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生平
宦海沉浮的事迹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愤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１０５６），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１０６９）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１０７９），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一百零三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祐八年（１０９３）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１１０１）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无人匹敌的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蜡像
苏轼今存诗两千七百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含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但他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唱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又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
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祐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明月几时有”、“凭高眺远”、“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悼念亡妻，一往情深；咏唱杨花，幽怨缠绵；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题竹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的感情生活
婚姻与爱情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而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也是检验其人的一块试金石。苏轼非常重感情，他的感情生活丰富而又充实。作为一个文人，也不乏浪漫的情怀，但是，他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既倾注了满腔的真情，又是严谨、负责的。
苏轼共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王弗。苏轼同王弗的婚姻是美满的。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两人婚后相敬如宾，情投意合。苏轼不仅欣赏妻子的美貌，而且折服于妻子的智慧和见识。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长篇大论地记叙了王弗的美德：“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特别是跟随丈夫在凤翔任上时，王弗的智慧、见识更加突出：“……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己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刚到凤翔任上，苏轼初入仕途，兼禀性刚直，同以严厉出名的顶头上司陈太守常发生冲突。王弗总是用公婆的教导提醒他，说你远离长辈，不能不谨慎。每当有朋友来访时，她就站在屏风外倾听他们的谈话。客人走后，就帮丈夫分辨良莠。说此人说话模棱两可，唯你的意志是从，怎么可以听信其话呢？有人有求于苏轼，初次见面便对苏轼非常亲热。王弗又告诫丈夫，这种朋友不可靠，需要你时同你走得很近，你有难时便会迅速抛弃你。许多预言后来果然得到了验证。尤其对章悖的评介，简直是神奇地准确。她第一次见到章悖时，就告诫丈夫此人不可交。章悖是苏轼的同年，平时关系还不错。事隔三十多年之后，正是这个“老朋友”当了宰相，出于嫉妒，将年迈的苏轼贬谪到海南去，并且将苏辙贬谪到雷州半岛，让他们兄弟俩隔海相望，何其残忍！当然，那时苏轼根本意识不到，甚至不完全相信妻子的判断。
王弗对苏轼来说，既是爱妻，又是诤友，将她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依靠。可惜好景不长，苏轼与王弗的恩爱婚姻只有十年，王弗病逝时年仅二十七岁。因此，苏轼在“墓志铭”的结尾不胜悲伤地叹息：“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
十年后，苏轼在密州赋了一首词江神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苏轼刚到密州上任不久，干旱、蝗灾、盗贼、弃婴、“手实法”等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他初次担当一州之长，责任重大，焦虑万分。他不由得想起了亡妻王弗，若是她还健在，必定会替他分忧，帮他谋划。当夜他梦回故乡，见到了依然年轻美丽的爱妻王弗，但夫妻俩毕竟已是阴阳两界，无法团聚了。醒来时他写下了这首怀念亡妻的词，思念之深，情意之切，感人肺腑。这是一首举世公认的抒发伉俪情爱的千古绝唱。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苏轼有过这样一位十全十美的妻子，其他的女子自然不在他眼里了。他同续弦王闰之的婚姻生活是和谐的，又是平淡的。王闰之心地善良，勤劳干练，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对丈夫服侍得细致周到，对前房的孩子苏迈如同己出。苏轼流放黄州时，俸禄微薄，乃至断炊，她精打细算，苦度光景。朋友来了，有时没酒招待，王闰之就当了自己的首饰替丈夫应急。更可贵的她是与苏轼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从无怨言。
苏轼手迹
她经历了苏轼蹲大牢、贬黄州的艰苦岁月，也当过几任太守夫人，进京后享受到了贵夫人的荣华，得到了同安郡的加封。苏轼对她一直尊重有加。在杭州王闰之过生日时陪她到林隐寺放生，为她赋词祝贺，赞扬曰：“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当然，苏轼对续妻的感情没法同他对亡妻的感情相比，这恐怕并非由于王闰之外貌上欠漂亮，主要在于她不如堂姐那样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可似说她同丈夫缺乏心灵上的沟通。王闰之从不过问丈夫的政事，也不关心他的创作，不理解丈夫的精神需求。最明显的一个事例是，乌台诗案发生之初，苏轼被拘捕进京，公差来抄家，将苏轼的诗文翻得满地都是。公差走后，王闰之生气地将残剩的诗文归拢一起，点火焚烧，哭着说：“相公好作诗，作诗有何用？”她认为正是这些诗文害了丈夫，完全不理解对一个文人来说，诗稿是其命根子。不管怎样，苏轼对王闰之是很感激的。在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盛赞她的贤德：“……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椒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说她为妻为母都非常称职，对前房的儿子与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视同仁。跟随他来到江南，粗茶淡饭她也总是高高兴兴的，处境顺遂也不喜形于色。苏轼为了报答她的恩德，许诺他死后与她同穴。苏轼逝世后，孩子们实现了他的诺言，将王闰之与苏轼合葬在嵩山。应该说，王闰之在苏轼的妻妾中是最幸运的。她四十三岁逝世于京城，正是苏轼官运比较亨通之时，没有看到丈夫晚年的悲惨遭遇。
王朝云是苏轼的侍妾，是他后半生的红颜知己，也是他晚年的精神慰藉。王朝云嫁给苏轼，是在他贬谪黄州的落难之时，由此凸显了她不爱慕荣华富贵的节操。后来苏轼流放岭南，她毫不犹豫地追随他，以至身染时疫，年纪轻轻便夭折了。
王朝云去世后安葬于丰湖栖禅寺旁的松林里，其坟茔至今仍保存完好，惠州百姓常去祭祀她。如果王朝云地下有知，也值得欣慰了。
王朝云之所以成为苏轼的红颜知己，不仅在于她年轻美丽，能歌善舞，而在于她对苏轼的理解确实比王闰之略胜一筹。“乌台诗案”中对待诗稿的态度就足以证明。王闰之生气地焚烧诗稿时，王朝云不顾自己使女的身份，急忙上前抢救诗稿。她哭喊道：“这是相公的命根子呀！”
苏轼在惠州时期，利用自己与钦差大臣程正辅的亲戚关系，为地方与百姓办了许多好事。虽然王朝云怕他多管闲事，时时替他的安危担忧，但她心地善良，又理解丈夫的为人，大力地支持他的这些善举。
苏轼为三个与自己最亲近的女人，都写过诗词，给王朝云写的诗词最多，生前死后都有：南歌子·云鬓裁新绿、滞人娇·白发苍颜和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等词以及赠朝云、悼朝云等诗。苏轼把她比作傲霜凌雪的红梅，是对她最高的评价。王朝云生日时，苏轼还为她写了生日口号，这是苏轼唯一给家里人作的所谓“口号”。在当时是一种庄重的颂诗，只有皇帝、皇后生日或朝廷的重大典礼才写，由乐工在朝廷宴会上演唱，而且一般由翰林学士或名臣撰写。王氏生日致语口号中的诗曰：“罗浮山下已三春，松笋穿阶昼掩门。太白犹逃水仙洞，紫萧来问玉华君。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
王朝云在她临终前念了金刚经中的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表明她接受了佛经的影响，感悟到世事的幻灭。这是她从丈夫的不公正遭际出发，对当时那个没有道义、没有天理的社会发出的控诉。由此表明，王朝云对苏轼理解之深，对当时的社会洞察之透。可以说，王朝云是死不瞑目的。
苏轼曾将王朝云同白居易的侍妾比较，感到自己比白居易幸运多了。白居易同他的妻子感情不谐，宠幸一个叫范素的歌伎。范素杨柳细腰，能歌善舞。白居易晚年遣散了其他的家伎，只留下了范素。然而，白居易得了中风病后，范素终于离他而去。苏轼流放岭南也已经六十高龄，且处境比白居易更悲惨，王朝云却义无返顾地追随着他，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因此，王朝云的病逝，对苏轼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的流放生活雪上加霜。苏轼为之痛不欲生。
从苏轼的家庭生活及其在官场上的交往，可以看出苏轼对待婚烟与爱情的态度是深情的，又是严肃的。“贫穷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综观苏轼坎坷曲折的一生，完全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些作品把苏轼塑造成玩弄女性的风骚公子，这是对苏轼人格的严重歪曲。作为传记文学，再怎么虚构也不应违背历史人物的基本素质和禀赋。
总结
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绝天下，这是他人生的最重要的支点，使得他能够摆脱俗世之中那个“小我”，靠近那个超越了一己兴衰荣败的达观超脱的“大我”，做飘渺的孤鸿横渡人世的悲欢，做飘然的智者笑对蜗角虚名，做世外的高人斜睨人生沉浮，做红尘的过客留下千古风流。
苏轼挣脱了唐五代以来词的浓丽香艳，开创了豪放一派。他还在诗歌创作方面，与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并称“苏黄”，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无穷理趣，那“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清丽，是诗坛的一道绝妙的风景。
总之，苏轼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不仅是诗词文赋、乃至书画等方面的奇才，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硕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典范。这也是一种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当代人大书而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