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六年，圣祖谕吏部、都察院曰：“国家设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员，以建白为专责，可以达下情而祛壅蔽，职任至重。使言官果能奉法秉公，实心尽职，则闾阎疾苦，咸得上闻，官吏贪邪，皆可厘剔。故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近时言官条奏参劾章疏寥寥，虽间有入告，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此岂委任言路之初旨乎？自今以后，凡事关国计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确见，即应指陈。其所言可行与否，裁酌自在朝廷。虽言有不当，言官亦不坐罪。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勿得畏惧贵要，瞻徇容隐。即朕躬有失，亦宜进言，朕决不加责。其有怀挟偏私，借端倾陷者，朕因言察情，隐微自能洞悉。凡属言官，尚各精白乃心，力矢忠谠，以无负朕殷切责望至意。尔部院传谕行。”
注解
建白：提出建议或陈述主张。闾阎：里巷内外的门，借指民间。厘剔：清理剔除。臧否：善恶、得失。力矢忠谠：努力做到忠诚正直。
译文
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康熙告谕吏部、都察院说：“国家设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员，应当以建议建言为职责，使下情上达而祛除壅蔽之政，职责十分重大。如果言官能够奉法秉公、实心尽职，则民间疾苦都可以上达朝廷，贪腐奸邪的官吏都可以清理剔除。因此广开言路是君主励精图治的第一要务。最近言官条奏的参劾章疏寥寥无几，虽然偶有上告，但真正深切时政、从实直陈的奏章却很少。这岂是朕设立言官进行监察的初衷吗？从今以后，凡是事关国计民生以及吏治得失的奏言，只要见解切实就应该据实指陈。至于言官的奏言是否可行，朝廷自会裁酌。即使有言语不当的地方，言官也不应该获罪。从皇子诸王以及内外大臣官员，只要有贪虐不法、私结朋党、互相倾轧的事情发生，务必不要顾及情面，应该据实指参。不能畏惧权臣贵要，徇顾私情而有所隐瞒。就是朕的言行有所失误，也应该予以指出，朕决不加以责问。如果有言官怀挟偏私，借故倾陷政敌，朕因言察情，其中蹊跷隐微自会洞悉。诸位言官应当涤清心志，努力做到忠诚正直，才不会辜负朕殷切责望的心意。你们各部门要传达朕的旨意。”
评语
言官虽然拥有皇帝授权参劾百官的尚方宝剑，但如何用好这把宝剑，却并非易事。如实反映情况则会得罪相关官员，敷衍了事则会遭到皇帝批评，而言官如果怀挟私心，攻击政敌，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康熙强调言官责任重大的同时，也主动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要求他们实事求是，不要顾忌，只要目的端正，即使上言出现疏误也不会遭到惩罚。如果有人触犯法律，即使是皇子诸王都应该据实指参，甚至康熙自己的言行如有不当，言官也不必害怕触犯龙颜。只要言之有理，康熙就会改过采纳。但如果言官怀挟偏私，倾陷政敌，其中隐微康熙也自会洞悉。
君臣遇合，千古为难
圣祖讲筵绪论曰：“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注解
唐太宗、魏征之事：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以直谏敢言著称。魏征能直言进谏，唐太宗能知错而改，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二人是君臣遇合的典型范例。遇合：相遇而彼此投合，指臣子逢到善用其才的君主，也指宾主相得甚欢。
译文
康熙讲筵绪论曰：“人臣进言，本来就应当直陈己见、无所隐讳。人君纳谏，尤其需要虚怀若谷、和颜顺从。如果勉强听其所言，之后又厌弃其人，则人人心怀顾忌，不敢畅所欲言。每当读到唐太宗、魏征之事，都会感叹千百年来能够彼此投合的君臣实在太少了。魏征对太宗说：‘臣愿做良臣，不做忠臣’。朕曾想忠、良原本其实是一样，关键要看君主如何巧妙处理，以成全臣下的忠良之意。”
评语
唐太宗与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鱼水君臣。魏征曾说：“愿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唐太宗问：“忠臣、良臣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魏征答道：“良臣与君主都能在历史上留下美名，使江山永固，俱享尊荣。例如后稷、契、皋陶等。忠臣则会导致自己最终被杀，君主留下恶名，造成家国并丧的惨剧。例如龙逢、比干等。”唐太宗又问：“作为君主怎样做才能正确，怎样做会导致错误？”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后稷是尧帝之臣，契和皋陶是舜帝之臣，三人辅佐尧舜绘制了上古的盛世蓝图。龙逢是夏桀之臣，比干是商纣之臣，二人直言进谏，却被暴君处死。龙逢和比干的虽是忠臣，但这种“愚忠”既可悲又可叹。因此，忠臣虽忠，但未必是良臣。魏征的意思很明显，自己期望成为后稷、契、皋陶一样的良臣，希望唐太宗也能做尧舜一样的明君。康熙认识到要使忠臣成为良臣，关键在于“人君善处之”，因此，康熙希望人臣进言“直切无隐”，自己则要做到“虚怀悦从”，以追求君臣遇合的境界。
明察秋毫，赏罚分明
康熙四十年，广东巡抚彭鹏因云南道御史王度昭疏参，遵旨明白回奏。圣祖谕大学士等曰：“朕于科道官许其风闻入告者，专为广开言路。使自督抚以下各官，有任意妄为，及贪劣害民者，皆知所顾忌而警戒也。科道官员纠参不实，例有处分。又或言不合理及生事妄奏者，外转有之，罢职亦有之。至于被参之人，具疏回奏，止应辨晰是非，不应支离牵引。因彼一身被参，而举原参之父子兄弟亲戚，皆受指摘，以逞报复，则自此以后，孰敢更纠一人耶？彭鹏身为言官时，亦曾参人，兹为王度昭所劾，理应止以切己之事剖晰奏明。乃今讦奏王度昭，谓其曲庇亲戚，而其间所有夙怨，又未指出实据。彭鹏虽操守清廉，居官亦善，此回奏反复渎陈，辞气不胜忿激。凡在君上之前不应陈奏之言，辄形于章疏，粗戾已极，著严饬行。”
注解
彭鹏（１６３５１７０４）：字奋斯，又字古愚，号九峰。少时勤奋好学，矢志报国。彭鹏为官秉公执法，清廉爱民，深得民心。因得罪权贵，仕途几遭贬黜，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奋力抗争。后官至广东巡抚。王度昭（？１７２４）：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进士，曾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云南道监察御史、左佥都御史等职。官至兵部左侍郎。讦奏：告讦上奏。
译文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广东巡抚彭鹏因为被云南道御史王度昭上疏参劾，遵旨回奏辩白。康熙审阅回奏后告谕大学士等说：“朕准许科道官员以风闻入告，是专门为了广开言路。督抚以下各官若有任意妄为、贪劣害民者，都会有所顾忌而时时警戒。如果科道官员参劾不实，按照规定会有所处分。科道官员所言不合理或者妄生事端虚假上奏者，有的被流放外任，有的被罢职。至于被参劾之人，上疏辩白回奏，应该只对参劾之事进行辨析，不应牵扯其他事务。如果因为他一个人被参劾，就举报参劾之人的父子兄弟亲戚，指摘其过错作为报复，那么从此以后谁还敢参劾他人？彭鹏自己身为言官时，也曾参劾他人。现在被王度昭所参劾，理应只就参劾之事加以解释剖析。现在反而告讦王度昭，说他曲庇亲戚，但参劾之词中却没有真凭实据。彭鹏虽然操守清廉，为官也多有善政，这次回奏的言辞却过于偏激。凡是在君主面前不应陈奏之言，都写在奏疏之上，实在粗戾不堪，要严加整治他的言行。”
评语
君主不仅要妥善处理好君臣关系，还要协调大臣之间的人际关系，清醒地认识臣子的优缺点，做到赏罚分明。对待臣下纷争，要做到公正公平，不能偏袒，才能保证风闻入告制度的正常运行，防止它沦为个人权争的工具。彭鹏是有名的清官，自然爱惜名节，但对王度昭的参劾实在反应过度。康熙虽然对彭鹏屡加赞赏，但对其缺点也并不袒护。他合理利用君主权威，明察秋毫，告诫彭鹏不能意气用事，不能因为个人怨仇损害国政。
虚心纳谏，知错能改
康熙七年，圣祖将巡幸边外，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奏曰：“皇上一身，宗庙社稷所倚赖，中外臣民所瞻仰。近闻车驾将幸边外，伏乞俯采刍言，收回成命。如以农隙讲武，则请遴选儒臣，簪笔左右，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圣祖曰：“是。朕允所奏，停止边外之行。所称应设起居注官，亦知之。”给事中赵之符，亦请暂停远幸，得旨是。因谕吏部、兵部曰：“朕以秋冬农隙讲武之时，欲一往边外阅视，不久即还。今览诸臣前后各奏，称今岁灾变甚多，不宜出边，以致兵民困苦。朕思诸臣抒陈忠悃，直言进谏，深为可嘉，已允所请，停止边外之行。以后国家重大紧要事情，如有未当，务将所见直陈，朕不惮更改。尔二部即传谕遵行。”
注解
刍言：浅陋的言论。多用为自谦之词。起居注官：清代起居注馆的专职官员。负责记载皇帝言行和编修起居注。赵之符（１６２５１６８６）：字尔合，号怡斋。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忠悃：忠诚。
译文
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康熙将要巡幸边外，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上奏说：“皇上的圣体是宗庙社稷所倚赖，中外臣民所瞻仰。最近听说皇上将要巡幸边外，臣伏地乞求皇上低头采纳浅陋之言，收回成命。如果以农忙的间隙讲习武事，则请遴选儒臣簪笔随侍左右，将一言一动记录下来以垂后世。”康熙说：“是。朕采纳奏议，停止边外之行。你所说应该设置起居注官，朕也知道了。”给事中赵之符也上疏请求暂停巡幸边外，得到圣旨准许。又借机告谕吏部、兵部说：“秋冬农忙的间隙正是讲习武事之时，朕本想到边外巡幸阅视，不久就回来。现在观览诸位大臣前前后后的奏章，称今年灾变很多，不适合出边巡幸，以免导致兵民困苦。朕考虑到诸位大臣抒陈忠诚之意，直言进谏，非常值得嘉许，已经准奏请求，停止巡幸边外之行。以后涉及国家的重大紧要事情如果决策不当，一定将建议直言陈奏，朕不怕更改。你们二部立即传谕遵行。”
评语
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康熙时年十四岁，刚刚亲政不久。年轻的康熙久在京城，心中充满对外面世界的幻想，急欲出外巡幸，一睹河山风貌。他本想借秋冬农闲之机巡幸边外，不料却遭到熊赐履等大臣的劝阻。熊赐履等人一是担心皇帝年幼弱小，出外巡幸恐有不测。二是此年灾害众多，百姓贫困，出外巡幸会增加地方负担，造成兵民困苦。康熙并未一意孤行，而是虚心接受意见，停止了巡行计划，并传谕吏部、兵部，让他们布告皇帝虚心纳谏的心意。熊赐履设置起居注官的建议，也得到康熙认可。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历代均有类似机构。起居注官的记录会在皇帝去世后整理成起居注，流传后世。皇帝顾及历史声名，平时言行必然会有所顾忌。因此，起居注官的设置可以对皇帝有所牵制，康熙准许设置起居注官，也是他努力自我监督的一种表现。
洁己奉公，断绝馈遗
康熙九年，圣祖谕吏部曰：“朕惟致治雍熙，在于大小臣工，悉尚廉洁，使民生得遂。内外满汉文武官员，各有职守，必律己洁清，屏绝馈遗，乃能恪共职业，副朕任使。近闻在外文武官员，尚有因循陋习，借名令节生辰，剥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复苛索属员，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员，亦交馈遗。前累经严禁，未见悛改，殊违洁己奉公之义。兵民日渐困乏，职此之由。以后著痛加省改，断绝馈遗，以尽厥职。如仍蹈前辙，事发之日，授受之人，一并从重治罪。”
注解
雍熙：和乐升平。馈遗：赠送礼物。悛改：悔改。厥：其。
译文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康熙告谕吏部说：“朕为政目标是实现和乐升平的盛世，对大小群臣来说，都要崇尚廉洁，使人民生活得以安定。朝廷内外的满汉文武百官各有所职，必须严以律己保持洁清，杜绝收受馈赠，才能恪守职业操守，不辜负朕的信任。最近听说京外的文武官员还因循陋习，借着节令生辰之名，剥削兵民，给督抚、提镇、司道等官赠送礼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又苛责属官给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赠送礼品。而在京的官员也互相馈遗。朕此前曾多次禁止，但未见你们悔改，这严重违反洁己奉公之义。兵民日渐困乏都是由此而生。以后你们要痛加省改，断绝馈遗，以尽各自职责。如果有人仍重蹈前辙，等事情被揭发，授受礼品的双方都要一起从重治罪。”
评语
官场腐化一直是中国古代行政生态中的顽疾。康熙一朝虽然称得上政清人和，但贪污受贿的官场风气依然困扰着励精图治的康熙。从康熙圣谕来看，当时对行贿受贿虽屡加禁止，但收效甚微。上下官吏之间明目张胆地公开勒索，互相贿赂，不仅将官场搞得乌烟瘴气，而且还导致百姓日益穷苦。康熙再次强调文武百官要“痛加省改，断绝馈遗，以尽厥职”，严格禁止行贿受贿，端正官场风气。如果不听劝告，不论是行贿方还是受贿方都要从重治罪，以儆效尤。
人臣服官，首重廉耻
康熙十二年，圣祖谕讲官等曰：“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朕与诸臣，何可不交勉之？”又谕吏部、兵部曰：“国家用人，宜先沈静之才，人臣服官，首重廉耻之节。迩来文武官员，或因不得升迁，或因不得差遣，辄称冤抑，纷纷控告，不过图便己私，原非从公起见。纵属应升应差，而自为辨白，希求荣利，廉耻之道已亏，岂能修举职业，克副任使？理宜严禁，以肃官常。
注解
沈静：即沉静。廉耻之节：“礼义廉耻”合称“国之四维”。出自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廉即洁身自好，耻即要有羞耻之心。迩来：近来。
译文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康熙告谕讲官等说：“自古以来如果君臣一心励精图治，不患天下不实现大治。朕与诸臣，为何不互相勉励呢？”又告谕吏部、兵部说：“国家使用人才，应该先选择沉静之才。人臣做官，要将廉耻之节放在首位。近来一些文武官员或因为不得升迁，或因为不得差遣，动辄自称冤屈，纷纷控告不公。他们不过是图一己之私，并非大公无私。即使是应当升迁或应当差遣之人，如果为自己辩白，希望求得荣誉和利益，那么他已经将廉耻之道置于脑后，岂能尽职尽责、不负重托？对这样的现象理宜严禁，以整肃官场规则。
评语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个人品格的教育。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是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写道：“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祸败乱亡便随之而来了。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有一段专论“廉耻”的文字，其中也有许多箴言警句。他以为，四维之中，耻是最重要的。人如果没有羞耻之心就会不顾礼仪，贪赃枉法，导致国家败亡。正是受到重视廉耻之节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康熙才强调要重视臣子的品格修养，将廉耻之节当作为官的最重要的原则。他痛斥一些不法官员自吹自擂、自我辩白的行为，其本质不过是为一己之私。这种不顾廉耻、忘记国家大义的行为要严加整肃，才能让官员安分守己、尽职尽责。当今社会同样缺乏廉耻之心，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有发生。我们应当宣扬中国传统的廉耻文化，提高个人修养，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一意奉公，禁结朋党
康熙十六年，圣祖谕大学士等曰：“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戒。若夫汲引善类，不矜己长，同寅协恭，共襄国事，是又不可以朋党论也。”
注解
靖共匪懈：静肃恭谨，毫不懈怠。靖共：亦作“靖恭”，恭谨地奉守。匪懈：亦作“匪解”，不懈怠。语出诗·大雅·烝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逭：逃避。汲引善类：提拔优良官员。
译文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康熙告谕大学士等说：“人臣做官，应当静肃恭谨、毫不懈怠、一意奉公。如果分立门户、私结朋党，开始会蠹国害政，最后一定会殃及身家性命。历观前代历史，都是这样的结果。营私植党之人形迹诡秘，人们很难予以指责。然而偷偷背公营私，最终必会人尽皆知。他们论人议事的标准是党同伐异，以个人喜好毁誉他人。这些行为公论难容、国法难逃，诸位臣子应该引以为戒。如果你们能够提拔优良官员，戒骄戒躁，互相尊敬，同心协力共襄国事，这是不能以朋党加以论处的。”
评语
历史上因为朋党之争导致政权分裂、人心离散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党争。虽然有些党争的出发点是为国计民生，但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个人恩怨。对统治者而言，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属下分帮结派，互相争斗。康熙认识到，私结党羽最终会害国害己，影响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因此，康熙严格禁止分立门户、营私植党。他告诫百官说，虽然私结朋党之人行迹诡秘，然而“人在做，天在看”，任何龌龊勾当都逃不过老天爷的法眼。但康熙又不是一味打压大臣间的往来，对于官员间的正常往来要仔细辨别，鼓励形成谦虚谨慎、互相协作的同事关系，营造良好官场风气。
君臣同德，上下一心
康熙十七年，讲官陈廷敬进讲“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一节，“惟暨乃僚”一节，“呜呼钦予时命”一节。圣祖曰：“朕观高宗、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可见自古君臣，一德一心，至诚感孚。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明目达聪之益；为臣者，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化理跻于隆平。后世君臣之间，徒尚虚文，中鲜实意，治不逮古。职是故耳。”廷敬奏言：“有高宗之为君，所以有傅说之为臣。皇上此言，诚社禝万年之大庆也。”
注解
“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暝眩”、“惟暨乃僚”、“呜呼钦予时命”：都是尚书·说命中的文字。说命讲述了商王武丁与傅说的故事。商王武丁虚心求谏，傅说忠心辅佐，二人君臣相合，迎来“武丁中兴”。高宗：即商王武丁。商朝第二十三位君主，在位时期，曾攻打鬼方，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使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庙号高宗。傅说：武丁时贤臣。原为在傅岩筑城的奴隶。武丁梦得圣人相佐，醒来后将梦中圣人画像寻找，最终找到傅说，立之为相。纳诲辅德：语出尚书·说命上：“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进献善言，以辅助君主之德。感孚：令人感动信服。明目达聪：语出尚书·舜典：“明四目，达四聪”。指统治者多方观察民情，广泛听取意见。献替：即献可替否。进献可行者，废去不可行者。谓对君主进谏，劝善规过。化理跻于隆平：将治国之道化为太平盛世。跻：登，上升。隆平：昌盛太平。鲜：少。逮：及，到。职：由于。
译文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讲官陈廷敬进讲“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一节，“惟暨乃僚”一节，“呜呼钦予时命”一节。康熙说：“朕看高宗和傅说的君臣关系，傅说诚恳进献善言，以辅佐武丁。可见自古君臣都是一德一心，其中的至诚令人感动。作为君主的，实心听取采纳建议，以收获明目达聪之益；作臣子的，实心实意进献建议废除冗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君主的德行得以光大，治国之道得以化为太平盛世。后世君臣之间，只崇尚君臣和合的虚文，其中缺少实意。治国不及古人，正因如此。”陈廷敬上奏说：“有高宗武丁这样的君主，才会有傅说这样的臣子。皇上这番话，真是社禝万年的大庆啊。”
评语
商王武丁与傅说是君臣和合、同心同德的典范。傅说出身低贱，身份卑微，武丁慧眼识英才，将其提拔为相，说明武丁确实求贤若渴，希望励精图治。傅说也不辱使命，忠心耿耿，积极建言。康熙向武丁看齐，“实心听纳，以收明目达聪之益”，也希望臣下能够“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君臣上下一心，努力实现大治。陈廷敬的话并不仅仅是奉承康熙，因为如果没有明君在上，再优秀的人才也难有用武之地，只能埋没于版筑之间。
同寅协恭，满汉和谐
康熙十八年，谕吏部等衙门曰：“凡臣子者，同寅协恭，自古皆然。今各部院办理事务，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官。事之得当，则归功于己，如事失宜，则卸过于人。至于入署，不待事毕，诿于满官，止图早归宴会游嬉，不为国家尽力担当，料理公务。自此以后，各宜协力同心，务尽厥职，不可仍前推诿。至科道各官平日章奏内，将一二可行之事，隐附私情，希图作弊。凡有条议，鲜非无因。阅览奏疏，多以己为至公至廉，其属托公事，肆行妄为。外播威势，挟制多端，地方督抚等官，莫不畏惧。小民困苦，未必不由于此。作何惩戒，著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又谕大学士等曰：“满汉论事，往往不能和衷。汉官每谓满官偏执，若汉官肯实心为公，据理辨论，满官岂有不从之理？若满官坚意偏执，汉官即当奏闻。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尔诸臣其勉之。”
注解
和衷：和睦同心。
译文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康熙告谕吏部等衙门说：“凡是作为臣子的，应当互相尊敬，同心协力，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现在各部院办理事务时，大小汉官往往将诸事推诿给满官去做。如果事情处理得当，则归功于自己，如果事情处理不当，则就推卸责任。在官署办公时，不等事情完成，就推诿于满官，只贪图早点回家宴会游嬉，不为国家尽力料理公务。自此以后，满汉群臣要协力同心，各尽其职，不可再像以前一样推诿。至于科道各官平日的章奏，往往将一二可行之事中隐附私情，想要弄虚作假。所奏章疏都将私念夹杂其中。朕阅览奏疏，发现有的大臣以为自己是至公至廉之人，表面处理公事，实际肆行妄为。在外妄播威势，挟制各方，地方督抚等官没有不畏惧的。小民生计困苦未必不是由此而生。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惩戒，命九卿、詹事、科道等讨论后回奏。”又告谕大学士等说：“满汉官员讨论朝政往往不能和睦同心。汉官常说满官偏执，如果汉官肯实心为公，据理辩论，满官岂有不从之理？如果满官执意偏执，汉官就上奏告知。自古有使国家安定的人，没有使国家自行安定的法制。人臣侍奉君主，最关键的是分辨其心术是否大公无私。如今你们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如果大家肯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和衷协恭，尽职尽责，有什么祸患不能平息呢？国家何患不能实现大治！你们要共同勉励。”
评语
清人作为少数民族自关外入主中原，文化上有先天自卑，很怕被汉人瞧不起。如何以少数满人统治一个庞大的汉人帝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清人一方面通过剃发易服、铁血屠城、文字冤狱等对汉人进行恐吓，另一方面延续了明代科举制度，笼络汉人中的知识精英，给予高官厚禄和为国效力的机会，为他们服务。朝廷中满汉官员的关系，也一直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心病。满汉关系处理得当，则会君臣和谐，朝廷晏安；处理不当则会人心离散、天下不宁。满人作为统治者，积极学习汉人的先进文化和制度，进行自我同化。汉人尽管拥有文化自信，无奈国破家亡，虽然心底怀有民族自尊，但寄于满人篱下，也不得不仰人鼻息。汉官素有推脱、懒散的劣根，对于上官的政令往往虚与委蛇、敷衍了事。康熙时时敲打满汉双方，希望他们同寅协恭、尽职尽责，实现满汉和谐的官场氛围。
朝廷会议，不准扯皮
康熙二十四年，圣祖谕大学士勒德洪等曰：“九卿、詹事、科道，令其会议会推，本朝至公至正，务得真实。今闻九卿会议之事，间或不据实具议，草率苟且，因循而行。有此一次立议争胜，以冀下次不与相拂而从之者。或者此一次将彼意中之人荐出，冀下次将其亲朋荐出以相报者。或有荐其门生者，有荐其同年者，有荐其同乡亲友者。夫九卿会议会推，理宜虚公持论，岂可一二人擅专以行？且设立科道，本欲其凡从实建言，有执拗护庇者，即为指参也。其擅专执拗护庇之人，何未见纠劾耶？众议之时，亦有一同具议。后因其事不当，复云：彼时我原如此说者。如果原议时众论与伊不合，即宜将己见明白敷陈，另立一议。既不另立一议，同列职名，又称我曾如此说，是断断不可者。朕于康熙十八年，亦因此等事，曾经有旨申饬。可查前旨一并复行传谕。”
注解
勒德洪：满洲人。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会推：会同推荐选任。拂：违背。同年：科举考试中同榜录取的人互相称作同年。虚公持论：公正无私地提出主张。申饬：斥责，告诫。
译文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康熙告谕大学士勒德洪等说：“朕命令九卿、詹事、科道举行会议、推荐人才，本朝至公至正，务必求得真实。如今听说九卿会议讨论的事情，有的并不据实商讨，而是敷衍了事，草率而行。或者这一次讨论时，希望下次别人不会反对自己，而对别人吞声忍让。或者这一次将别人意中之人推荐而出，期望下次他将自己的亲朋推荐，以求相报。有的推荐自己的门生，有的推荐自己的同年，有的推荐自己的同乡亲友。九卿会议和人才会推，理应无私公正地提出主张，岂可让一二人擅自专行？并且设立科道官员，本希望他们能够从实建言，参劾执意庇护之人。那些擅自专行、执意庇护之人为什么没有被参劾呢？会议之时大家都曾一起商讨。后来因为有的事实施不当，又说那时我原来是那样说的。如果原来讨论时大家的结论与他不合，当时就应当将自己的见解阐述明白，另外加以讨论。既然没有另加讨论，大家同列职名，又说我曾那样说，是断断不可的。朕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时也曾因为这类事下旨申饬批评。可以追查以前的旨意一并再次传达。”
评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情社会。相较普通人的社会，官场之中夹杂了更多的人情利害，其中关系盘根错节，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常常纠合在一起。官场人情盛行必然会妨害公务，在朝官员碍于各种关系势力达成某种默契，讨论国家事务、举荐人才的出发点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人情利害。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康熙又曾告谕大学士等说：“观九卿凡保举人员，非系师友即属亲戚，是皆汉人相沿恶习。天下官员，朕一人何能周知？惟左右大臣是赖。诚善者善而恶者恶，据实敷陈。则善者劝而恶者惩矣，国家事安有不理者乎？”可见，世故人情的盛行在康熙一朝已经成为官场顽疾。康熙为澄清吏治不遗余力，屡次整肃。他批评了当时官场出现的种种人情弊端，强调举行会议、推荐人才要“至公至正，务得真实”，希望官员能够直抒己见，举荐真正的有用之才，还要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遇事推诿、互相扯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