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反清的铁血杀手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寇突然袭击上海，以陆海空１０万兵力进攻，宣称２４小时占领京沪。十九路军全力反击；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王亚樵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立即成立２０个大队，命刘刚、萧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分任队长，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王亚樵漏夜亲率至闸北战地布署，袭击日寇。旋即又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召３０００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各报连载王亚樵义勇军抗日战迹。

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上海爱国军民对此无不愤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王亚樵、蔡廷锴、蒋光鼐及十九路军将领密议对策，决议捣毁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１０余天，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本人规定允许朝鲜人参加不准中国人入内。

王亚樵即命其弟王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至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安昌浩旋于霞飞路宝康里４０号寓所与其党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设计轰炸庆祝大会，特购制十磅篾壳热水瓶，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

４月２８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携茶杯，金天山、安昌杰各怀炸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炸弹炸死白川）。３人顺利进入会场，尹奉吉将热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杰一旁注视。白川、重光葵等２０余日本人登台。看看时间仅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

定时炸弹爆炸，连台带人轰至半空，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共死伤１３人。“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登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

１９３１年夏，王亚樵于上海大华公寓召集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在北火车站锄杀。华克之率张玉华、孙凤鸣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线路。

７月２４日下午，宋子文下车，与其秘书唐腴胪均穿白哗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华克之误将其秘书唐腴胪击毙，即命张玉华扔了烟幕弹，全部人员乘烟雾安全离开车站。

宋案后蒋介石回南京，各方反蒋更急。王亚樵杀蒋之心更切，嘱郑抱真去南京，促华克之全力以赴杀蒋。郑留守南京指挥，华克之率陈成等跟踪蒋介石，从南京到庐山，再由庐山到南京。王亚樵将所购买的金华火腿割开，将手枪拆成零件藏于火腿内，再用盐泥封口，命王亚瑛、刘小莲两妇女分送庐山、南京交郑抱真、华克之。因盘查甚严，未能下手。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国际联盟”推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日军侵我东北事件。李顿一行于次年春来华，先到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其对日侵略行径所采取的措施是软弱无力的，某些问题上甚至怂恿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对此，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联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言“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王即命龙林、唐明等亦住进华懋饭店，决定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０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不巧，是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保安处处长杨虎宴请国际调查团。龙林、唐明等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将刺杀宋、蒋等案全盘托出。

数案共发后，蒋介石悬赏百万下令通缉王亚樵。戴笠亲至上海，在各交通要道密布特务，捉拿王亚樵。

王亚樵脱险至香港，旋与李济深、陈铭枢、萧佛成、胡汉民等各方反蒋人士晤面，声泪俱下。历述虎口余生，痛陈蒋介石独裁专横，排斥异己……“王亚樵抵港哭诉”，一时盛传香港。

王亚樵抵港，旋即奔走反蒋活动，与李济深、陈铭枢、黄居素等密议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出兵讨蒋。１９３３年冬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有不少省代表参加。王亚樵以安徽代表名义出席大会。大会宣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李济深任主席，史称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兴师北伐讨蒋，震动一时。后因蒋介石的围剿，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王亚樵等潜回香港。

１９３５年，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锄杀蒋、汪。第一目标杀蒋，第二目标杀汪。

王亚樵召集港、沪、宁三地锄奸团骨干密议，宣布１１月１日发难，杀蒋、汪以谢国人。

１１月１日孙凤鸣将六轮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各怀炸弹进入中央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合影时，汪精卫就坐前排，但不见蒋介石，孙凤鸣只得将照像机推向汪精卫前，厉声道：“严惩国贼，诛杀汉奸。”连击汪精卫三枪，孙凤鸣被击伤两天后亦壮烈牺牲。

蒋介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戴笠亲率大批特务到香港。

王亚樵脱险到香港，胡汉民、李济深、萧佛成等出面商请英国总督葛洪亮关照王亚樵，葛洪亮通知香港情报处处长勃朗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后王亚樵亦与之相处甚密。大批特务进入香港，勃朗即通知王亚樵潜藏，行动注意。

戴笠持国民政府行文到香港，与港督交涉在港逮捕王亚樵，勃朗即通知王亚樵转移。

戴笠见港督庇护王亚樵，难以下手，复以国民政府名义照会英政府，在港逮捕引渡王亚樵。当时正高谈所谓“中英亲善”，英政府电令港督协助，勃朗即通知王亚樵速离香港。

１９３６年春末，王亚樵逃亡广西梧州，居住于梧州市西江岸一幢房子里，改名匡云书。跟随人员分居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白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后因王亚樵的妻子余婉君的出卖，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夜晚，特务陈资平等２０余人至王亚樵住所，适王亚樵外出，特务守候。深夜他只身归来，特务击王亚樵５枪１刀，王亚樵就这样死于特务的魔爪之下。

王宠惠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王宠惠，字亮畴，１８８１年在香港出生，原籍广东省东莞。

王宠惠幼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学英文，继入皇仁书院进行长达四年的学习。１８９５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１９００年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１９０１年往日本留学，研究法政问题，并曾参与秦力山、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任英文记者。随后转赴欧美留学，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又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的会员。他将德国民法翻译为英文，被英、美各大学采用为通行的教本。

１９０４年孙中山到达美国纽约。王宠惠见着孙中山，听孙谈论有关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计划。王协助孙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对外宣言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劝西方各国放弃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给以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后，王加入同盟会，参与筹措经费，发展会员的工作。

１９１１年９月王宠惠由欧洲回国，抵天津时，武昌起义爆发，即赴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为顾问。１２月，南北双方在上海开始议和谈判，王受派为伍廷芳的参赞。接着孙中山自美洲归国，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宠惠以广东代表身份出席会议，被推为各省代表会议的副议长。１９１２年１月３日王宠惠经孙中山提名，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３月袁世凯政府成立，王任唐绍仪第一届内阁的司法总长。６月，唐绍仪忿于袁世凯的独裁，辞职出走，王也继唐绍仪之后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改当外交部顾问。不久又往上海，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兼在孙中山所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１９１３年受聘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法学研究，当年著有宪法平议，随后又著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书。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他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１９１６年护国运动发展，５月西南方面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命王宠惠为外交副使，他在上海曾有所活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总统。１９１７年王宠惠赴北京任法律编纂会会长，１９２０年改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与施肇基、顾维钧同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回国后，于１２月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

这时，美国为了控制中国，加紧侵华活动，增加对华投资，注意支持和培植亲美的政治势力。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１９２２年５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要求“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他们草拟了“政治计划”，争取美国公使芮恩施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支持。６月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入京取代徐世昌，行使大总统的职权，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王任司法总长。８月初国会开会后，黎正式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名单中王改任教育总长。因直系军阀吴佩孚等的激烈反对，唐阁没有组成，便由王宠惠兼代总理。９月１９日，王宠惠在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字的罗文干和汤尔和也入阁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因此，这届内阁被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操纵在直系军阀手里。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帝国主义寻求借款，为军阀筹措内战经费，引起人民的不满。当时直系内部分为以曹锟、曹锐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王宠惠倾向洛派，对其提供较多的军费。保派对王宠惠内阁十分不满，企图通过推倒内阁，进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夺取大总统的“宝座”，１１月１８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对罗加以逮捕，形成哄动一时的“罗案”。事件发生后，先是在吴佩孚干预下将罗释放，接着曹锟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主张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只得屈从于曹，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的支持，被迫于１１月２５日下台，之后由汪大燮署理阁务。

王宠惠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有些名气，１９２８年国际联盟选他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他曾往荷兰赴任。１９２４年１月被任命为孙宝琦内阁司法总长，１９２５年改任修订法律馆总裁。此时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准备进行北伐，北洋军阀的统治日渐面临困境。１９２６年１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同年５月北京政府颜惠庆内阁重新上台，任王为教育总长，但他没有到任。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６月２４日南京国民党政治会议通过任命王宠惠为司法部长。１９２８年８月王当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效劳。１９２９年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国际联盟再次选他为海牙法庭正法官。１１月兼任内外债整理委员会委员长。１９３１年年初，蒋介石为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统治合法化，命王宠惠等草拟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主席和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选任”，严重地剥夺了人民的合法权利。１９３１年年初，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派”胡汉民等为争夺权力，发生冲突。在蒋扣押胡汉民后，又触发了两广的反蒋行动。王宠惠的态度倾向于两广方面，４月他和孙科一起离职，从南京赴上海。５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下台，王宠惠不愿深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起程赴荷兰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职务。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曾选王宠惠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他未就职。１９３５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１９３６年王宠惠辞去国际法庭法官之职。这时正当全国抗日运动高潮，他是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重要人物。西安事变后，他们从英美派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联合抗日之后，于１９３７年２月起用王宠惠继张群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不久又兼代行政院的院务。当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平津后，又于“八一三”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时，王宠惠等在全国抗日洪流的压力下，曾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４日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抗日声明，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定改变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政策，但又不敢顺应人民的要求，宣布对日绝交和宣战，而为以后的“和谈”以至妥协投降保留退路。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王宠惠也从外交上加以配合。１９４１年蒋介石集团阴谋制造了包围新四军的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王宠惠等歪曲事实真相，颠倒是非，通过胡适等人在国际上造舆论，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吹嘘国民党军事部署周密，“即令共军续有异动，必可立予制止”。１９４１年４月王调离外交部，后来改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１９４２年２月王宠惠随蒋介石访问印度，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又随蒋赴埃及出席开罗会议。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国派出有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王宠惠是当时国民党派出的代表之一。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蒋介石召开了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王宠惠参加了大会并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工作。王宠惠还赶忙写了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一文，吹嘘该宪法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随后，王宠惠再次任司法院院长。１９４９年在国民党政府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的前夕，王宠惠逃往香港，不久转赴台湾。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５日病死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