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共高手
徐恩曾留学归来后，借助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关系，进入中央党部调查科。进行一番革新后，徐恩曾首战告捷，捕获了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顾经不住劝诱彻底叛变，但在中共特工钱壮飞的及时应对下，其阴谋破灭。
徐恩曾，字可均，１８９６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水乡双林镇。１９１７年入上海南洋大学学习电机专业。四年后，徐恩曾以优异成绩毕业。１９２２年他自费进美国卡耐奇工学院读工厂管理专业。期间，他因参加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结识了陈立夫、曾养甫等人。细算起来，徐、陈二人还是表兄弟。以后，徐恩曾的飞黄腾达都离不开陈立夫的帮助。
１９２５年，徐恩曾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从美国学成归来。可现实却令他失望之极，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无线电。据说在最发达的上海，也只有美商开洛公司装配了一座１００瓦的无线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在如此落后的中国，徐恩曾不禁感叹：“可惜空怀绝技，报国无门！”几经周折之后，徐恩曾到上海市自来水厂任工程师。
两年之后，蓬勃发展的国内革命为徐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当时因宣传革命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准备在南方建立一座广播电台。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打听到徐恩曾是一流的无线电专家，而且还是老乡时，立即大生好感。于是，经陈果夫、张静江等要人共同援引、提名，国民党中央第９５次常委会批准徐恩曾为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三名干事之一。
在筹建广播电台的过程中，徐恩曾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与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得到陈果夫的赏识。于是经他提名，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正式委任徐恩曾为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任电台主任。
１９２８年８月１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正式成立。
中央广播电台建立以后，徐恩曾一方面为充分扩大电台的功能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用尽心机讨好巴结陈氏兄弟，以期成为陈家党的骨干，步步高升。付出总有回报，１９２８年，陈果夫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务科长之职授予了徐恩曾。
中央党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专事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以及反蒋派与中共的活动情况等等。陈立夫认为徐恩曾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很适合搞特工工作。恰巧，１９２９年底，调查科主任叶秀峰因一事与陈立夫意见相左，撂挑子不干了。调查科急需有人担当起来，陈立夫趁机推荐了徐恩曾。就这样，徐恩曾以总务科长之职兼调查科负责人。
徐恩曾好容易进入党务调查科，自然要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徐恩曾要着着实实地把调查科“革新”一番，让别人见识一下自己的本领。
他放的第一把火，是建立特务领域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徐恩曾认为，调查科既然是搞秘密调查活动的，办公地点、人员身分等等，不宜过分招摇。徐恩曾把南京中山东路５号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门外挂上“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表面上是一商业机构，实质上是调查科新的办公地点。
从此“正元实业”成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真正核心与神经中枢，至于设在丁家桥的党务调查科，则只承担一些公开的调查活动，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从此按公开与秘密两条线索运行。随着特务工作的逐步展开，徐恩曾又确立了“公开掩护秘密，秘密指挥公开”等特工原则。
第二把火，是建立了秘密的特务电台。为了加强特务之间的联络，增加安全系数，徐恩曾首先在中山东路距正元实业社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党务调查科的电讯总台，并在上海、武汉等地分别建立分台，使各地的情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到南京特务指挥机关，大大提高了特工活动的效率。此外，徐恩曾还利用电讯总台楼下的门面，开办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他曾得意地对妻子说：“我开此店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其一可赚钱充实特务经费、补贴家用，其二可监控电讯器材的流向，与中共的地下电台做游戏。”
第三把火，是加强与首都警察厅及宪兵司令部的合作。通过积极活动，调查科与警察厅督察处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调查科甚至可以指挥督察处进行公开的特务活动。调查科若逮捕了政治犯，大都可送往宪司监狱关押。宪司甚至网开一面，让徐恩曾在监狱里单独盖了一排平房作为特务活动的专用监房。
徐恩曾的这三把火，使调查科一时间红红火火起来，他进一步得到陈氏兄弟的青睐，为以后的“飞黄腾达”铺垫了道路。
徐恩曾为壮大自己的队伍，从军校第六期中挑出王思诚、马绍武、蔡孟坚等十几人，送到南京郊外的一处隐蔽之所进行训练。不等培训最后结束，徐恩曾就派蔡孟坚去武汉，配合“国军”尽心“剿共”。
蔡孟坚只身来到武汉后，立即联系到特务尤崇新和董佑强，这二人都是中共叛徒。一日，三人在雅翠楼酒足饭饱之后，径直来到新市场乐园看热闹。
新市场乐园内唱戏、杂耍、卖东西的小贩的声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场内东南一角传来的阵阵喝彩声，吸引着蔡孟坚一行人快步来到近前观看，只见在场子中间，一个３０多岁的汉子正聚精会神地变魔术。
尤崇新只觉此人有些眼熟。上前一步清楚地看到他的高鼻梁、厚嘴唇、凹鹞眼和短脖颈，没错！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崇新叛变前作为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多次见到过顾顺章。不曾想今日双方会在此时此地见面，尤崇新感到既有些大喜过望，又有些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好事。若是抓住他，不啻是抓住了一条大鱼。
尤崇新凑在蔡孟坚和董佑强耳边耳语了几句，二人脸上顿时也露出惊讶之色，随后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然而，这一次却意外地让顾顺章走脱了。但是不久，就在顾顺章返回上海的船上，蔡孟坚终于抓到了顾顺章。
顾被捕以后极其傲慢，稽查队上上下下都主张动大刑煞煞他的威风。蔡孟坚不以为然，他知道，顾是个特工里手，又掌握着中共大量机密情况，要征服他，一般审讯方法是很难奏效的，蔡通过尤崇新、王竹樵及其他接触过顾顺章的自首分子，全面了解了顾的各方面情况，而后安排了一次“品茗一叙”的“软进攻”。
办公室里窗明几净，水沸茗香，一派温馨。陪座的有尤崇新、王竹樵等人。“叙谈”开始，蔡孟坚别开生面，说道：“今日故交相聚，绝不搞对质劝降。小弟认为，良禽择木，贤才择主，是历代英雄豪杰之举。若把择主之事都看作叛逆，那么，管仲、魏征都称不起贤相，黄忠、姜维也称不起将才。”
顾顺章听着似懂非懂，只感到有些新鲜，插言问道：“老弟既说不劝降，说这些话又想干什么？”
“作为同行朋友，我们都想替顾兄找找出路。”
“出路何必你们来找，一颗子弹，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
“不！顾兄未及而立之年，当立不立反去觅死，是迂腐之见。何况顾兄身怀绝技未足施，腹有良谋未得酬。良宵美景花前月下未尽其欢，死得不值！死得不值！”
其实，顾顺章并没有真的想死，听了这番话，当然心动，随即直爽地说：“不让我死，你就放我走！生死场上咱们可以再较量。”
“顾兄豁达仗义，不乏豪杰之气，小弟愿意释放仁兄，只是释放之后，我们很是替你担忧。”
“放人就是放人，担的什么忧？”
“恕小弟直言，为事不虑后果，是仁兄失策之处。你私自滞留汉口违犯组织纪律；公开登台演出暴露自己，破坏了秘密工作原则；和贺小姐叙旧，我们视为英雄美人风流韵事，中共必以道德败坏论处。三条罪过哪条不当？请顾兄更正。”蔡孟坚停了停，有意给顾顺章一次尴尬。顾果然无理“更正”，默不作声。
蔡又接着说：“中共的政策允许人改正错误。顾兄当然会做出深刻检讨，也可能免于处分，但是，属下的尊从，上司的信任，甚至连区区的科长头衔都会失去。所以，小弟认为放仁兄归去的路，并不通天。”
顾顺章无法否定蔡的这些推断，同时，也意识到蔡要讲的第三条路是什么。他故做强硬地问：“说来说去，你还是让我投降？当叛徒？”
“不！两雄争霸，胜为王败为寇，特工战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贬之为奸细，我颂之为尖兵。小弟从不认为，择主而事的人就是投降、叛逆，周佛海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现在是国民党中执委委员，陈公博是中共一大十二代表之一，现在是中国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中共称他们是叛徒，蒋、汪二位主席称他们是栋梁。这种是非，谁能论断得清。”
顾顺章此时才感到，面前这位“小兄弟”绝非等闲之辈，他不仅学识渊博、能言善辩，而且很会揣摩人的心态。顾已隐约感到，他又做了二次俘虏——精神俘虏。他不服输，想挣扎一番，便以讥讽的口吻说：“蔡老弟果然精明，绕了一大圈，还是要我走周佛海、陈公博的路，告诉你吧，我顾顺章从不习惯踩着别人脚跟走路！”
“我很同意顾兄的看法，路有同向而无同轨，国共两党都想治理中国，这是同向，而国民党靠三民主义治国，共｜｜产党靠共产主义治国，这是同向而不同轨。一个人走哪条路，都有选择的机会，关键在于是否适时，是否应机。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昧先机者非明哲，顾兄机敏过人，总不能干瞪两眼不看时势。”
“什么时势？我早已看清。我看清了国民党军阀间连年混战，不管人民死活；看清了蒋介石出动十万兵马打红军吃了败仗，总指挥被活捉；看清了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胡汉民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顾顺章似乎在时局上有点说话资本，想借此扭转一下被动局面。
他没料到蔡孟坚还有更巧妙地反击：“顾兄只看到时局的局部，未见大势。去年年底，蒋主席中原讨逆已获全胜，现在，正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公布实行训政时期约法，全国开始进入三民主义建设时期；中共手下那点兵马在山沟里闹事，能成大气候？现在，蒋主席集中二十万强兵，二次进剿苏区，你们能顶得住？至于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不算稀罕，中共前年开除了总书记陈独秀，今年又开除了罗章龙，这难道不是四分五裂？”
顾顺章无言以对。蔡孟坚乘势进攻，他说：“我深知顾兄身居要职，掌握中共许多内情，不愿和我等微末之辈畅言。不过，小弟有幸，在庐山曾受过蒋主席召见，顾兄若有要事直禀，小弟愿尽引见之劳。”
不知是动心还是置疑，顾抬头望了蔡一眼，仍然默不作声。蔡揣摩着顾的心思，继续说：“顾兄是特工老手，在莫斯科受过特训，可以说身怀绝技，智勇过人。只是因天地狭小，难以施展，才使你感到憋闷难熬。小弟不才，仅仅破获一个‘危害领袖’小案，蒋主席便亲自召见，手谕晋升少将参议，发奖金一万元。顾兄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若在国府一方，绝不会落到今日之下场。”
这些话可能对顾顺章有触动，顾没有反驳，也没有表示，只是转了下身子，给了人们一个脊背。蔡示意尤、王等插话“助攻”。尤崇新走到顾身边说：“顾总指挥素知我尤大麻子，是不轻易认输的。这次碰上蔡处长这样仗义的人，我只能低头。蒋主席给他的万元奖金分文不取，全分给我们这些自首分子。我有谋杀处长之罪，还照样信任使用，中共领导也很难做到这点。”
此时在场的顾须章的相好也凑到顾身边，轻柔地用手掸扫着顾顺章肩头的尘土，娇声娇气地劝道：“你已经和我说过，在那边干着很不顺心，有机会还要带我远走高飞。现在，蔡处长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说话呀？”说着，用双手摇晃着顾的肩头，撒娇似地滴下几滴眼泪。
蔡孟坚欲擒故纵，乘机站起身来，对尤、王一摆手说：“咱们走吧，让贺小姐和顾兄单独聊聊。这种事，一时很难决断。不过，拖长了也对顾兄不利。”劝慰中带着警告。
蔡孟坚的“软攻”，幻苑花的“情诱”，使顾顺章彻底缴械。为了不失“中共要人”的面子，他向蔡孟坚提出几个条件：
一、不是投降国民党，是和国民党谈合作；
二、不能用电报行文，情况不可外露；
三、所有中共情况，要向蒋主席面陈；
四、拒绝其他人的一切审问；
五、保证住在上海亲属的安全；
蔡看了这些条件微微一笑，说可以照办，而后，就让顾由稽查处拘留所迁到绥靖公署后院的一间高级待客室，并派了两名保卫“侍候”。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７日上午，蔡孟坚押解顾顺章回到南京，顾被押在南京白鹭洲大院。正是从这时，顾开始了他的叛徒生涯。
按照预先的计划，蒋介石立即召见了顾顺章。自恃官高爵显的顾顺章，原以为凭着自己在中共内部的身份，蒋介石定会许他一官半职，未曾想老蒋见他之后，以浓重的江浙口音轻描淡写地只讲了几句诸如报效党国、好好工作的官面话，就把他打发了回来。对于蒋介石那一番话，顾顺章虽然表面上唯唯称是，心底里自然是老大的不乐意，看来，当叛徒的滋味也并不好受。
当晚，陈果夫、徐恩曾和顾顺章做了一次长谈。他们对顾极“热情”和“尊敬”，因为他们知道顾有很大的价值。
于是，顾顺章告诉徐恩曾他的私人秘书钱壮飞是中共特工。徐恩曾闻之，吓得魂飞魄散，连忙亲自领人去抓钱壮飞，可哪里还寻得着钱壮飞的影子。
原来，蔡孟坚立功心切，在武汉时瞒着顾顺章向南京发了密电。恰巧那天钱壮飞值班，接到电报时他大吃一惊，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危在旦夕。钱壮飞飞奔回家，派自己的女婿星夜乘快车赶到上海，向李克农汇报，由李克农再转告周恩来，中共中央各级机构应迅速转移。把情报送出之后，钱壮飞也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为防万一，他又半途从真如下车，而后进入市区与党组织会面。
钱壮飞
顾顺章得知消息走漏，捶胸顿足。他告诉徐恩曾，共｜｜产党的党中央总部、中央军委总部、江苏省委总部都在上海，周恩来、瞿秋白、陈云、聂荣臻、陈赓这些中共要员也在上海……听完顾顺章的交待，徐恩曾即刻亲自挂帅，直扑上海。
徐恩曾、顾顺章、顾建中、张冲、王思态等一批特务一到上海，就在大批军警的保护下，马不停蹄地对中共上海的各个主要机关展开了大搜捕。搜捕的结果，除了像红旗日报等机关没来得及撤离而遭到破坏之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大部分机构早已是人去楼空了。中共中央摆脱了一次险情。
但是顾顺章叛变给中共造成的危害，仍然十分严重。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被害。同年６月２２日，顾派人跟踪抓捕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并很快促使其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更具危险性。
在诱捕向忠发的过程中，顾顺章的特工“技能”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一番准备之后，调查科开设了特工训练班，由顾顺章讲授对付中共术。
顾顺章安排的培训计划是庞大的，初定每期１００人，学期一年，训练内容有三大部分：
理论课——以三民主义、总裁言论、唯生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为主要内容，请有关领导结合时势，亲自讲授。
特工业务课——包括情报、侦查、擒拿、射击、爆破、密码、摄影、车辆驾驶八个科目，每个科目下都有若干细目，如侦查科中，就包括守候、化装、跟踪、脱梢等细目；情报科包括密码通讯、药水反应、情报传递等细目；爆破科则包括炸药配制、各种炸弹地雷的装制排卸、大小枪支的拆装等。
实习课——通过参与实际特务活动，来检验学习成绩的优劣。
顾还为特训班规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如：不准擅离班组私自外出；不准泄露组织机密；不准违抗组织命令；不准违犯训练程序规则；不准猜忌诬陷同学闹不团结；不准吸毒嫖娼赌搏吃大酒等。后经徐恩曾归纳提炼，加上“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效忠的内容，形成特工守则十二条，在特工总部属下普遍推行。
徐恩曾很满意顾的培训计划，只是把训练人数和期限压缩了一下，每期不得超过２０人，训期３个月，理由就是由小到大，取得经验，再逐步调整。而真实目的，是怕让顾过于张扬，形成个人势力不好摆布。
特训班设在中华门内长乐街１４号，这里是一座旧式宅院，三开间七进，房子比较宽敞，学员的吃、住、上课不用出院。为慎重行事，徐恩曾选了４名黄埔六期毕业生，先让顾办个试验班。顾察觉徐不大相信他的能力，便暗下决心，非要做出个样儿来，他把当年在莫斯科所学的那套本领，几乎全施展出来。这四位学生是，史济美、李熙元、高振雄和欧阳弘光，他们都是黄埔的高材生，准备提升特工骨干。
开始，他们对这位变节的老师不甚尊敬，而训练课一开，立即个个惊服。只见这位顾老师走上讲台，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做起规范动作来，更是手脚灵便、技法娴熟，讲化装，可以随地转身三变其容；讲擒拿格斗，可以徒手夺枪力克数人；讲枪法，可以双手打枪百米之内弹无虚发；讲技巧，大到驾车、爆破，小至开门撬锁，样样精通。尤其在揣度敌方心理，对症下药的诱降方法和打入敌方内部瓦解敌方组织的“细胞”政策方面，讲得更是有理有据，令人倾服。
顾在讲课期间，徐恩曾偶尔旁听了几次，惊喜地称顾是“天才特工大师”。并立即派两名文字水平较好的人去做课堂记录，而后稍加整理，就成了特工培训专用教材，徐恩曾题名为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秘密印发给特工总部在职人员，让不进训练班的人必读此书。
试验班３个月期满，４名受训学员都感到学识大增。“腹胀脑满”，不禁产生手痒难耐之感。徐恩曾自然也把他们当作宝贝，让其中３人在第二期特训班当了助理教师（以防顾顺章垄断教学，培植个人势力），只让史济美去上海筹建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史化名马绍武、吕克勤，在上海滩活动不到１年，就为特工总部立下创纪录的赫赫战功。他用学到的“细胞”政策三次破获共青团中央机关；用揣度心理、对症下药的策略，使袁炳辉、胡敦云、王云程等三位团中央书记变节投降；用连锁跟踪、突袭绑架的手段，拘捕了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中共要人。
徐恩曾最擅长的反共伎俩就是造谣。登报造谣说“伍豪”脱离共｜｜产党，往周恩来身上泼污水；开办社会新闻、大汉晚报等“造谣公司”，成立专事造谣的“分化瓦解委员会”，大肆造谣反共，但其要谣言在事实面前总是不攻自破。
中统的造谣活动，由来已久。
１９３２年，特工总部成立以后，徐恩曾一直磨刀霍霍，准备做篇大文章，把中共搅个一团糟，以显示自己的“特殊才能”。
经过一番密谋，他决定把矛头首先对准中共的头面人物周恩来，往周恩来身上泼污水。
１９３２年２月，徐恩曾指示手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同志早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的化名，以后也成为他在党内经常使用的化名之一。这是国共两党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声称伍豪等２４３人同时脱党，并于２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在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及国内其他报纸上刊出，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中共组织涣散瓦解。
但特务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周恩来早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初就已经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去了。见到这所谓的启事后，上海的临时中央当即采取了措施进行反击。他们在上海散发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传单，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又派人在２月２２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则非常巧妙的辟谣启事：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１８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广告处
这则启事非常高明地告诉其他共｜｜产党员，那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只是子虚乌有之事，切不可信。
徐恩曾看到这则辟谣启事，大为光火，立即派张冲前往申报广告处追查，但终因“伍豪”等人反侦察的措施搞得滴水不漏，竟未寻得任何蛛丝马迹。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在２月２７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４期（当时用实报名义公开发行）上登出真正的伍豪启事，向全党说明事实真相，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事情到此并没结束，２月底的一个黄昏，有个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务慌里慌张地跑来报告说，据悉伍豪将委托法国大律师路易斯·巴和在申报上代登一则“更加露骨”的辟谣启事。
徐恩曾闻言吃惊不小，急忙派特工总部的特务、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队长季源博前去警告申报老板史量才，命令他拒绝刊登巴和大律师的那则紧急启事。史量才是位极有正义感的文人，他非但丝毫不为强权所动，还以一种揶揄的口气说：“广告是营业性质，只要给钱就尽可能地去办，更何况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也是应该声明的。”
结果，法国大律师路易斯·巴和如期在３月４日的申报上代登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内容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２４３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屑之徒，颠倒是非，籍端生事；因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
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４１号６楼５号
电话：１３２３９乙１３２９
周少山也是周恩来的化名，这一点徐恩曾自然是知道的。大律师巴和曾经公开出庭为陈独秀辩护过，与中共关系非同一般。麻烦的是他不但持有法国的律师执照，又安然住在法租界大马路，有拿枪的巡捕保护，徐恩曾奈何不得他。再看这则广告，更是构思新颖、设计严密、措辞巧妙，可称是政治广告的上品了。徐恩曾对此愤恨不已，自己这一着棋是输定了，还落了个造谣滋事之恶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抗日战争爆发后，１９３８年４月，徐恩曾到了汉口以后，亲自创办了一份大汉晚报，由手下干将梁辅丞、王思诚、张国栋等“担纲主演”，梁辅丞任总编辑，王思诚做发行人，张国栋及情报科的骨干特务充任编辑记者，办报的特务全部使用化名。经费来源名义上由中统特务私人集资合股兴办，但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予津贴加上徐恩曾从中统经费中拨给一定的补助费。创办该报的宗旨，当然还是继续兜售原来的那一套以反共为目的的谣言诽语。
该报的新闻来源就是抄录中央通讯社的消息。该报每天用“详尽的事实”报道八路军“游而不击、运而不战”等种种“令人发指”的作为，“以此说明”共｜｜产党发动人民战争，主要是“扩充实力，借势坐大”等等。梁辅丞把由特工总部所属各特务室发来的不尽详实的情报，改头换面，添油加醋就拼凑成了独具特色的“本报专电”。
徐恩曾与陈果夫等合影
为吸引读者，梁辅丞在每期报纸上都署上“本报明日有重大新闻发表，希望读者注意”之类的新闻报告。其实预告的消息，头一天就已经捏造好了，等到第二天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出来就是了。这种小花招，欺骗读者于一时还可以，时间长了，狐狸的尾巴就露出来了，读者越来越不买账了，报纸的销路至此一蹶不振。到这年９月份，这家报纸就无法维持生存了，１０月份，借着国民党政府西撤之机，徐恩曾决定关门大吉。大汉晚报，也如战前在上海创办的社会新闻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到了重庆，徐恩曾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开办像社会新闻、大汉晚报这样拙劣的“造谣公司”，但他不甘心，仍瞅准机会找共｜｜产党的茬，编造些“高水平”的谣言，“乱一乱共｜｜产党的阵脚”。
１９３９年，徐恩曾召集来高级骨干濮孟九、王思诚、梁辅丞、谢永存等商议“党国大计”，经过一番密谋，他们研究了一套对付中共的办法。王思诚执笔起草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经过徐恩曾、濮孟九审查修改后，定为初稿，送交陈立夫，再经过修改，送给陈布雷转程蒋介石。
所谓的“限制异党活动”，就是限制共｜｜产党的活动，镇压蒋管区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包围、封锁敌后解放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徐恩曾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充分肯定。徐恩曾受表扬之后，决定重操老本行，继续造谣，做出实际成绩，让委员长高兴。
他立即把负责造谣工作的中统局第二组第三科的特务们召集过来，要求他们迅速把收集到的有关中共的情报登记、整理、分类，重新加工创作一番，然后以文化服务社的名义出版一些反共的小册子。
在徐恩曾的授意下，一些歪曲中共的小册子陆续出笼了，如陕北见闻、延安归来、陕北的政治、陕北的经济等等，诽谤陕北政治腐败、经济无能、当官的各自抢职位、民不聊生等。“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些“见闻”、“归来”混淆读者视听，欺骗、麻醉青年，使之迷失方向。
在这些小册子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野百合及其他。
当时延安地区的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不得不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搞生产自救，以解决最基本的衣食问题。其间作家王实味与同事为了争夺一件棉大衣而发生了纠纷，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于是王实味就写了野百合花，其中自然掺入了部分不满情绪，对延安的个别高级干部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抨击。中统特务见此文章大喜，终于找到了最具说服力的反共材料。
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宏、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及其他一书，其中除了照录王实味的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掐头去尾，重新组装，再添油加醋，胡乱捏造一些内容塞进去，并郑重其事地加上引言按语。因为有延安作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证，这一小册子极其畅销，一时间确也迷惑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
徐恩曾主张通过中统“反共专家”对中共内部情况的掌握程度，针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或由于经历不同，或由于职务上的变动，或源于兴趣爱好上的分歧，等等，进行分析判断，想象他们肯定会像国民党高层之间遭遇类似事情以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吵得鸡飞狗跳，打得不亦乐乎。于是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这帮特务窝在办公室里点着香烟、聊着天“谈笑间”就把“见闻”、“目睹”给炮制出来了。
徐恩曾觉得这样造谣还不过瘾，１９４１年，在中统局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以手下的第一号“反共专家”王思诚为主任委员，专门从事“心理作战”活动。徐恩曾大胆启用中共叛徒郭潜为该委员会的书记，主持“分化瓦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受宠若惊的郭潜铆足了劲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熬了几天几夜，终于炮制出一条“特大新闻”：“中国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非常委员会！”宣传说“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非常委员会宣言”，等等。
之后，徐恩曾便大张旗鼓地分派一批中统特务到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及陕甘宁边区周围去放谣，在中统内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中共对此毫无反应，社会上也并无大反应，徐恩曾不禁有些失望。
此后，郭潜又殚精竭虑地“创作”了新红楼、某某传奇等两部谣言大书，广为散发，但效果仍是令人失望，徐恩曾越发看他不起了。
中统炮制谣言最鼎盛的时期，是在１９４４年。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望。与此相反，日军从湖南进占广西、贵州，国统区内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人民生活愈加困难，老百姓怨声载道。国内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了。蒋介石急了，徐恩曾身上的“担子”重了。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中央秘书处、中央宣传部和中统局三家联合组织秘密宣传“三人小组”，由中央秘书处潘公弼、中央宣传部魏绍徽、中统局王秀春“策划主演”，开展自中统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造谣活动，他们美其名曰“心理作战”。
“秘宣”活动虽由三个部门共同主持，其实具体执行完全由经验丰富的中统局来负责，在中统局本部则由第三组直接负责，由该组组长王秀春领导该组第七科科长赵鎏麟具体执行。对于每一则谣言何时何地放出，他们也都作了精心的策划和组织。
中统局“心理作战”的内容是很多的。他们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当日军大举南下，占领湘、桂，入侵贵州时，中统特务放谣说：“驻在山西的八路军已经与占据太原的日军某部签订了互相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协定。”如此等等，也附上一张伪造的八路军和日军代表合影的照片，企图挑起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以掩盖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失利。
但谣言终归是谣言，只可哗众取宠于一时，要不了多久就“寿终正寝”了，并未取得不同凡响的效果。徐恩曾气得大骂王秀春“无能！饭桶！”
中统特务的造谣，并不仅仅对准共｜｜产党，对一切进步民主人士也同样捏造诬蔑，其中最刻毒的莫过于对人身进行的造谣了。徐恩曾对此自有“高见”：“中国人最怕身子不正，最怕被别人说三道四，不少人又特别热衷于传瞎话……所以对于人身所造的谣言，一方面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兴趣，容易迅速传播；另一方面，一个似是而非的谣言，一经传开，等到后来再来辟谣更正，就犹如一张白纸上涂上了墨，无论你怎样洗刷，也总免不了有一点痕迹。”
为了从“理论”上论证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徐恩曾主持拟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领导建立了专事政治欺骗的反省院。其在反共方面的“颇有建树”为其博得了“共｜｜产党问题专家”的名誉。
在一次智囊团会议上，徐恩曾对中统特务们说：“咱们在实行自首政策的过程中，要讲究策略，也就是说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后，不要立即逮捕他，而是把他作为说服教育的对象，派出咱们的人给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他们彻底挽救过来，能拉一条鱼过来，可比一刀杀之要高明得多……”很明显，担任劝降、说服任务的特务，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不但要有反革命的理论，而且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也要有相当了解。徐恩曾为此不遗余力地举办特工训练班，大力推进小组学习生活，以提高特务们的反共水平。
抗战开始后，为了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给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提供一套说法，徐恩曾经过反复思考并与陈立夫、张道藩等ＣＣ系大老研究，由他亲自主持并拟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当中罗列出反共办法多达数百条。
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徐恩曾开宗名义就指出：查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之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目前共｜｜产党控制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于各种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足，更遑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制异党活动之方，亦唯有采取此种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盖即所谓以组织对付组织之意义。
徐恩曾强调的以组织对付组织，简言之就是要士、农、工、商各界都应该加入一种团体，以明确自己的“信仰”。国民党人应该对这些团体发挥领导作用。凡是领导无方、组织不力的应尽快撤换其领导人。对于广大青年学生，应尽量吸收他们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避免青年人落入共｜｜产党之手。应该尽力消除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上的影响，凡是共｜｜产党开办的报章、杂志等印刷品各地要严加检查，检查的结果要定期向中央汇报。
徐恩曾在最后强调斗争的方法时说：制裁共｜｜产党，要多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尽量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秘密策动。这些“高见”得到蒋的认可，办法很快被当作“极秘密文件”传达给各党部执行。
反省院是徐恩曾进行政治欺骗的手段之一。
按国民党的统治体制，反省院隶属于司法院，受当地高等法院的管制。刚成立的时候，因司法人员的反共“水平”太差，“工作效率”太低，徐恩曾很不满意。于是他打出反共招牌，调查科顺利插手反省院。从１９３２年开始，反省院实际上由徐恩曾的特工总部领导。徐恩曾还
徐恩曾同国民党党部部分人员合影
专门在南京丁家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设立了一个科，专门主管反省院的业务，科长王剑虹、干事万大宏等都是反共老手。反省院的原来人员大都被挤走，由特工总部的特务来顶替。在徐恩曾领导下，反省院新建立了一整套进行政治欺骗的制度和办法。
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中心有三：一以所谓的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以被歪曲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对于被抓来接受“反省”的共｜｜产党员，特务们一贯的诱骗方法，是强调以政治欺骗和污蔑代替谩骂，倡导所谓的儒教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原理。他们往往摆出一副用看似客观公允的口吻说：“共产主义是不错，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现状，若实现共产主义，不乱才怪呢！”他们还把青年人参加革命说成是职业问题，用以掩盖社会问题的实质，等等。学习材料主要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上课由训育员负责，所谓精神讲话，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课程，多由反省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所谓的社会名流学者，以及国民党党部委员等担任。
反省院规定，对于所有的“反省人”的“反省”，以６个月为一期，每６个月举行一次考试。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中苏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比较、自觉觉人说之类。考试不及格的留级，继续“反省”半年。训育员时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意在促使在押的人尽快接受其灌输教育。如果被认为考试及格，就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对于这些被释放出去的所谓“自新人”，特务们有一条规定，就是必须接受当地中统特务机关三年的管制。
在此三年期间，必须参加所谓“自新人员训练小组”，小组会每星期举行一次，汇报各个人本周内所到过的地方、接触的人、所做的事、所发现的问题，等等。中统还经常派人对这些人进行秘密监视，如果被认为有继续进行共｜｜产党活动的嫌疑，就随时可以重新关押监禁；如果未经中统特务的许可而自由离开原规定的地区，定要受到严厉处罚；如果本人找不回来，此人的家人亲属要受到牵连，以致被关押起来，迫令其找回这个“自新人”。
徐恩曾对反省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本人亲自前往视察外，还规定各反省院都要定期向他做工作报告。
一系列反共“成绩”，使得徐恩曾被誉为“共｜｜产党问题专家”。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７年的１０年间，调查科始终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处理中共问题的权威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