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名炳麟，一名绛，字枚叔，一作梅叔，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是开创中国近代思想与社会大变动的第一代披荆斩棘者中的杰出代表。
章太炎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夫，不仅为他的门人后学所敬重，也为他同代同辈政治、文化、学术观念不同甚至截然对峙者不得不佩服，这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并不多见。胡适也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太炎先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生平
家世与家教
背倚天目山麓，面朝钱塘江口，坐落着余杭这座千年小城。城东乡有个仓前镇，便是章太炎诞生的地方。
章家算得上累世书香，又曾是一方豪富。章太炎的曾祖章钧，生值乾隆盛世，他管理下的家境也正如日中天，资产达到百万之巨。章钧拿出万余钱建立苕南书院，又置田千亩为章氏义庄，并附设家塾，供族人读书，章钧自己则出任本邑训导，教育生员。章太炎的祖父章鉴，入县学为府学生，援例得国子监生，藏书五千卷，日夕讲诵。因为妻子得病误于庸医，发愤自学医术，成为乡里名医。据说，治危症用药不过三四味，竟能妙手回春。他又乐善好施，时常为贫苦人义务治病，为乡人尊敬。到了章太炎的父亲章浚这里，便多生变故。他三十多岁时，家乡一度成了太平天国的天下。太平军刚一进入仓前镇，他便慌忙夹起一本家谱出门逃难去了。当结束流亡生活重返家园时，已经是余财一空，只有一顷田土还在他家名下，破落难以复振。不过，章浚先是做知府的师爷，后又担任县学训导，仍不失为余杭绅士中的一个头面人物。不料，本邑出了一场扬名全国的人命大案，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章浚也卷了进去。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起源于余杭知县刘锡彤的挟嫌报复，章浚也从中做了件为虎作伥的损事儿。最后杨家的御状告成，案情真相得以辨白，上上下下有责任的官员被处分了一大串，章浚也被革去了训导一职。这时是１８７７年，章太炎正好十虚岁，已经在家里读了三四年书，是个启蒙过的少年学子了。
这几年间，教授章太炎学业的主要是他的外祖父朱有虔。朱氏在家世、门第以及学殖方面，都要超过章家。朱有虔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朝廷命官，并且都有著述。四个哥哥也都有官职。朱有虔本人是个庠生，撰有书稿多种。他们家主要传承汉学，朱有虔更是专于此业。他就是严格按照汉学的治学方法对章太炎进行汉学启蒙教育的首任老师。
章太炎
章浚被罢职后，回家闲居，有了亲自教授儿子的条件，不久朱有虔也就离去了。从此，章太炎便从学于父亲，由比他大十六岁的大哥章炳森兼做辅导。在主修汉学这一点上，章朱两家是志同道合的。章浚也与汉学有着颇深的渊源。他曾在当时主授汉学并很负盛名的杭州诂经精舍任过多年监院，这一职务仅次于山长或院长，要有省的大吏直接任命。他还曾参与编刊过学院的课艺文集。回家闲居后，“检点山经读异书，闲披尔雅释虫鱼”更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离不开的寄托，而这与教授儿子可谓相得益彰。
从自己算起以上好几辈人，虽有学问却无功名，这不能不是章浚心头的一大憾事，他把希望都寄托在了章太炎身上。要走科举的路子，除了读经之外，不能不学律诗，做八股文，这与专治汉学的门径不无抵牾。任凭父亲怎样引导，章太炎始终也提不起兴趣，勉强试作点八股制义的文字，总也不像那么回事儿。１８８３年县试，父亲督促他去参加，章太炎从心里不乐意，但又不好违背父命，便硬着头皮提篮入阉。不想，癫痫病发作，没有考成。章浚知儿子本无志于科考，怕硬拗对他的身心不利，从此便没再强求他在这方面耗费心力，章太炎也就得以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深造汉学。
章太炎认真研读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音学五书、尔雅义疏，这是当时公认的文字音韵学方面的一批权威著作。通过研读章太炎得以对古文字和古音韵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接着又攻读了作为乾嘉汉学最高成就代表作的经义述闻（王念孙之子王引之著），还先后通览了学海堂经解和南菁书院经解两种卷帙浩繁的经学丛书。这期间虽然癫痫病不时发作，但他精勤于学，晨夕无间，不以为苦，乐此不疲，完全沉浸在汉学知识的瀚海中。
父亲指导他已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一方面是章太炎的学问猛进，有些问题父亲再不能为之解惑；再者就是父亲的精力越来越不济，明显地衰老了。然而爱子、恋子之情却有增无减。时常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在书房里陪伴着儿子，不时用颤抖的手，拨一拨那盏黑油灯的灯蕊，以增加一些光亮。当随着灯火的跳跃，章太炎将目光从书本移到父亲的脸上，看到那一脸的皱纹、一脸的憔悴时，心头总不免涌上阵阵酸楚。他知道，唯一能安慰父亲的，就是用功读书，再用功读书。
男儿志在国家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在北京发动了“公车上书”，组织了强学会，又南下沪上给维新运动加油点火。路过杭州时，他把新学伪经考赠给俞樾。康氏的这部著作中把全部古文经都说成是刘歆的伪造，持论危耸，言辞激烈，在学术观点上，与俞樾、章太炎师徒迥然相左。俞樾对章太炎说：“你不是以刘歆的私淑弟子自命吗？可这个康有为专门与刘歆为敌，就像冰炭那样互不相容。”章太炎对康有为的学术观点当然不能苟同，但对他学为政用的真意似乎多少有了些体察，对这位维新领袖的胆力和气魄打心里敬佩。上海强学会召收会员的章程一出，章太炎见而怦然心动，赶忙寄上十六元钱，提出入会的要求。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这时站到康有为的政治旗帜下。
想来，这也并非偶然。不满于现实，不满于清朝专制统治的叛逆种子，早在他孩童时候的家庭教育中就隐然播下了。外祖父朱有虔在给他讲经论史当中，就常常通过一些历史上的事例，阐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道理，并且特别赞同王夫之所说的“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是南宋的灭亡，连衣冠人物也一同亡掉了”的话，显然是以南宋亡于元比附明朝亡于清，同样是造成了“以夷制夏”的结果。章太炎听了若有所悟地问：“这样说来，明亡于清，反还不如亡于李闯王了？”外祖父心中高兴外孙能领会到自己的言外之义，但又恐怕他年幼失言惹事，便又半遮半露地说：“现在不必这样说。不过，若当初果真是李自成得了天下，他的后代子孙未必都不好，只是现在不必这样说。”章太炎却越来越这样想，并且憋不住地这样说。当他读到蒋良骥的东华录中所载有关文字狱的内容，胸中便愤愤难平，觉得“异种乱华”，是心中第一大恨事，便公然说：“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因为李自成毕竟是汉族！”虽说这中间不免带着种族主义的偏激，但毕竟是针对当时腐朽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而发的不满和仇恨。
在不满社会现实方面，父亲也给了章太炎潜移默化的影响。章浚曾立有这样的家训：“自己看不起自己，而去谄媚他人，这是最下贱的事情。我自受业以后，除了尊敬我的老师之外，未曾巴结过其他任何人。你们应该了解和效法，要认真读书，学有成就，起码专心学得能赖以自立的一门技艺，千万别坠落成依附于他人或是哗众取宠的人。”这当然与章浚自己的政治失意有关。而章太炎禀承父教，闭门读书，何尝不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示不与自己所憎恶权贵同流合污，表示对自己所不满的政治现实进行抗议呢？
到了维新浪潮激荡神州的这个时候，章太炎书屋的门闭不住了。他的不满，他的抗议，可以有条件用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和直接的形式来表示了。于是，他抛开学派分野，站到维新“政派”的一边。尽管维新还不是要求把清政权推翻，但毕竟是要打破满洲权贵的一统天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
章氏丛书
然而，他所捐款并报名要参加的那个上海强学会，成立仅一个多月，就与北京强学会一起，被清朝政府封禁了。失望之中，章太炎的心中更加骚动不安了，他越来越觉得无法忍受书院冷清而枯寂的生活，甚至西湖的妩媚和婉约对他也失去了魅力。他现在所希求的，是一种沸腾的生活，是可以尽情呼啸的环境。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老师看出了这位他一往所钟爱的高才生的变化。每当章太炎发“悖论”、放“厥词”或是坐立不安的时候，他总是紧紧皱起眉头。当然，他还是以极大的涵养进行教育和劝导，但他也看得出来，尽管章太炎也点头称诺，不失对老师的尊敬，但到头来“坏毛病”更变本加厉。这位进士出身教了大半辈子书的老先生无可奈何地摇头了。
终于，１８９６年炎夏的一天，章太炎实在耐不下去了，他给正在武昌主持经心书院的著名学者谭献写信求援，希望得他引荐，离开杭州去西游江汉。那里锁江的龟蛇二山，巍立江畔的黄鹤楼，也许能一解他心头的憋闷吧？反正先前感到兴致勃勃、其乐无穷的终日埋头故纸，现在是感到十分无聊了；先前引以自豪的有幸结交、切磋学问的一些师友，现在是觉得他们的思想和见识太迂腐了。无论如何，也得换个新的环境。
维新中屡屡受挫
谭献的引荐迟迟不能落实。正在章太炎焦灼难奈的时候，一个更为理想的机会来了——作为维新运动喉舌的时务报邀请他去担任编辑。章太炎不顾老师的竭力劝阻和挽留，于１８９７年早春，登上了去上海的客轮。
恰好是在章太炎给谭献写那封信的前后，时务报创刊，经理汪康年是浙江钱塘人，与章太炎算得上老乡，并且有亲戚关系。就是他邀请章太炎来报馆的。因为该报创刊以来颇受社会欢迎，销量激增，人手紧张，汪康年很自然地想到文字高手并且赞助维新的章太炎。而担任该报总撰述的就是维新名将梁启超，像他的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便是在时务报上首发的。章太炎一到时务报馆这个上海维新志士活动的中心，立即感受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涉身社会政治活动的激奋。他在这里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朝夕相处，并结识了湖南籍维新名将谭嗣同等人。谈维新，议改革，并且可借时务报的阵地，向社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使得章太炎的热情十分高涨，很快就撰发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政论，并且引起强烈反响。谭嗣同称赞说：“读其文，真巨子也！”不过，章太炎为文用典多而生僻、用词古奥难解的缺点在这两篇文章中也表现出来。湖南的另一维新名士黄遵宪在称道章文“论甚雄丽”的同时，又直率地指出它“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
不想，一段时间之后，章太炎与梁启超等康门弟子间发生冲突，焦点是在托古改制所必然涉及的学派问题上。章太炎对康有为辈全盘否定古文经而大张今文经，特别是对康有为被奉为“教皇”和“南海圣人”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要变法维新就直接搞好了，偏借今文经学来尊孔设教，有害无利；还有神化康有为，说什么他“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这不分明是不值一驳的病狂之言吗？可是，热衷于此的人们就像蜣螂滚粪球那样，不由章太炎不出来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然而，在梁启超辈心目中，对康有为孔教教主地位的怀疑和否定，对康有为的任何丑诋和攻讦，都是对维新的莫大损害。章太炎的有关言论和态度引起了康门弟子的严重不满，他们决定要教训他一下。这天，梁启超的一个学生梁作霖带了一帮人，专来向章太炎兴师问罪。争吵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激愤的章太炎说康有为不是教主而是“教匪”时，对方竟七手八脚地把章太炎打了一顿。连羞带怒，章太炎决定离开时务报馆。汪康年出面调解，章太炎说，不必了，凡事离之则两美，合之则两伤，我即使勉强留下来，日后还是免不了再起争端。事实上，这时他自己已隐约地意识到，他与对方的冲突，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派之争，而牵涉到怎样进行维新的政见之争。这仅仅是个开始，谁知道以后会发展到哪种地步呢！
当章太炎登上离沪的客轮，回想着在时务报的幕幕往事，心中不禁袭上几分悲苦，又几分留恋。客轮长鸣着驶离码头，他移开回望上海的视线，面对茫茫海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章太炎又回到杭州，但是没有重返诂经精舍，而是在横河桥北租屋而居，杜门射客，发愤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似乎对康门弟子的那顿拳脚他还耿耿于怀，不过他自信手中的这支笔能给对方的回击要比皮肉之痛更厉害。他为此事专门致函在温州的著名学者孙诒让，希望取得支持，但是对方回信却婉言劝阻他，以防进一步激化学术上的门户之争而影响维新政治运动的大局。章太炎左思右想，深以为然，向自己的额头猛击一掌，搁笔而止。他转而致力于在浙江自行组织维新团体、创办学术刊物。
章太炎画像
１８９７年６月，章太炎联络宋恕、陈虬等人在杭州成立兴浙会，并亲自起草了具有成立宣言性质的兴浙会序，又厘订会章十四条。接着创办经世报作为兴浙会的喉舌，兴浙会序和会章十四条在该报的第二、三期上登载公布。在兴浙会序中，章太炎将刘基、于谦、王守仁、黄宗羲、张煌言等五人作为浙江历史上的楷模人物列出，表彰他们反对或亲自抗击“异族”统治的业绩，透露出暗示反清的意味。而在会章十四条中，特别对“学问之道”加以阐述，认为应该重视经、史，学以致用，同时也要研习格致诸艺，量才器使，有教无类，明显地有着学为政用的色彩，但又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不同。
兴浙会内部也很快现出分歧。有些人对章太炎的反清倾向大为疑惧，纷纷提出异议，向章太炎发难。章太炎坚持己见，不久也就离开了兴浙会和经世报，到他曾参与创办的上海实学报担任主笔。他连续发表了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等一系列比较儒学与诸子之学长短的文章，持论诸子之学与儒学互有长短，理应并存，这样利于取长补短，纠偏为正，与康有为坚持的儒学独尊大异其趣。不久，又因与该报其他人士意见不合而另辟阵地，联络他人创办“译书公会”及其喉舌译书公会报，主旨在于采译欧美日本“切用书籍”，吸收西学来补益中学，表现出他热心向西方学习的新动向。
章太炎的职事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但他所抱定的“革政”的宗旨并无大变。虽然反清的思想萌芽在潜滋暗长，但还没有突破维新改良意识的坚壳。国事多变，山河日非，他悲忧，他激愤，他思考，他求索，似乎清醒，又似乎迷茫，反正他不会放弃所认为该做的一切尝试。
胶州湾被德国军舰占领了，其唯一的借口是他们国家的两个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列强各国纷纷效尤，在华“租”地划界，瓜分豆剖，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回余杭老家过年的章太炎食不甘味，苦思冥想着排危解难的良策。也许汉族大臣中有能当此任者吧？他一下子想到了李鸿章。因为他从密友孙宝碹那里听说，李鸿章对维新不无同情，只是受制于满洲贵族，不能随心所欲，曾亲口对作为他侄女婿的孙宝碹说过“吾大臣，天子之牛马也；汝辈，犹虮虱”的话，不是隐含着对清廷的不满吗？何不说动他出来“转旋逆流”。于是，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并且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学历、志向，以期得到李鸿章的器重。结果，上书如石沉大海，音讯皆无。
正在失望之际，一纸意外的邀书又激起了章太炎的希望，使他一下子精神大振。原来，他请求谭献引荐入鄂的事到这时有了结果：湖北方面要办正学报，经谭献等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特邀章太炎去担任主笔。章太炎想，张之洞不更是赞助维新的官员吗？也许此番是施展自己抱负的一个好机会。１８９８年的阳春三月，他满怀高兴，西上武昌。
然而，等待着他的是又一次挫折。张之洞虽然一度对维新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和赞助，但他毕竟是封建营垒的人物，当他看出维新发展的“越轨”苗头后，很快就改变态度了。这时，他指使亲信梁鼎芬筹办正学报，就是要以“正学”的名义，维护封建之道而抵制维新。他们知道章太炎与康有为在学派上有分歧和争持，要利用的正是这一点。章太炎来到介入其事之后，很快就窥出了个中原委。并且，通过与张之洞的直接接触，也感到此人并非自己原本所抱希望的一流人物。当时张之洞正为抵制维新而撰写劝学篇，大大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式刊刻之前，他曾向章太炎出示书稿，本想博得几句赞词，可章太炎偏不买账，满口带刺儿的话，惹得张之洞大为气恼。张之洞的心腹有“小之洞”之称的梁鼎芬，有意试探章太炎政治上的实底儿，问他是否听到康有为想做皇帝的传闻，章氏回答：“只听说康有为想做教主，倒是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倒是挺正常的，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在梁鼎芬看来，出此狂语简直是大逆不道，差点没吓得屁滚尿流，赶紧劝主人把这个是非之人打发走，免得惹出大乱子受牵连。这样，来武昌只一个来月的时间，他就又登轮顺流东下了。
章太炎回到了上海，向友人们激愤地讲述在武昌所经历的一切。他斥骂张之洞，并且也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身上看到了一切大清奴官的嘴脸，对大清的君君臣臣再不抱什么希望。所以，百日维新政诏书的频频发布，也没有激起章太炎的多大兴趣，他更着意的倒是撰述自己的第一部政治学术专著馗书。还没有待到萧萧深秋，就从京都传来了“政变”的噩耗，康有为、梁启超侥悻逃脱，但“六君子”人头落地，其中就有章太炎所一向敬重的谭嗣同。章太炎一腔悲愤，仰天长啸。目睹维新运动的悲惨结局，回顾自己走出诂经精舍几年来的历程，开始省悟到，这条路走不通，必须寻求新的路径。这些年间一直在他内心深处骚动的仇“夷”反“满”的情绪，现在已经涨大和升华到革命意识的临界点。然而，也就正在章太炎总结经验、秣马砺兵的时候，清廷缉捕“乱党”的那张黑网也撒向了他。大陆已无法待下去，经相识的日本人介绍，他决定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省暂避。
旋涡与孤堡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上海民立报醒目地登出欢迎鼓吹革命之大文豪的文章，盛赞“章太炎，中国近代之文豪，亦革命家之巨子也”。诚然，上海曾作为章太炎从事革命活动的圣地，这里留下过他的英姿伟业，而今，人们仍对他寄予殷切希望，盼他能成为“新国家之卢梭”。他还能够不负此厚望吗？
从一踏上国土，章太炎就被卷入了政治纷争的旋涡。何去何从，他的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他的表现和作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着实让革命者失望和气恼。
在筹建全国革命政权，急需巩固和加强作为革命领导核心同盟会的时候，章太炎却大力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与那个由清朝江苏都督摇身变为中华民国江苏省大都督的程德全、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联合会”，鬼迷心窍地认为这是消除政党界限，实现各界广泛联合的开始。
章太炎墓
在南北之争中，他看中了袁世凯，支持由袁世凯在北京当民国总统，并操持把“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自己作为这个党的领袖，去北京做起袁世凯的高级顾问。
不过，真到了袁世凯的身边，从日常的一些事情上，章太炎很快觉察出他的这个主人是个专制横暴、忌贤妒能的人物，后悔自己当初看走了眼，于是，一纸辞呈递了上去。
袁世凯当然也看出了章太炎对他的日渐冷淡，高级顾问的辞呈是应允了，不过又给他改派了一份东三省筹边使的官差。章太炎想，这毕竟可为建设东北做点实事，于是很快也就走马上任了。“筹边”，事情千头万绪，哪里都需人需钱，可章太炎手下的经费每月只有３０００元，杯水车薪。至于人手，属他调遣的只有十来位官员，他几乎等于光杆司令。但他还是尽力而为，东跑西颠，忙忙乱乱，心里倒觉得充实。
然而，突有一日，千里之外的一声枪响。使章太炎大为震惊。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国民党（由同盟会改组而来）要员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不日身亡。这是新的国会选举前夕，作为众望所归总理人选的宋教仁在这个时候被杀，这是谁的主使？莫非——袁世凯的影子在他脑海里晃来晃去。他感到形势严峻，借故匆匆南下。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扯起“二次革命”的讨袁旗帜，可章太炎却把心思放到通过副总统黎元洪劝袁改邪归正上。结局是双方谁也没有成功。“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再次流亡海外。章太炎留了下来。不过，他也是袁世凯所决不能信任的人了，因为已经冷嘲热讽地发表诸多对袁世凯大不恭的言论。
这天，在外地的章太炎收到设在北京的共和党总部的电报，请他入京主持共和、国民两党联合的事。恐怕是袁世凯诱我入京的阴谋吧？怕什么，“时危仗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他去了北京，血没有流，遭到的是软禁。
几番想冲破罗网，离开北京，都被阻止了。这天，他手执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给他的勋章，去总统府面见袁世凯。在接待室里，他从上午一直等到傍黑，只有接待人员的搪塞，就是不见袁世凯回话。他不由得大骂起袁贼，并且摔碗掀桌，挥起手杖打砸玻璃窗，转眼间把个接待室搞得一塌糊涂。这会儿，袁世凯派人来了，说要接他去相见。章太炎随来人上了马车，车子却不进新华门，在暮色中疾行至军事教训处，不由分说，章太炎被架了进去。
禁所几度易地，反正是不允章太炎出京。他几次绝食，欲以死抗争，袁世凯总也耍些花招，以免章太炎真的这样死去，让他落个恶名。骂娘毁物的排遣只是一种无奈，真正让他有所寄托的还是有书为伴，有学可讲。在这种日子里，章太炎过起禁中修书的生活。这次修订本订名检论，意在表明这是在幽囚中禁止发抒政见的产物。检论定稿后，又编定他的著作选集章氏丛书。
章太炎的修书事业使他聊以自慰，而这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也紧锣密鼓，到了需要“臣民”劝进的戏眼上，他不禁想到了章太炎这张口，这支笔。章太炎也真有一书呈到了袁世凯手上：“当年发扬共和之誓词，犹在耳畔，你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不但是民国之叛逆，也是清室之罪人！我今被你囚禁，生不如死，希望你看到此书，处我极刑，比当日死在满清恶官之手，尤为荣耀。”袁世凯看罢，气得脸色铁青，思忖半响，最后自语道：“一个疯子，何必与他计较。”
“一个疯子！”多少年来，章太炎不是时常听到这样说他的话吗？当年出狱东渡日本后，他还向人们做过一番专门解说呢：“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成疯颠，多不肯承认，独有我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这样的人，一定不能生发新思奇想；即使想了，也不敢说出来；即使说了，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也经受不起。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个疯癫劲儿。”这不，章太炎又发“疯癫”了，他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二字，高高挂上居所的墙壁，等着被激怒的袁世凯处他极刑了。
章太炎没有死，袁世凯却在举国讨罚声中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一命呜呼。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身份继任总统。章太炎获得了自由。
然而，中国并没有在军阀政权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进行护法斗争，章太炎倒是积极参与了，但把很大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身上，结果，“护法”又是一场失败。章太炎长叹着“苦心已成灰烬了”，回到上海的一方孤堡读经。
接下来是中国的一连串大事变：“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大革命运动……然而，在孤堡中与时代隔开的章太炎，似乎仍活在前些年。除了古书之外，他想的、要的还是“联省自治”。军阀当然还需要这样的招牌，于是引来１９２６年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的事情。过后，章太炎又回到书斋，到故纸堆中重理旧业，并且，是一味扬“文王、孔子之教”的古幡，真是“身以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
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再度把章太炎引出书斋的孤堡。１９３２年初春，他又出现在北京。在燕京大学的讲台上，他的声音充满了多年来已少有的激昂：“一国的历史正像一国的家谱，要是历史没有了，民族之心就会消殆，现在的青年学生，必须学而致用，用知识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听到二十九军长城杀敌的胜利消息，他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发出“三老宣言”……他觉得自己又是战士了。
１９３４年秋，章太炎携夫人汤国梨来到苏州，筹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立意是专讲国学，教人读经读史，不忘祖先，不忘抵御外御，不忘还我河山。第二年春，章太炎患了鼻咽癌。蒋介石派员来表示慰问，留下一万元钱说是作为医疗费。章太炎不想收，推辞了半天，来人说回去不好交代，也就只好留下了。他想，就充作讲习会的公费吧，这也算是取之于政府，还之于大众。
这年秋天，国学讲习会正式开张了。录取了一百多名学生，由他本人主讲小学、经学、诸子学略说，由他的弟子分讲各专题课。同时，创办制言杂志，作为他们宣扬和研治国学的专门阵地。章太炎每周要上三次课，每次两小时，中间不休息，讲完后还要答复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问题大小，他总是耐心讲解，课堂上一时说不完，就定下时间专门让学生到他的居处继续讨论。他觉得，自己以老病之身，能这样教授弟子，弘扬国学，存留学术之本，这也是为国家尽一份神圣的责任。
章太炎的病越来越沉重了。讲课时间长了，就上不来气。汤夫人劝他休息调养，他执意不肯，总说是课程紧着哩。汤夫人见到他拖着病躯上课的样子，就禁不住落泪，只好嘱人提前打一会儿下课铃。听到铃声，学生们走出教室，章太炎只好停下来。过了一会儿，见有学生回到教室，还没等到来齐，他又继续讲起来。病得直到不能进食了，夫人说什么也不让再去上课，可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他为讲习国学所耗费的心力已经达到了极限，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溘然长逝，留下了等身的著作，也留下了这等身著作远远记录不了的复杂的一生。
总结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国史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变。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激情的过程。
就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伟大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诞生了。在中国近代史中，章太炎的名字呈现出了一抹闪亮的颜色。
章太炎本人为坚持真理，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人了。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