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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仁者无敌,恩威并施
作者:鲁源生   |  字数:10564  |  更新时间:2015-04-03 17:22:40  |  分类:

人物传记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谕议政大臣等曰:“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今朕征噶尔丹之意,皆噶尔丹所自取。且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尝览经史云:‘惟仁者无敌。’今噶尔丹穷迫已极,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怜,朕意仍抚之。”诸臣奏曰:“此真天地好生之心,实从古所未有也。”圣祖曰:“古之将帅,虽善用兵,多戮已降。或其身不得善终,或子孙不昌,此皆好杀之明戒也。又古之人主,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朕意不然。惟思宇宙雍熙,四海升平,家给人足,各得其生而已。噶尔丹使人格垒沽英,可仍遣回。”

注解

噶尔丹:清代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康熙九年(1670),其兄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夺得准噶尔部统治权。噶尔丹统治期间,曾发动多次叛乱,最终被康熙击溃,自杀身亡。仁者无敌: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施行仁政的人无敌于天下。多戮已降:大多杀害俘虏。

译文

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告谕议政大臣等说:“统治天下应当以仁德感化,不可只依靠威权降服。现在朕之所以征讨噶尔丹,都是因为噶尔丹咎由自取。噶尔丹凶暴,朕以宽仁对待;噶尔丹奸狡,朕却示之以诚信。史书上曾说:‘施行仁政的人无敌于天下。’现在噶尔丹已经陷入穷途末路,派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求投降,朕的意思是仍以安抚为要。”诸臣上奏说:“这真是天地好生之心,您的仁德从古至今未曾有过。”康熙说:“古代的将帅虽然善于用兵,但大多杀害俘虏。这么做或者导致他自己不得善终,或者导致子孙不昌。这都是喜好杀伐之人的明戒。古代的君主有的也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朕不这么想。朕只希望能够宇宙雍熙,四海升平,家给人足,百姓各得其生。噶尔丹的使者格垒沽英可以依旧遣回。”

评语

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率领大军深入漠北征讨噶尔丹,取得昭莫多之战的胜利,噶尔丹众叛亲离、孤木难支,已经走上穷途末路。但他仍然顽抗到底,派遣格垒沽英假意投降,以求拖延时间。康熙将计就计,对格垒沽英友好相待,向他展示清军的实力,希望由他带话感化噶尔丹。康熙所说“古之将帅,虽善用兵,多戮已降”,确是事实。例如,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秦楚巨鹿之战后,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兵二十万。就连名将李广,也因为杀害俘虏导致终生不能封侯。康熙特别提到要优待俘虏,一是显示自己的仁德之心,二是暗示噶尔丹只要缴械投降就不会遭到屠杀。在实际行动上,康熙确实做到了不杀投降之人。此前平定三藩和对俄罗斯的雅克萨之战中,康熙多次下令优待俘虏,不得随意屠杀。格垒沽英被康熙感化,回到噶尔丹地盘后竭力劝降,无奈噶尔丹一意孤行,誓要顽抗到底。格垒沽英只得带领亲属投降了清军。

南巡亏空,尽行蠲免

康熙四十九年,圣祖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江南亏空钱粮,两次命张鹏翮察审,朕意地方虽有不肖之官,侵蚀钱粮,未必多至数十万两。前朕南巡时,曾有谕旨,凡沿途所用之物,悉出内帑预备,未尝丝毫取诸官民。督抚等官,不遵朕旨,肆意挪用,以致亏空。朕若不言,内外诸臣,谁敢言者?但彼任事之人,离任者已多,若将因公挪用,责之新任官赔补,朕心实不忍也。至俸工银两有限,即逐年扣补,也难清理。且官无俸禄,役无工食,必致私派以累民。朕为天下生民计,蠲免各省钱粮,已逾万万,免此四五十万之银,何足惜乎!朕总理机务,垂五十年,事无大小,凡臣下情隐,无不灼知洞鉴。朕屡次南巡,地方官员,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浚河道,想皆借用帑银。原冀陆续补足,而朕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且值蠲免灾荒,所征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遂至亏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即如纤夫一项,虽取用于田亩,而所用既多,伺候日久,势必给与口粮工价,安得无费?至于修造行宫,亦必借用帑银。前者朕巡视溜淮套工程,至彼处见有舍宇三间,虽云俸工银两所造,然必借用库项,后方抵补,尔等岂肯明言其故乎?至欲将三年俸工,抵补亏空,夫三年之内,地方官员,或升迁,或调用,或革退,或亡故,以彼前各官挪用之亏空,而将后来者之俸扣补,于理不顺,朕心实为不忍。至于胥吏贱役,若不给与工食,此辈何所资生?必至累民。今部中每遇一事,辄议令地方官设法料理,皆掩饰美名,实则加派于地方耳。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朕南巡时,闻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致累民,曾谕总督阿山令其拆毁。至他处建造行宫,朕皆未知也。总之,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见信于天下后世。朕历年蠲免天下钱粮,至数万万有余,今此项亏空,若令补垫,亦不为多,然岂忍以此累地方乎!至于查明款项,亦不难事,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查,隐情岂不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今海宇升平,国用充足,朕躬行节俭,宫中用度,甚为省约,计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今即因数次巡幸,用钱粮四五十万,亦不为过。明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蠲免,若留此亏空之项,以为官民之累,甚非朕宽仁爱养、嘉与维新之至意也。”

注解

内帑:皇室的私家财富。蠲免:免除。灼知洞鉴:明白了解。溜淮套工程:由阿山、张鹏翮、桑额等人提议的一项治理淮河的水利工程。康熙南巡时,曾专门考察地势,以为工程不可行,遂罢。阿山(?1714):伊拉哩氏,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刑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盛京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两江总督、刑部尚书等职。

译文

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告谕大学士、九卿等说:“江南亏空的钱粮朕两次命张鹏翮审察。朕以为地方虽有不肖之官贪污钱粮,但未必多至数十万两。此前朕南巡时曾有谕旨,凡沿途所用之物都用皇室钱财加以预备,未尝丝毫取之于官民。但地方督抚等官不遵守朕的旨意,肆意挪用国库,以致出现亏空。朕如果不说,内外诸臣有谁敢说?但朕南巡时的地方官员多有离任者,若将因公挪用的钱粮责成新任官员赔补,朕实在于心不忍。并且官员的俸禄和劳役人员的口粮钱有限,即使逐年扣补,也难以清理亏空。而官员没有俸禄,劳役人员没有口粮,必会导致私派赋税而使百姓劳累。朕为天下生民考虑,蠲免各省的钱粮已逾万万,再免除这四五十万两白银,有什么可惜!朕处理政事已近五十年,无论事情大小,凡是臣下的隐情,无不明白了解。朕屡次南巡,地方官员要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浚河道,想来都要借用国库帑银。地方官员原本希望陆续补足,而朕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而且又赶上蠲免灾荒,所征收的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所以导致亏空如此之多。你们都明知却不敢奏言。比如纤夫一项,虽然劳役人员由田亩农夫承担,但使用劳工数量又多,时间又长,势必要给予口粮工价,怎会没有花费呢?至于修造行宫,也一定借用国库帑银。上次朕巡视溜淮套工程,看到那里有舍宇三间,虽然说是用俸工银两所造,然而一定是借用了国库帑银,后来才用赋税抵补,你们哪里敢明说呢?如果想用后三年的俸禄口粮抵补亏空,但三年之内地方官员或升迁,或调用,或革退,或亡故,用后来者的俸禄去弥补以前官员留下的亏空,不合情理,朕心里实在不忍。至于官府小吏和劳工,若不给予工食,他们将以何为生?一定会劳累百姓。现在朝廷中每遇一事,动辄下令让地方官员设法料理,都以美名加以掩饰,实际上都由地方财政加以承担。朕不加追究不仅是为百姓考虑,也是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朕南巡时,听说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怕劳累百姓,曾下令让总督阿山将其拆毁。至于他处建造的行宫,朕都不知道。总之,朕不愿劳累百姓的想法,可以自信做到,也可以见信于天下后世。朕历年蠲免的天下钱粮至数万万有余,现在此项亏空若令地方补垫,也不算多,然而哪里忍心增加地方负担呢?至于查明亏空款项,也不是难事,收支的钱粮册籍都有据可查。地方官员借此次因公挪用之名,贪污国库盈千累百,四处行贿,如果加以严查,其中隐情岂不毕露?朕以为就从宽处理,不再进一步追究。如今海宇升平,国用充足,朕也躬行节俭,宫中的钱财花费非常节省。明朝时宫内一天的开支,足够朕一个月使用。就算因数次巡幸使用四五十万钱粮也不为过。明后年天下的钱粮赋税,按次序全部蠲免,如果留下这个亏空之项,成为地方官民的累赘,也不是朕宽仁爱养、除旧布新的意愿。”

评语

康熙一生共六次南巡,花费十分惊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任江宁织造时,曾四次负责接待康熙。红楼梦中曾隐晦提及康熙南巡之事,据说,贾府一次接驾就“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康熙南巡确实浪费惊人,但并非毫无益处。康熙借南巡之机,了解百姓疾苦,整顿地方吏治,检查治河工程,稳固了对江南的控制。康熙南巡造成了巨额的财政亏空。这些花费除了用于接待御驾,还有不少被地方官员借机贪污,康熙对此了如指掌。但这些钱的花费毕竟由康熙而起,对财政亏空和官员贪腐他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还指出,现在朝廷中每遇一事,动辄下令让地方官员设法料理,都以美名加以掩饰,实际上都由地方财政加以承担,造成地方财政困难。康熙充分体谅地方难处,知道如果靠地方赋税弥补亏空,势必会增加百姓负担,他心中十分不忍。他下令亏空由国库负担,强调“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显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同时,也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

蠲免钱粮,人口加增

康熙五十一年,圣祖谕大学士、九卿等曰:“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诘以余丁何事,咸云:‘蒙皇上洪恩,并无差徭,并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此朕之访闻甚晰者。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自平定以来,人民日增,渐次开垦。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亦无弃土,尽皆耕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朕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报者,特恐加增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实数耳。嗣后督抚等倘不奏明实数,朕于就近直隶地方遣人逐户挨査,即可得实,此时伊等亦复何词耶?”

注解

遭叛逆之变:指三藩叛乱。生齿:指人口增长。

译文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告谕大学士、九卿等说:“朕观览各省督抚上奏的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全部上报。现在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益增长,若按照现在的人口增加钱粮征收,实在不可施行。因为人丁虽然增加,地亩却没有增广。朕凡是到地方巡幸都要询问民情。有的地方一户有五、六人丁,只有一人交纳钱粮。或者一户有九丁、十丁,也只有二、三人交纳钱粮。朕询问剩余人丁都干什么,都说:‘承蒙皇上洪恩,剩余人丁并无差徭,都享受安乐,优游闲居。’这是朕访察得很明白的。之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遇三藩叛乱,地方残坏,田亩抛荒。自平定叛乱以来,人丁日益增加,田亩逐渐开垦。甚至沙石堆积难于耕种的地方也有人开垦,而山谷崎岖的地方也没有荒地,都被用来耕种。由此来看,人丁的增长确实很多。朕想要知道人丁的实际数量,并不是想要加征钱粮。如今国库帑银充裕,屡次蠲免的钱粮的数量甚至达到千万,而国家的用度所需,并不担心遗误不足。因此将直隶各省钱粮册内目前征收的实际人丁作为定数,此后增加的人丁全部免除其钱粮,但要将人丁实数另行建造清册统计上报,这不仅有益于百姓,也是一大盛事。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关官员编审人丁时,之所以不敢将实际人丁上报,是因为害怕加增钱粮,因此隐匿人丁,不据实奏闻。岂知朕统计人丁并不为加增赋税,只是想知道人丁的实际数量而已。此后直隶各省督抚等人倘若仍不奏明实数,朕就派人到直隶附近地方逐户挨査,就会得到实数,那时看你们该如何回奏。”

评语

康雍乾三朝社会基本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大量开垦,疆域得以开拓,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最后一个黄金时期。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对赋役制度加以改革,施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命令各省督抚将现行钱粮册内有名丁数作为永远定额,不再增减。将丁银税额固定,不再对以后新生人丁征收钱粮。这一政策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经济繁盛,国库充裕的事实,也为后来施行“摊丁入亩”制度打下了基础。

赈济民生,刻不容缓

康熙五十二年,圣祖问户部尚书张鹏翮曰:“钱粮之数若何?”张鹏翮奏曰:“此数年因皇上所免钱粮甚多,今见动用至四十九年钱粮。”圣祖曰:“即动至五十年钱粮亦无妨。尔等为户部,故如此奏耳。朕心惟百姓为重。今广东、福建沿海之府州县等处,正青黄不接之时,尚宜酌量免其钱粮。”张鹏翮奏曰:“顷皇上特加殊恩,已令运米赈济矣。”圣祖曰:“米虽运去,但足糊口耳,不能办钱粮也。”张鹏翮奏曰:“至彼时再行请旨。”圣祖曰:“不可迟延,今即其时矣。”

译文

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询问户部尚书张鹏翮:“钱粮之数怎么样?”张鹏翮上奏说:“这几年因皇上蠲免钱粮甚多,现在已经动用至四十九年的钱粮了。”康熙说:“即使动用至五十年钱粮也无妨。你为户部尚书,因此如此上奏。朕的心里却只以百姓为重。现在广东、福建沿海的府州县等处,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也应该酌情蠲免其钱粮。”张鹏翮上奏说:“承蒙皇上特加殊恩,已经下令调运米谷赈济。”康熙说:“米谷虽然运去,但仅能够糊口而已,还是难以承担钱粮。”张鹏翮上奏说:“到征收钱粮时再向您请旨。”康熙说:“不可迟延,现在就是蠲免钱粮的时机。”

评语

康熙统治晚期,国库十分充裕。从康熙和张鹏翮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财政支出才花费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寅吃卯粮,反而卯吃寅粮。这一年春天,广东、福建沿海遭受灾害,青黄不接,康熙命令张鹏翮调拨米谷赈济。此外,康熙还下令酌情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张鹏翮认为此事秋天征收钱粮时再宣布即可,但康熙命令张鹏翮即刻办理,不能延迟。这一举动,可以稳定民心,为灾民解除后顾之忧,也体现出康熙的爱民之心。

登基庆典,坚辞不受

康熙六十年,圣祖谕户部曰:“朕御极六十年,自冲龄时惟以黎庶为重,宵旰图维,勤劳至今。今春朕之子孙,暨六世孙辈,与举国官兵人民请行大庆典礼,在朕固所应受,众亦咸以为宜。朕意昔年辛丑系皇考宾天之岁,今岁又值辛丑,况西陲用兵,事尚未竣,是以坚辞不受。今年朕躬自四月违和,五月初旬又复感寒,遂觉甚病,以至面色稍减,或稍行动,或多言语,便不胜倦乏。目今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麦已无收,民多饥馁。屡令大学士、九卿议奏,茫无头绪。似此尚忍而不言,将来不知作何底止也!诸大臣皆受高爵厚禄,应视万民如一身一家,各抒拯救之法。若必俟朕降谕旨,推诿于朕,则大臣所任何事耶?今朕躬甚弱,心思亦短,易倦善忘,惟诸大臣是赖。救民之策,不可不急为筹画。著大学士、九卿等,速行详议,甚勿轻视。倘再迟时日,被灾之民,不能待矣。”

注解

宵旰图维:日夜谋划。宵旰:日夜。皇考宾天之岁:指顺治帝驾崩之年。皇考:皇帝对亡父的尊称。宾天:帝王去世。西陲用兵:指清军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西藏进行的战争。躬:身体。底止:终至。俟:等待。

译文

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告谕户部说:“朕登基六十年,从年幼即位就以百姓为重,日夜谋划,勤劳治国直至今日。今年春天朕的子孙已经有六代,他们与举国官兵人民请求举行登基六十年大庆典礼。对朕来说,举行庆典固所应受,大家也都以为适宜,但朕想到上一个辛丑年是皇考去世之年,今年又到辛丑年,况且西陲正在用兵,战事尚未结束,所以庆典之事朕坚辞不受。今年朕的身体自四月生病,五月初旬又复感冒,感觉病得厉害,以至面色不好。或是稍稍行动,或是多说一会儿话,便感觉不胜倦乏。如今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麦子已经绝收,百姓多有饥馁之苦。朕多次下令大学士、九卿商讨灾情,却都茫无头绪。灾情到这种程度还能忍住沉默不语,将来还不知如何收场。诸位大臣都享受高爵厚禄,应该视万民如一身一家,各自畅言拯救灾民的办法。如果一定等朕降谕旨,凡事都推诿于朕,那要大臣干什么呢?如今朕的身体非常虚弱,精神也日渐消乏,容易疲倦,忽忽善忘,只能依靠诸位大臣。拯救灾民的办法,不可不急为筹画。让大学士、九卿等赶快仔细商讨,千万不要轻视。如果再迟些时日,受灾之民是无法等待的。”

评语

1721年,康熙已进入垂暮之年,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一年,康熙迎来了自己统治的第六十个年头。在当时来说,康熙已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统治期间励精图治,拓展疆土,经济繁盛,民生安定,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可以说,康熙完全有资格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但康熙考虑到此年还是其父顺治帝的六十年忌日,西边与漠西蒙古的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更重要的是,这一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遭遇严重旱灾,粮食绝产,百姓生活陷入困苦。因此,康熙对六十年庆典坚辞不受,反而要求百官积极献计献策,拯救灾民。因为康熙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所以赈济灾民之事要更多地依靠朝廷和地方官员。他批评大臣遇事推诿、漠视灾情的现象,希望他们提高效率,以灾民为本,尽快拿出救灾策略。

出门在外,不忘母后

康熙二十一年,圣祖诣昭陵行大祭礼,途间屡次奏请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安,至是附奏太皇太后书曰:“臣自山海关至盛京,水土皆佳,兽多鱼鲜。每当食顷,辄念不能驰奉太皇太后圣祖母,甚歉于怀。到盛京后,身亲网获鲢鱼、鲫鱼,设法成段,浸以羊脂者一种,盐腌者一种,星驰递送,心期奉到之日,倘得味仍鲜美,庶可稍见微诚。山中野烧,自落榛实及山核桃,朝鲜所进柿饼、松子、白果、栗子,附候安奏启同往,伏乞俯赐一笑,不胜欣幸。”

注解

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位于今辽宁沈阳(盛京)古城北十里,又称作北陵。太皇太后、皇太后:分别指孝庄文皇后和孝惠章皇后。

译文

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到清太宗昭陵举行祭祀大礼,旅途期间屡次奏请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安,到达后又致书太皇太后说:“臣自山海关至盛京,一路水土皆佳,兽多鱼鲜。每当用餐时,都感念不能将餐食用驿马奉送至太皇太后圣祖母跟前,心中甚是愧歉。到盛京后,臣亲自网获鲢鱼、鲫鱼,设法切段,一种浸泡羊脂,一种用盐腌制,命驿马星驰递送,期望奉到之日鱼肉仍能味道鲜美,可以略微表示一点臣的诚意。山中放火野烧,有自落的榛实及山核桃,还有朝鲜所进奉的柿饼、松子、白果、栗子等,随书信一起奉送,伏地跪拜乞求,若您能开心一笑,则不胜欣幸。”

评语

作为一国之君、上天之子,皇帝也往往成为一个神性偶像在众人的想象中存在,而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常常被神秘化。从这段圣谕中我们看到康熙与普通人一样,需要尽心侍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日理万机的同时,每日嘘寒问暖,晨昏定省。即使出外祭祀,康熙依然不忘孝道,考虑细心周到,奉献时珍,以表孝心。康熙以身作则侍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不仅是人之常情,同时也具有表率作用,用实际行动让天下万民效仿。

舍身为孝,严厉禁止

康熙二十三年,侍臣请往观舍身崖,圣祖曰:“愚民无知,惑于妄诞之说,以舍身为孝,不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故曾子有临深履薄之惧,且父母之爱子,惟疾之忧,子既舍身不能奉养父母,是不孝也。此等事处处有之,正宜晓谕严禁,使百姓不为习俗所误。观之何为?”

注解

舍身崖:全国有多处舍身崖。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曾登临泰山,此段所载舍身崖当是泰山舍身崖,位于泰山日观峰南面,三面陡壁,下临深渊,地势险要。据说古时常有人祈求神灵为父母祛除病灾,为显其诚心,常跳崖献身。身体发肤句:语出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发肤都是父母所赐,不敢毁伤怕伤害父母,这是行孝的开始。曾子有临深履薄之惧: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一生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临死前让弟子检查身体是否完好,害怕身体毁伤有损孝道。曾子(前505前435):姓曾,名参,字子舆。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提倡孝道,成为后世孝道楷模,被尊为“宗圣”。

译文

康熙二十三年(1684),侍臣恭请康熙前往舍身崖巡幸,康熙说:“愚民无知,受到妄诞之说蛊惑,以为舍身为孝。不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曾子一生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临死前让弟子检查身体是否完好,害怕身体毁伤会有损孝道。况且父母疼爱孩子,最担心孩子患病,孩子却舍身而去不能奉养父母,这是不孝。这种事处处都有,正应该通知严格禁止,使百姓不被习俗所误导。去看舍身崖有什么用?”

评语

中国古代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以孝治国甚至作为统治方针被贯彻执行。在这种环境下,孝道被无限放大,孝子被高度褒扬,甚至由有血有肉的道德楷模上升为冰冷的宗教神偶。原本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也被冰冷的家长制度所压制。有些孝道的忠实信徒甚至为救治父母而捐弃自己的身体,期望在拯救父母生命的同时,自己也能够流芳百世。殊不知,这种愚蠢的做法根本没有毫无效果,而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子女平安健康。这种所谓的孝道已经陷入畸形,违背了人伦的本原,应当予以抛弃。康熙担心自己驾临舍身崖会误导社会风习,因此拒绝前往。

诚心居丧,禁止铺张

康熙二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凡人之行,莫先于孝。近者汉军居父母之丧,亲朋聚会,演剧饮酒,呼卢斗牌,俨如筵宴,毫无居丧之礼。至孝服鞍辔等类,所用素帛,皆异常华美。丧礼止当服用粗恶,岂宜华美也?居丧演剧,满洲所无,汉人亦未有,特汉军为然耳。百行以孝为大,如此所行,以为孝道,其他又何足观也!”

注解

凡人之行,莫先于孝:语出孝经·圣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者,德之本也。”做人之始,最重要的是行孝。汉军:汉军八旗的简称。清代军事组织名称,是清朝旗籍的一种,成员多由明末降清汉人组成。呼卢:用木制骰子五枚,每枚两面,一面涂黑,画牛犊;一面涂白,画雉,一掷五子皆黑者为卢,为最胜采;五子四黑一白者为雉,是次胜采。赌博时为求胜采,往往且掷且喝,故称赌博为“呼卢喝雉”。

译文

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大凡人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孝顺。最近看到汉军子弟居父母之丧时,亲朋聚会,演剧饮酒,呼卢斗牌,俨然如同筵宴,毫无居丧之礼。孝服鞍辔等服丧物品所使用的素帛也都异常华美。丧礼只应当服用粗恶之物,怎么能用华美之器?居丧期间搭台唱戏,是满洲所没有的风俗,汉人也未尝有,只是汉军中才这么做。百行以孝为大,如果这种行为都称得上孝道,那么其他行为又怎值得观视呢!”

评语

俗语常说“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为他们养老送终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有些人父母生前未必孝顺,父母死后却大办丧事,铺张浪费,以为排场不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孝心。这种所谓的孝顺,其实是大不孝。居丧期间穿着粗布麻服本是表示哀戚之意,但汉军子弟为了讲求排场,却使用华美异常的素帛。为吊丧者准备酒食本是丧主答谢之意,汉军子弟却大办酒席,甚至搭台唱戏,赌博行令。这些做法本末倒置,冲淡了丧礼的哀伤气氛,削弱了丧礼的教化意义。康熙批评了汉军八旗子弟为父母举办丧事中的浪费现象,对演剧饮酒,呼卢斗牌等行为进行了严厉斥责。

褒奖孝子,树立楷模

康熙三十七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兴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道为先。节妇应加旌表,孝子尤宜褒奖。八旗岂无孝子,其居官殷实者,行孝乃分内事耳。贫人克尽孝道,诚为非易。如有身处贫寒,能尽孝于父母者,察明奏闻。”

注解

旌表:古代统治者提倡封建道德的一种方式。或赐以匾额,或建造石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

译文

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振兴教化,鼓舞高尚品行,一定以孝道为先。贞洁烈妇自应该旌表,孝子更值得褒奖。八旗之中难道没有孝子吗?那些为官者家底殷实,行孝是分内之事。贫苦之人能够克尽孝道,确实并不容易。如果有身处贫寒又能对父母尽孝之人,应当察明上奏。”

评语

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榜样的力量,为孝子烈妇书写匾额、建造牌坊以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倡导向慕贤良的良好社会风尚。孝顺父母要有一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特别是身处贫寒之人,笃奉孝道更加不易。康熙对此也十分重视,要求将八旗中的孝子贤孙上报,准备加以表彰。

读书致用,踊跃建言

康熙四十八年,圣祖谕文武诸臣曰:“朕向待大臣,不分满汉,一体包容,诸臣当人人感戴自效。乃九卿会议时,但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其汉大臣则必有涉于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与彼之事,即默无一语,如此宁不有愧于举国之清议耶?此后尔等皆当省改。凡人既读书,知义理,即当以其所学,见之于事,非仅作文已也。平时读书,至临大事,竟归无用,则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耶?”

注解

感戴自效:感恩戴德,甘心效力。唯唯:应而不置可否貌。

译文

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告谕文武诸臣说:“朕对待大臣一向不分满汉,一视同仁。诸臣当人人感恩戴德、甘心效力。举行九卿会议的时候,只有一二人发言,其余大臣只是应而不答,不置可否。汉族大臣只是在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上才会发言,如果事不关己,就沉默无语。这种做法难道不有愧于国家的清议制度吗?今后你们都应当反省改正。一个人既然读书,知晓义理,就应当以其所学进行实践,不是仅将学问用来写作文章。平时读书很多,等大事临头需要学以致用时,竟然派不上用场,那么平时读书学习有什么用呢?”

评语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虽然是以皇帝的个人权威为中心,但以丞相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对皇权仍有很大制衡。清代虽然进一步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仅凭皇帝一人显然无法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让大臣积极建言、协理国政,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康熙要求大臣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踊跃发言,学以致用,不能成为只会吟诗作赋的书呆子,真正践行修齐治平的儒家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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