

7月19日,段公馆一片愁云,左右随从力劝段祺瑞离开北京,段祺瑞暴跳如雷,喊道:“要走你们走!我不走,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曹锟、吴佩孚自然不敢怎么样,曹锟和张作霖还派人去段府慰问,吴佩孚也亲自登门,口口声声以“老帅”相称。

段祺瑞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总执政。孙中山病逝,北京爆发学潮,段大开杀戒,在执政府门前杀人无数,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局面极其混乱,万般无奈之下,段氏宣布下野。

直、奉联合反皖倒段之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又发生了激烈冲突。1921年4月14日,张作霖挥师入关,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结果奉军大败,连张学良也挂了彩,不得不退到关外。

吴佩孚在战胜了皖系和奉系后,控制了北京政权,也重弹“武力统一”的老调,从而引起了西南军阀的不满。这样,直系成为众矢之的。1921年,为了打倒直系军阀,孙中山联络段祺瑞、张作霖形成“反直三角同盟”。

曹锟和吴佩孚也意识到危机,决定拉拢段祺瑞,瓦解三角同盟。他们不仅撤销了对徐树铮及安福系要人的通缉令,而且直接派人拜谒段祺瑞,表示负荆请罪。1924年3月13日,段祺瑞六十寿辰,在曹锟、吴佩孚的发动下,直系将领不顾段祺瑞公开拒绝祝寿,蜂拥而至,献礼祝贺。

1924年9月4日,张作霖调集东三省的所有兵力20余万,分三路大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在北洋军的内战史上是空前的,双方出动的兵力约达50余万。战斗一开始,直系便处于劣势,在这紧要关头,直系第三军指挥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赶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给吴佩孚以致命打击。

1924年天津会议,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吴光新

在吴佩孚处于险境之际,段祺瑞以第三师老师长身份送了一封信给吴佩孚,劝他“速离去,否则被擒耳”。当时有人劝吴佩孚避往租界,以引起外国干涉。段祺瑞说:“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听了连连说道:“是,老帅,我遵命。”随后由塘沽乘船逃走。段祺瑞的部下幸灾乐祸地说:“老头儿眼看吴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指给他一条明路。”

直系大败后,段祺瑞出山的时机又到了。11月10日,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段公馆召开了著名的天津会议,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该职集总统、总理职务于一身。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在卫队的保护下抵达北京,24日,他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样,段祺瑞在任国务总理三上三下之后,又一次成为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者,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职位!

执政府建立后,张作霖、冯玉祥准备继续南下,扫清直系势力。但段祺瑞坚决反对,他看得很清楚,张、冯二人想借扫清直系势力之名,抢夺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说:“穷寇莫追,不如就此罢兵。”张、冯也就无可奈何,收起了南下的打算。

张作霖提出召开“六巨头”会议来进行权力的再分配。所谓“六巨头”指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唐继尧。段祺瑞则主张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善后会议,参加人员只限于:有大功劳于国家者;讨伐贿选及制止内乱的各军领袖;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之学识、资望、经验者,由执政聘请或委派。

这时,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已转道日本抵达天津。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中国问题,认为善后会议只是一个代表军阀官僚利益的会议。1月3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正式做出了不参加善后会议的决定。1月31日,孙中山带病入京。在京期间,孙中山与李大钊等积极联络,发起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共同抵制善后会议。不幸的是,3月12日,孙中山溘然长逝。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北京政府也明令举行国葬。段祺瑞手下也多次劝段祺瑞出殡之日务必亲往哀悼,以缓解国民党方面的感情,段祺瑞表示要亲自到场进行主祭。谁知临到那一天,段祺瑞却以脚肿为由改变了主意,只是派代表前往。当时北京一家报纸曾讽刺说:“难道偌大的北京城,就找不到一双合适的靴子吗?”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安福系在段祺瑞面前撒谎说天安门前有可疑人物,欲对段祺瑞不利,段祺瑞于是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时的段祺瑞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运动已进入高潮,这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1926年初,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失和,又发生战争。3月初,张宗昌部在海军的配合下,从大沽口登陆,进逼天津。国民军鹿钟麟、孙岳亲赴前线督战,好不容易夺回失地。为了防止敌军从海上卷土重来,国民军封锁了大沽口,严禁任何船只出入,日本驱逐舰却公然向炮台守军开炮,国民军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居然联合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最后通牒”再次激怒了中国人民。自3月13日起,北京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

3月18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堂等十几所高等、中专学校学生,以及一部分工人群众,共约两千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会后沿着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门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市民也赶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执政府的卫队如临大敌,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层一层地围住大门。学生代表要求见执政段祺瑞,卫兵回答段祺瑞生病了,不在这里。学生代表又要求国务总理贾德耀接见,也被拒绝。正当群情激奋之际,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示威群众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只见前排执木棍的士兵忽然向两边闪开,后排持枪士兵蜂拥而上,顿时枪声大作。

这次大惨案造成了40余人死亡,150余人受伤。虽然到底是谁下令开枪至今仍不为所知,或许永远是个谜,但执政府的罪责难逃,段祺瑞的罪责难逃!这一天,1926年3月18日,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发生了,执政府已经丧尽民心,段祺瑞却不愿下台。3月下旬,冯玉祥因几面受敌,准备下令国民军放弃京津,向西北退却。鹿钟麟从北京撤退前,曾计划武装劫持段祺瑞。但段祺瑞门生故旧满天下,鹿钟麟的行动还没开始,消息就走漏了出去。4月9日,段祺瑞接到曾毓隽的条子,上面写着:“今夜鹿钟麟恐有举动,要发生事变。”

接着,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也从鹿钟麟手下的一位师长那里得到消息。大家都感到事情不妙,劝段祺瑞离家躲避。段祺瑞大发雷霆:“鹿钟麟他敢!他敢这样胡闹吗!我不走,来就同他打!”

晚上10时许,段宏纲打电话给国务总理贾德耀,发现电话线已被切断。事情紧迫,段祺瑞于是离家去东四八条胡同他的副官崔子良家中躲避。

国民军撤出北京后,局势更加混乱。段祺瑞已经无能为力,于4月20通电下野,回到天津。

段祺瑞生性不爱敛财,辞职后没有什么积蓄,佣人也多遣散,后日本人拉拢段祺瑞,被断然拒绝。1933年1月,蒋介石迎段到南京居住,后病逝于上海。

段祺瑞下野后,住在日租界须磨街魏宗翰的公馆。段祺瑞生性不爱财,因而不敛财,没有什么家底,连合肥老家也无房产和地产,北京的公馆还是当年袁世凯赠送给他的。

段祺瑞家规很严,夫人和姨太太都不准干预公事。有一位姨太太想替一个老妈子的亲戚谋个差使,段祺瑞立即气歪了鼻子,厉声喝道:“好啊!你们要卖官怎么着?”合肥老家的人来京谋差使,他也不过招待他们住一段日子,四处玩,再给一些钱打发他们回去,胞弟段祺甫来京求大哥给找个官做,段祺瑞说:“你哪适合做官呢?给你一些钱,你还是回去做份买卖吧。”

为了节省开支,段祺瑞一改从不管家的习惯,亲自过目每日的账目。公馆规模也缩小了,厨房里只剩八九个人,当差打杂的加上看门的,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们每人屋里三四个老妈子也压缩到一两个。

晚年段祺瑞

原配夫人过世后,段祺瑞娶了袁世凯的养女张氏为继室,此外,他还有五位姨太太。大姨太病死于1914年,三姨太、四姨太先后被遣回家。

1930年2月,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日本人认为有机可乘,密谋策动“北洋派大同盟”,拥戴段祺瑞和吴佩孚为领袖,试图在华北制造混乱。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段祺瑞与溥仪在天津有过一次秘密会晤,但两人都很不愉快。事后有人问及,段祺瑞生气地说:“鄙人不才,忝为国家元首,这小子到今天还摆皇帝的臭架子,真是岂有此理!”

“九·一八”之后,日本扶持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又企图利用段祺瑞的威望和影响,建立华北伪政权,这一动向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自北伐以后,蒋介石就极力笼络段祺瑞。蒋介石还安排与段宏纲会晤,亲切地对段宏纲说:“我亦是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事后,蒋介石还派人送了两万元生活费给段祺瑞,以后又陆续送过几次。

1933年1月1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受蒋介石之托,持蒋氏亲笔信去见段祺瑞。蒋介石在信中恳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以便随时请教。这时传来日本要劫持段祺瑞的消息,段祺瑞于是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南下,他对钱永铭说:“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可以随时就道。”

1月21日凌晨,段祺瑞在吴光新、魏宗瀚、段宏纲的陪同下悄悄离开了天津。蒋介石对段祺瑞的到来十分重视,通令南京少将以上的军人过江到浦口车站迎接,他本人也亲往下关码头恭候。段祺瑞到达时,全副戎装的蒋介石立即迎上前敬礼,然后搀扶他下船。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段祺瑞,南京的军政要员也都出席作陪。

1月23日,段祺瑞在蒋介石、何应钦、孙科的陪同下,拜谒了中山陵,然后乘快车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段祺瑞住在法租界霞飞路1487号的一座公馆里,由蒋介石每月赠送一万元供作生活之用。段祺瑞在寓居期间每日下一局围棋,然后静坐诵经或阅读旧书。1934年春,段祺瑞由于胃溃疡引起胃部出血住院治疗。出院之后,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日益衰弱,医生和友人都劝他开荤以增加营养,但他执意不肯,回答说:“人可死,荤不可开。”

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因胃病又一次发作,出血不止,于次日晚在上海的医院去世,时年72岁。11月5日举行大殓,林森、居正、于右任、吴忠信、张治中均亲临吊唁。12月7日,移灵北京,暂厝西山卧佛寺后殿。1963年移葬于香山附近万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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