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身名门，早年投身行伍，先在朝鲜崭露头角，后在小站练兵，开始培育自己的私人武装和政治资本。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积极推行新政。１９１１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经南北议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１９１６年初他帝制自为，遭举国反对。３月２２日，宣布取消帝制。６月６日，袁世凯于郁愤中病死。
一、小站练兵，成为北洋之父
袁世凯的父亲是一“土皇帝”，７岁时将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跟随嗣父，他走出项城，来到济南、南京这样的大都会，眼界为之大开。结识嗣父之盟兄弟吴长庆，寻找到日后靠山。
河南项城处于豫皖交界处，与安徽临泉接壤，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项城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尽管历史上也诞生了诸如袁术这样的名人，但真正将中国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历史长卷划上一个句号，并在新揭开的一页上独具匠心地涂上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笔的却是袁世凯，项城也因此更出名了。
项城处在捻军活动的中心地带，自１８５５年安徽淮北雉河集（今安徽涡阳）的捻军起事后，附近富户、豪绅便纷纷倡办团练，结寨自保。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生有两个儿子：袁保中和袁保庆。
袁保中（１８２３１８７４），字受臣，是袁世凯的父亲。他一生虽然捐了一个同知，但没有正式出任为官，一直在家经营田产。他是袁树三的长子，从袁耀东那儿算起，他应是袁家的嫡长孙了。所以，当兄弟子侄们纷纷从军征战之际，他便以此身份主持袁氏家政。借着兄弟子侄的军功和名望，袁保中很快也成了项城显贵，在项城县独持一方，官府也让他三分，成了一方的“土皇帝”。
１８５８年，捻军王庭祯在项城举事后，住在项城东北张营的袁家合家自张营迁入距城东４０里的袁寨。
项城袁寨原名石腰庄，袁家自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迁入寨中。袁寨规模宏大，占地数十亩，寨中东部、中部、西部并列三座三重四合院，楼堂瓦舍各具形式。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袁世凯就出生在这个封闭坚厚的堡寨中。
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和袁甲三一样，也是靠对捻军作战起家的，他曾随叔父袁甲三转战豫皖，由于他用兵往往出奇制胜，很有谋略，因而为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看中，调到河南襄助河南各州府县筹划团练武装，并统兵在项城、沈丘、夏邑等地区围攻捻军。由于袁保庆作战勇敢，因而多次得到清廷的加封。
１８６６年，捻军势力北移，河南、安徽一带兵事稍息。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从家乡启程，奉旨赴任山东巡抚。那时候，袁保庆年已４０，但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子嗣，于是便和胞兄商议，欲将袁世凯过继膝下为嗣子。袁保中也思自己久困僻土，无甚作为，希望儿子能跟着仕途得意、神通广大的叔叔长长见识，多点门路，日后也可涉足宦途，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因而自然十分乐意。于是袁世凯便成为袁保庆的养子，那一年袁世凯７岁。
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时，正值垂髫就学的时候。当时捻军极盛，中原沸鼎，作为清廷命官的袁保庆随着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转战豫皖，戎马倥偬，很少有机会回家。袁保庆夫人牛氏对袁世凯十分溺爱，因此袁世凯娇生惯养，毫无约束，每日和世廉、世敦、世传一班兄弟玩耍嬉闹。
在诸兄弟中惟有袁世凯生性凶猛，更兼骄矜大胆，脾气暴躁，对兄弟诸人动辄拳脚相加，且天生膂力过人，众兄弟常常是敢怒不敢言，莫不让他几分，就是养母牛氏也拿他无可奈何。这一段时间很短，但这段无拘无束的童年经历却对袁世凯后来桀骜不驯性格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１８６６年，袁世凯跟随赴任山东巡抚的嗣父袁保庆来到济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故乡闭塞的小城，来到一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地方。
一到济南，袁世凯便为大明湖、千佛山美丽的湖光山色所吸引。“济南可真是大呀，一个省会都如此漂亮，不知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幼小的袁世凯不禁对北京充满幻想。大都通邑的风物人文使久处穷乡僻壤的袁世凯眼界大开。
袁世凯在山东时，曾拜师学过武艺。那是袁世凯１２岁时，一天，他独自逛街，来到一处空地，看见一位拳师，正在指点上百名十来岁的孩子练武。袁世凯站着看了很久，看得他不胜羡慕，因而便贸然过去，请那位拳师准许他也参加。
第二天，袁世凯交了１０两银子，拳师得了银子，自然会对袁世凯另眼相加，格外看待，单独施教，尽心指拨。这位拳师也是真有点能耐，隔不多久，袁世凯的拳脚功夫已很了得，三五个壮汉，颇难近他的身。从这时起，袁保庆便决心对他严加看管。
在济南，袁保庆给他请了当时名举人，也是老朋友的王志清，来教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王志清是一位素以能文而出名的项城饱学硕儒，他认为在诸兄弟中，袁世凯虽然生性顽劣，桀骜难驯，但却资禀非常，颖悟过人，如能严加督导，纳入正轨，日后必成大器。由于王志清的悉心教导和袁保庆的严厉监督，袁世凯在这段时间里，勤奋努力，学业大有进步。
在济南呆了两年后，袁保庆又被调往南京任职。袁保庆带着袁世凯，循运河南下，舟次扬州。他带袁世凯登岸，顺道往访一位袁家的葭莩之亲，即卸任的云贵总督张亮基，谁料由于这一次走亲家，又为袁世凯开辟了新天地。退隐林泉、傲啸烟霞的老亲翁，一眼便看中了袁世凯，认为他头角峥嵘，决非池中之物，居然欢喜得将他留下。但袁世凯又不学好，且带坏“张家少爷”，张家终将他逐出家门。
于是，袁世凯便到了南京，回到嗣父袁保庆处。１８６８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袁保庆到南京赴任，管理淮军右标兵营务处，不久又管理江南盐运道。盐运道的职务是负责督销官盐。盐运历来是炙手可热的肥缺。袁世凯随嗣父到南京，过上了锦衣玉食的阔公子生活。
当时的南京，大乱初定，满目疮痍，一派萧条。同治以后，外人纷纷涌入，观光游历，传教通商，交涉不断。袁保庆又是新官上任，全力以赴，平时很少回家，管束袁世凯的责任便交给妻子牛氏和新聘的家庭教师。
当然，袁保庆也少不了调教袁世凯。久跻官场的袁保庆十分希望袁世凯将来能够光耀门楣，显宗扬祖。所以他一面有意识地带着袁世凯出没官场的逢迎酬酢、交际往来，一面则极力把自己数十年官场风习、将兵心得的感悟、要领诀窍写下来，后来他把这些心得札记整理出来，录入自乂琐言中，每每有空便念给袁世凯听：
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若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
古之将来……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以威乃无愿也。不然则叛离随之。
嗣父的经验心得，对袁世凯年幼的心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后几十年中，无论是宦海的沉浮，还是疆场的搏杀，这些格言始终被他奉为信条，并一直伴随着他，直至人生权力的顶峰。
在南京的６年里，袁世凯结识了嗣父袁保庆的盟兄弟吴长庆，这对袁世凯后来的发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吴长庆（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咸丰年间，太平军起，吴长庆父吴廷香率他回庐江创办团练，与太平军周旋。不料，庐江被围，吴廷香派儿子吴长庆杀出重围，赶往宿州求援，当时驻扎于此的是袁甲三。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反对兵援庐江，侄子袁保庆却力主救援。尽管后来庐江城破，吴廷香兵败被杀，但吴长庆从此与袁保庆十分亲密，两人结成拜把子兄弟。
袁保庆南京任职时，吴长庆已是总兵，驻师浦口，两人时有往来。吴长庆对盟弟的这位嗣子十分喜爱，袁保庆也有意让袁世凯亲近吴长庆，以为日后靠山。
１８７３年７月，也就是袁世凯到南京的第５年，嗣父袁保庆因染上霍乱，一卧不起，命丧黄泉。
这对袁世凯不啻晴天霹雳。大树既倒，枝叶何依？前途茫茫，归处何在？嗣母牛氏呼天喊地，悲痛欲绝。袁世凯更是手足无措，暗自落泪。这一年，他才１５岁。
袁保庆在南京并无其他亲人，盟兄吴长庆异常悲痛，他出面操持，为袁保庆料理后事。吴长庆对盟弟的嗣子袁世凯格外疼爱，数月以后，袁世凯陪着嗣母牛氏，护送着嗣父袁保庆的灵柩，离开南京，回老家河南项城，吴长庆一直把他们送过长江。
袁世凯在朝鲜“壬午兵变”的平叛中崭露头角，后又在“甲申政变”中立下大功，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受李推荐，护送李昰应回朝，并驻节朝鲜，加强了中朝之间的联系。
袁世凯少年时代亦准备以科举扬名，但屡试不第，便寻求以武功立身。科场两次名落孙山，袁世凯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于是，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
吴长庆与袁世凯嗣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对这位侄辈欣然收留，且倍加照顾，予以提拔重用。
袁世凯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始于朝鲜平叛。当时朝鲜的国王是李熙。李熙早先以支系继承王位时年龄很小，于是就由其父大院君李昰应监国摄政。李熙长大成人，李昰应将政权交还李熙亲自执掌。但李熙愚儒昏庸，实权落到闵妃的手中。闵妃集团腐朽透顶，任用外戚，结党营私，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不仅受到一向被其排斥打击的李昰应的嫉视，而且也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以致在１８８２年发生了“壬午兵变”。为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同时阻止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清政府派吴长庆率清军６个营赴朝。袁世凯也随军前往，并且在平叛中初露锋芒。
清军入朝后，时有士兵不守军纪，欺压百姓，吴长庆极为担忧，袁世凯自告奋勇愿意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大喜，授以全权，并予以可处之极刑的令箭。袁世凯受命后，迅速将７名士兵正法，并且把首级呈给吴长庆验看，全军为之一震。吴长庆连声说道：“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袁世凯此举，树立了他在军中的威信，士兵对他又怕又恨。
为了使朝鲜国王及闵妃集团重掌政权，吴长庆决定接受朝鲜人金允植建议，诱捕大院君。１８８２年８月２５日，吴长庆率部进抵汉城城外，并密商了诱捕大院君李昰应的计划。２６日，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人一同去拜访李昰应，并骗得他中计，答允回拜。吴长庆等三人回到军营，即摆好了“鸿门宴”，专候大院君回拜。２６日下午，大院君到汉城南门外清军驻地答拜。吴长庆、马建忠先诱其入帐叙谈，袁世凯则用计使大院君的护从卫队受阻无法随侍大院君左右。这样，吴、马从容迫使大院君入舆，并由丁汝昌率队星夜将其押往泊在马山浦的清军兵舰，解往天津（后被软禁于保定），袁世凯在诱捕大院君的行动中立了一大功。
大院君被禁以后，吴长庆又应朝鲜国王请求，指挥清军围攻“壬午兵变”的士兵和起义贫民。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杀死数十人，取得围剿胜利，又立战功。
闵氏画像
９月１２日，闵妃回宫，袁世凯又抢先前往道贺，大出风头。原本默默无闻的袁世凯，因镇压朝鲜“壬午兵变”而大显身手，不但深得吴长庆信任，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９月中旬，朝鲜国王设宴款待清军统帅，袁世凯亦在被邀之列，而且备受礼遇。随后，朝鲜国王又单独接见袁世凯，此举更是抬高了他的身份。１８８２年１０月，因镇压朝鲜兵变有功，袁世凯得到清政府“以同知分发省份，前先补用，并赏顶戴花翎”的奖赏。随后，朝鲜国王要求清政府派人为朝鲜改练新军，李鸿章令吴长庆筹划，吴又委派袁世凯等人办理。袁世凯迅速加以组织，“指授一切教练事宜”。
１８８４年５月，清政府命令李鸿章加强东北防务。李鸿章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仍留驻汉城，命记名提督吴兆有统领，兼带一营；袁世凯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同时兼带庆字副营，并办转运和一切留防事宜；另一营由总兵张光前统带。袁世凯成为一个在朝鲜握有军事实权的人物。此后，他因无暇兼顾，辞去代练朝鲜军队的事务。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的局势并不稳定。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４日，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配合下，于邮政局发动政变，继而入宫，劫持国王李熙。５日，开化党人又假借国王之名在宫内搜捕并杀害清旧党势力多人，并成立了新的亲日派政府。同时，他们还准备废掉李熙，另立幼主。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
袁世凯在第一时间得知政变的消息后，当即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讨对策。吴、张主张等候北洋命令，袁世凯认为时不我待，极力主张用武力保护朝鲜国王。商议的结果是由吴兆有致函朝鲜国王，请求允准率兵保护。此时，李熙已被金玉均软禁于内宫。金玉均矫诏传出，拒绝了袁世凯的请求。之后，朝鲜大臣金允植、南廷哲来到清兵大营求救，袁世凯要求见国王受阻。
事态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如果听任亲日派掌握政权，朝鲜就会脱离清政府而依附日本。更让袁世凯心焦的是：这一结局将意味着他在朝鲜苦心经营的一切都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不但如此，作为驻朝清军负责人之一，他还难逃失职之罪。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带兵强行进宫。主意已定，袁世凯立即集合全营官兵，由吴兆有率兵入左门，袁世凯率兵入前门，张光前殿后策应。日军见清军入宫，首先开枪，袁世凯也当即命士兵开枪还击。不下半日，宫门已被攻破。日军人数有限，且非正规军，参加政变的朝鲜人也是七拼八凑，根本挡不住袁军的强猛攻势，很快逃出宫门。袁世凯带兵追击了一段，看天色已晚，恐误伤了李熙，便收兵回营了。夜半，有人报告说李熙等人趁乱逃进北门关帝庙内，袁世凯和吴兆有立即前往北门关帝庙，将李熙迎至吴兆有军营。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６日，李熙下诏重组政府。７日，李熙移住袁军驻地，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见势逃回日本，众叛臣金玉均、朴泳孝等也逃得不知去向。１０日，汉城恢复正常，袁世凯拥护李熙回宫。“甲申政变”遂告平定。
“甲申政变”后，袁世凯上书建议清廷派军全面入驻朝鲜，以断绝日、俄两国侵略的念头；并建议清廷在朝鲜设监国大员。谁来充任监国大员？他没有明说，自己想干自在不言之中。但由于中法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失和，另起兵端，这一建议并未获采纳，袁世凯不免大失所望。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更让袁世凯灰头土脸。一是袁世凯在叛乱平定之后，未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闵文镐等人的家属。袁世凯打报告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给予报销，遭到李鸿章的严厉呵斥，要求吴兆有责令袁世凯自己解决这笔费用。二是袁世凯过于抓权和自作主张，排斥吴兆有等人，吴等人心有不甘，写信揭发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三是日本政府致函清政府，指控袁世凯寻衅挑事，是此次中日冲突的罪魁祸首，要求清政府追究袁世凯的责任。针对各方面的攻击，清廷派吴大瀓和续昌赴朝查办。吴、续二人一到朝鲜，袁世凯即派人将叙述事变经过的书面报告呈上，后又在汉城亲自谒见，当面澄清。吴、续二人根据事实认定袁世凯并未有蓄养官妓、贩卖烟土等行为，所采取的军事行为也是正确的。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对袁世凯加以责备，反而说他劳苦功高。
尽管事实的真相得到了澄清，但清廷的软弱低效和腐朽，让意气风发的袁世凯倍感失望。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养母牛氏听说袁世凯身处危地，吓得旧疾复发，急函敦促袁世凯回国。袁世凯遂以母病为由，向吴大澂请假回国。１８８５年１月３０日，袁世凯离开汉城，起程回国。
１８８５年３月，日本伊藤博文一行来华解决中日军队在朝鲜的冲突和撤兵问题。４月，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有三条：中日两国四个月内撤出驻朝军队；两国均不许派员教练朝鲜军队；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一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
这时，闵妃集团的一部分人又企图转而倾向俄国。针对这一情势，李鸿章准备把软禁在保定已数年的大院君李昰应释放回国，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并打算让熟悉朝鲜事务的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３日，袁世凯和总兵王永胜护送李昰应抵达仁川。到达汉城后，袁世凯对闵妃和李昰应之间的矛盾作了排解调处，规劝李熙不要亲近俄国。数年后，袁世凯离开了朝鲜回天津复命，算是圆满完成了李鸿章交代的任务。
到了年底，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这样，时年２６岁的袁世凯再度回到朝鲜，重新开始他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在朝期间，通过各种手段极力避免日、俄等国势力渗入朝鲜。同时，他还对华商在朝鲜的渗透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他设置了巡警，专门保护华商在朝的利益，设立各商帮会馆，建立董事，制定了很多有利于华商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华商经济的发展。袁世凯在朝鲜的努力工作，赢得了包括闵妃在内的朝鲜最高层的尊重。闵妃集团也由最初的亲日，转向亲中。朝鲜国王也曾几次对袁世凯予以嘉奖。１８９３年，袁世凯任职三年期满。朝廷授予袁世凯浙江温江处道职官位，但让袁世凯暂免赴任，仍留驻朝鲜。
１８９３年，处于严重压迫下的朝鲜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东学党农民大起义，这次农民起义为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机会，也使其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逐步成为事实。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李鸿章在中日马关条约上正式签字，历时近８个月的中日战争以中国方面的割地赔款而正式告终。其时，随着朝鲜的“独立”，袁世凯的总理交涉大臣也自然宣告“退隐”。之后，他积极在北京活动，寻找他新的人生之路。
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开始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和政治资本，笼络了一批为其效忠的人。小站成为北洋军阀的发源地，他这位北洋军阀之父也由此登上权力的最高峰。
甲午战争失败后，全国上下一致怒斥李鸿章。追随李鸿章多年的袁世凯也因其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被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袁世凯的仕途又布满了荆棘。
可是，不过两年时间，袁世凯一跃为直隶按察使，担负护卫京畿之重任，被英美在华政治家誉为“忠君爱国”、“亦勤亦廉，聪明胆识”的名将，是中国惟一懂一点军事的人。一时间，袁世凯声名鹊起，身价倍增，这一切均始于小站练兵。
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８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去天津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１０营，改名为“新建陆军”，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便是北洋军的起源。清末改革军制，欲以西式方法训练新军，取代早已不能担负“保卫大清”重任的“绿营”，于是便在北京附近训练新军。最早由胡燏棻在小站编练定武军，后胡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清政府便改派袁世凯接练定武军，袁在定武军基础上再招募步兵２２５０人，骑兵３００人，总兵力由４０００余人扩充为７０００人，改名为“新建陆军”。
崇信“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把这支军队看做自己的命根子，是货真价实的政治资本，因而，事无巨细，靡不亲躬。
袁世凯是怎样练兵的呢？他在做军机大臣时同张之洞闲谈，张之洞问其练兵的秘诀，袁世凯道出其中奥秘：“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练‘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
新建陆军在军事装备及训练方面，袁世凯都极力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某些旧称谓，如营、队、哨、棚等，但在编制上却实际采用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每营官兵１１００多人，武器则全部由国外采购，有德国的炮和奥国的步枪。新式编制自然采用新式练法，袁世凯还聘请１０多名德国军官充当教习。
袁世凯十分注意提高新建陆军军官和士兵的素质。建军伊始，袁世凯“用人唯贤”，把大批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受过系统西方军事教育的年轻人网罗到小站，比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怀芝、王英楷、王占元、何宗莲等，都被委以重任。大量具有近代专门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充当军官，保证了新军指挥体系的科学化、职能化、正规化。为提高士兵的素质，袁世凯制定和颁布了数十种章程、法规，如操场暂行章程、夜战章程、行军暂行章程等，通过规范化的军事训练，提高士兵的战术和体能水平。为了激励士兵成材，袁世凯分别在重建陆军中设步兵、炮兵、骑兵、德文４所随营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武备学堂毕业的士兵均能充任下级军官，成绩优秀者还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袁世凯对士兵的训练和要求也极为严格。在日常的训练中，袁世凯每天都全副武装，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坚持观操巡营。他还制定了简明军律，规定了十八条斩罪，比如：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虚实、诈功冒赏者斩……
袁世凯认为，充裕的军饷是提高新建陆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因此，新军的饷银标准很高：一个普通士兵的饷银足以养家糊口，而一个统带（营长）每月可领一百两白银。为了保证不欠饷，袁世凯规定饷银必须由粮饷局发放，严禁营官插手舞弊。每到发饷之日，袁世凯都会亲自抽查，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发到普通士兵手中。新军的不欠饷，很鼓舞官兵的士气。
袁世凯在用新式方法练兵的同时，仍因袭湘军、淮军的传统带兵手段，即“兵为将有”，培植私人势力。
袁世凯在淮军中数年，深深懂得“兵为将有”的重要性，一心要把军队变成私人武装，除他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驾驭，所以特别强调“绝对服从命令”。为达此目的，他不惜金钱和地位，网罗一批地位很低或郁郁不得志者，并委以重任。其后屡加保举提拔，使之对自己效忠，以至于他们“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
有一天，袁世凯的文案阮忠枢在天津某妓院结识了妓女小玉，两人情投意合，阮欲纳之为妾，告之于袁，袁以有碍军誉予以严驳，阮郁郁不乐，只得作罢。事过之后，袁却秘密将小玉赎出，并购置房舍和各项陈设，然后携阮赴津，阮随袁进入一高大宅院，里面铺陈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照，摆着丰盛的酒席。阮不明所以，如坠云里雾里，及至看见新娘盛服而出，方才恍然大悟。此后对袁死心塌地。
对于不愿绝对服从的官兵，袁世凯自然毫不客气地请他们吃刀。这样，官员的进退荣辱尽操袁手，于是唯袁是从，而且思想上都有一种对袁报恩的观念。名义上是朝廷的臣子，实际上是袁的臣子。后来他们大都成为袁的亲信，即所谓小站系军阀，其中出了许多后来咤叱风云的人物，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袁世凯以这批人为核心，逐渐形成一个私属的军事集团，成为袁以后政治投机的资本。
为了更好地将新建陆军变为“袁家军”。袁世凯除笼络军官外，还对士兵暗自输送了一套绝对服从他自己的理念。新军各营都供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会答到：“吃袁大人的饭！”问：“咱们穿谁的衣？”答：“穿袁大人的衣！”问：“咱们为谁出力？”答：“替袁大人出力！”袁世凯的目的就是把新建陆军变成“袁家军”。
但在练兵过程中，袁世凯也并非一帆风顺。１８９６年４月，练兵方３个月，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的风吹到袁的保举人、清流派首领李鸿藻耳中。李颇为不满，御史胡景桂参劾袁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用人“论情面之大小，馈遗之多寡”。这给袁以沉重打击，令其整天心神恍惚。可是一听到奉命查办的是荣禄，立刻转忧为喜。
荣禄为把袁收为己用，对随行幕僚陈夔龙说：“此人必须保全，以观后效。”回京之后，荣禄令陈拟复奏稿。陈因袁确实擅杀营门外卖菜的老百姓，提议将此案下部议处。荣禄大摇其头，最后竟以查无实据复奏，请求“勿庸置议”。不仅如此，还着实夸袁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个“不可多得”的将领。
小站练兵，规模并不大，新建陆军总数不过７０００人。然而，这支军队在当时的中国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能与之匹敌，这７０００人成为后来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后来，新建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所有军事骨干都出自小站。随着北洋军事力量的扩张，小站军人遍布全国。以小站系统为核心的北洋军阀集团，成为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割据地方的庞大的政治势力。
袁世凯与北洋将领
小小的小站，现在以出大米知名。然而在当时却以出大总统、总理、部长、督军出名。
中华民国开国至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共有８人先后掌握国家实权，除却开国元勋孙中山、“泥菩萨”黎元洪和“东北王”张作霖，其他均从小站起家。他们是：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
袁世凯在小站组建班底时，首先从在朝鲜时的庆军中挑选一些老部下充当各级军官。这些人有的是亲戚，有的是佣人子弟，有的是同乡。但靠他们还远远不够，于是又请李鸿章推荐了部分人才。这些人大多来自李鸿章创办的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北洋武备学堂。担任左翼翼长的为姜桂题，右翼翼长为龚元友；统带有段祺瑞、杨荣泰、徐邦杰、任永清、王士珍等；王英楷、梁华殿、冯国璋担任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的总办和帮办；参谋营务处总办为徐世昌。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盟兄弟，又是他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袁有事外出时，代为管理军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均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王、段、冯分别获得“龙”、“虎”、“狗”的绰号。
这一批小站出身的人，是民国初年中国最大的政治集团，几乎掌握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而袁世凯这个北洋军阀之父，凭着这个集团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