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王选（１９３７—２００６），出生于上海，江苏无锡人。１９５４年考入北大数学系，１９７５年开始接受“７４８工程”，负责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１９８７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汉字激光照排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１９９２年成功研制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

１９９５年第二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再次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２年，担任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和集团董事。２００２年，荣获２００１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２００３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３日，病逝于北京。

王选创建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告别了汉字印刷术的铅与火，迎来光和电，奠定了中国出版业计算机化的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他率先将新技术应用于商业公司，把北大方正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校办企业；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报业９９％的市场份额，创造了一个市场的神话；两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面对鲜花和赞誉，他视名利为浮云。他就是被称为“当代毕昇”的王选。

生平

家学渊源，少年早成器

上海衡山路９６４弄１５号，昏暗狭窄的石库门里有一栋陈旧的二层小洋楼，１９３７年２月，王选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王选

王选的曾祖父是同治进士，现在北京国子监石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他的父亲王守其从小喜爱读书，高中毕业时立志报考上海的南洋公学，为此专门到上海来读寄宿学校，后来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他是同一宿舍的同学。１９２３年，二人一起考上了南洋大学，就读上海的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专业。

毕业后，王守其在上海新通工程贸易公司谋到一份会计的工作，一直做到总会计师。王守其为人诚恳正直，做事一向认真负责，甚至到了写信要用复写纸留底的程度，别人的来信他也总是按时间顺序整理妥当。父亲严谨的行事作风，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王选，以至他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也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

王选的母亲周邈清，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外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在清朝学堂任理工科教员。周邈清进过贝满女中教会学校，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较早接受进步思潮，是一个进步开明的知识女性。１９２０年婉约、知性的周邈清嫁给了王守其，以后的几年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王选排行老五，家中最小。在王选的记忆中，母亲非常能干，总是把孩子们照料得十分周到，把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

父母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殷实的家庭环境，为王选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４岁时，他就进入上海南洋模范学校附属幼稚园，５岁开始读小学，此后直到１９５４年高中毕业，一直都在父母为他选择的上海南洋模范学校读书。这所名校采用启发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见长。

当时，陈有端任教导主任，他亲自带学生参观明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将这个最早引入和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伟人介绍给学生。还带领学生参观徐家汇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让科学的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中生根发芽。年少的王选在这种良好的学校环境中，如一棵小树，茁壮成长。

王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但是父母从不强迫孩子们做事情，家庭气氛总是温馨而轻松。每天王选放学回家，一个多小时便可以完成学校作业，剩余时间可以随意踢毽子、拍皮球、打乒乓球。有时家里晚上开京戏演唱会，兄妹几人加上父母同台演出，其乐融融，而王选喜欢唱的是花脸。

王选特别喜欢猫，学习之余总是与猫玩，有时候还同猫一起睡，猫甚至将刚生的小猫往他的被窝里叼。一直到后来，他还爱猫，散步时会特地转个弯看看邻居家的猫。父亲小时候数理化学得不扎实，见王选数学成绩不是很突出，就对儿子抓得特别紧，循循善诱，要求儿子一定学好数理化。王选对国文产生了很大兴趣，父亲对此也不干涉，任他看四大名著，看课外书籍，看一些进步书刊。这些知识对王选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王选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语文、历史等文科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与教学大有好处，所以我们提倡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人文科学知识，而文科学生也应具有更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淡泊名利做个好人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王选的父母可谓是老师中的好老师。

由于祖父去世早，到了王选的父亲王守其这一代，家境已大不如从前。抗战前，贸易公司的生意较为红火，王守其的收入不错，一家人日子过得倒也殷实富足。抗战爆发后，公司把一部分业务转移到重庆，上海的生意则日渐清淡，王守其的收入也随之下降，尤其到了抗战后期，由于五个子女都在上学，生活上承受的压力随之增加。好在王守其和妻子都是对金钱很淡泊的人，好日子能过，苦日子照样也过得有滋有味。由于工作性质要求王守其外出时要穿戴整齐，但平日在家里则随随便便，只穿那些破旧的汗衫。所以家中几个子女穿衣从不追求华丽，朴素整洁就好。这也直接影响了王选后来淡泊名利观的形成。

虽然日子过得俭朴，但是对别人，王守其夫妇却从不节俭，见别人有困难，他们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经济困窘的亲戚乡邻儿女求学碰到学费问题，他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拿出自己节俭下来的积蓄助学，甚至帮助他们出国求学。因此那些受到他们资助的学子，无论获得什么成就或喜讯总是第一个报告给王选的父母。

在王选父母眼里，做个好人是成为有成就的人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一个人连人都做不好，更无法奢谈成就、事业、家庭。因此他们一辈子为人正直诚实，待人宽厚，温良恭俭。在王选的记忆深处，从小父亲就要求他与小朋友一起玩耍时要忍让，要和他们友好相处，懂得与别人分享快乐、分担忧伤、与人为善。

１９４７年王选１０岁，在南洋模范学校读小学五年级，这一年他获得了品德优秀生奖，也是他这一生中第一次获奖。老师说这次评奖名额只有一个，不仅要成绩好还要品德好，当时在评选获奖人员时，班中有好几个同学得到提名，但最后获奖的只有王选。因为在同学当中他是最谦让礼貌的人，因此人缘极好，大家一致投票评上了他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仅仅是一次班级的评奖，但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认识到做个好人的重要性，还让他终身朝这方面努力着。

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他除了是班级的学习委员，还负责出墙报。组稿、写稿、审稿、誊写、美工……样样他都细心斟酌，一丝不苟，虽然牺牲了很多玩的时间，王选却乐此不疲，觉得“是为班里做着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认真负责的王选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学习上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１９５１年初中毕业前夕，刚满１４岁的他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升入高中以后，他成了班里唯一的团员。

高中繁重的学习任务并没有让他对班级工作和社会活动望而却步，他每晚都要接近１１点才回家，即使假期他也闲不住。“记得一次暑假，一天开了好几个会，晚上还要参加学习班，一直开到半夜，我就在地板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接着开会，中午才回家。当时也没想到打电话告诉家里，家里人很着急，以为我在电影院看电影。母亲和姐姐就跑到电影院，做了一个牌子举着，上面写着寻找王选，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转。那次家里人真急坏了。”

升入北大数学系后，学习虽然紧张，他却在上大学不久就被选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新中国的首都，最著名的学府，清新的政治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这一切都让这个青春男孩热血沸腾。为了参加中山公园的游园会，他特意去学了集体舞。王选大学中“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那天他穿着自己最好的白衬衫，在天安门广场和同学们跳到凌晨一点多。从小学五年级被选为班长直到大学毕业，王选当了１２年学生干部。１２年学生干部的经历让王选懂得要团结人，为别人考虑、为别人服务，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无论在什么时候，王选都是我们班的中心。”王选的同学李学佩回忆说。

王选曾这样回忆：“我由此懂得了团队精神和人品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说：‘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千方百计地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是我能够获得最高科技奖的原因之一。”王选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合作、离不开团队。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团队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尤其显得重要。

国家利益至上

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才会任凭岁月磨砺，依旧熠熠生辉，才会超越时间轮回，凝固历史朝夕。王选就是这样一个人。

父亲王守其虽然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却有着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为了不忘国耻，以纪念卢沟桥事变，父母给王选取了别名“铜卢”。王选时常会想起他和父亲的那个“小秘密”，那是一张画着中国军人的小画报。当时，上海已经沦陷，而在沦陷区保存这样的画是非常危险的，可父亲说：“放在你们小孩子这里不会有事的。”然后还和王选一起把画藏在抽屉里，上面再压上一本书，后来这张画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

王选做报告

还有一件王选难以忘怀的事，他的大姐为了省钱买了一根日本的铅笔，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一把夺过铅笔扔到火炉中，并教育女儿，要不忘国耻，要以各种形式反抗日本。后来王选的哥哥姐姐们很早就加入了团组织，大姐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还入了党。王选曾这样回忆说：“父亲对日本侵略中国极为痛恨，上海的苏州河上有一座外白渡桥，上海沦陷后桥上挂起了日本国旗，要想过桥，必须对着旗子三鞠躬。父亲不愿受这份屈辱，好几年不走这座桥。”

在沦陷区的日子里，父亲强烈的爱国情结，给年幼的王选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每当他遇到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国家就成了他考虑的首要因素。

大三分专业的时候，王选考虑再三，没有像其他成绩优异的同学一样选择当时的热门专业，进入数学班或者力学班，而是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在当时，计算数学是个冷门专业，选择了它就意味着要和计算机打交道，但是计算机到底什么样，见过的人寥寥无几，更别说要去学习和研究。

他的选择让很多和他一样成绩优异的同学百思不得其解，王选回答说：在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和计算技术列为“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计算技术是“未来重点发展学科”，“我想，发展计算技术不但是国际潮流，也是国家需要。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王选从来就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不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更不会“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知魏晋”闭门造车，他一生关心时局，关心国家命运，选择汉字精密照排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因为这是“用现代科技对我国传统印刷行业进行彻底改造”；跨越式地选择激光输出，是因为“搞应用研究，必须采用高起点，着眼于系统成熟时未来的国际技术发展情况，否则，成果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于时代，只能跟在外国先进技术后面亦步亦趋”；成立方正，更是为了和国外大公司一较长短。王选说：“我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是适应社会需要，符合发展大方向的，再苦、再累也值得。”

三年红旗营，永远的科技标兵

１９５８年，王选大学毕业，正赶上中国进入“大跃进”时代，国内掀起了研制计算机的高潮。由于当时计算机人才奇缺，王选才得以避免受到父亲“右派”的影响，留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

为了响应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北大决定研制一台中型计算机，并为此取了一个火红的名字——红旗机。在研制者的计划中，这是一台可以每秒进行１万次定点运算的中型计算机。如果成功，其运算速度在当年可以排进世界前２０位，当时留在无线电系任教的王选成了逻辑设计的主力。

设计这个计算机的团队也有一个火红的名字，美其名曰：“红旗营”，而王选则成了红旗营的参谋，主要负责在技术上的把关。那时流行一个词叫“打鬼、抓鬼”，就是说，因为研制计算机完全是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元器件的毛病比较多，工艺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大家称找到问题为“捉鬼”，为枯燥无味的科研工作增加了一丝幽默的色彩。

看起来似乎很轻松，其实很繁琐。王选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细碎的工作。回想起那段年少狂热的岁月，王选神采奕奕的脸上难掩当年的羞涩：“当时累到什么地步，吃饭的时间过了，要到餐厅去吃饭，等我叫的菜送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饭桌前睡着了。有时候，早晨熬了一个通宵回到家里以后，困得、累得已经没有精力脱衣服，所以就坐在床上睡着了，等到口水流下来就醒了，才脱衣服。（有人）经常把我提前叫起来，因为那边有什么问题，叫我出来。叫我的人都有经验，你去叫王选，看到他全部穿好衣服，否则他把我叫醒，我答应一声，他一走，我马上又睡着了，要穿好衣服走，这才算把我叫醒。大量缺工作中的王选乏睡眠，最后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语言控制不了。脑子里随便想一个什么东西，一闪而过的，就想到小时候的一个什么事情，马上嘴巴就说出来。”

一般人累到这个程度，肯定打瞌睡，可是他只要一干活，就绝对不会糊涂。“一般晚上人家都要打瞌睡，我从来不打瞌睡，精力非常旺盛，我想这是一种责任感。也许是我一个优点，一旦接到任务以后，总要把它做出来，这种责任感的驱使，所以当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有点疯狂，我觉得要做出成就，是有一点狂热的劲头。科学发现，就需要有这么一种狂热的追求。”

在狂热的“大跃进”氛围下，王选经常连轴转，他曾经４０小时没合眼。后来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为了省口粮，他晚饭经常就着黄酱喝碗稀粥，全身浮肿却仍旧没日没夜地工作。

三年的研制，“红旗机”最终流产了，但是这三年的研究经历，使王选养成了在一线自己亲自动手的习惯，培养了以后他在科学研究中的自信。同时不幸也随着降临，这段经历后，王选开始不明原因的发低烧，他的肺部查出有阴影，经过各种治疗后仍不见好转，只能回上海家中休养。

在离别的车站，王选的一句玩笑话让送别的同事们潸然泪下：“同志们，永别了。”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他已成了大家的主心骨。王选的同学张恭庆院士回忆说：“王选看上去始终很瘦弱，脸色不好，中学时就那样，他有先天性哮喘。”事实上，王选的先天体质就不好，再加上夜以继日地工作，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年后，王选回到北大，却又由于参加一次劳动，再次一病不起，不得不返回上海。然而此时的时局日益恶化，政治环境已不允许他静养，因为本就是“右派”的父亲又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王家被查抄。

修养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下来，仍旧不断地学习和研究。１９６１年开始软硬件相结合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的影响，从此创新不断。

１９６５年，他从事ＡＬＧＯＬ６０编译系统研究。当时在计算机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查阅大量的西方文献，为此，王选从未放弃过对英语的学习。１９６８年年底，王选由于收听英语广播被认为是“偷听敌台广播”，并被勒令返回北大上学习班。在此期间，他再次开始莫名其妙的低烧，只要一动就大口喘气，虚弱到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

学会在骂声中成长

１９７４年，电子部等五单位发起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８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立项，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因此得名“７４８工程”。

北大数学系讲师、王选的夫人陈堃銶得知这个信息，立即回家告诉在家养病的王选。他再也躺不住了，攻克汉字处理难关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因为我看到工人的捡铅字之苦，捡铅字人，每天走十几里路，非常累，而那个熔铅的人最苦，这些工人，每过几年都要去打一次铅毒解毒针，职业病非常严重，而且效率极低。当时出书难，一本书，半年一年，才出来。”每当想到这些，他就在头脑中勾画着美好的情景：希望有一天，工人们不再这么辛苦；希望有一天，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让计算机技术与中国的出版印刷业联姻，再次插上腾飞的翅膀。

党和国家做出这项发展高技术的决策，给了病休中的王选巨大的鼓舞和激励。当时国内已有五家院校和科研单位申报承担汉字精密照排系统，仍旧只是北大一个默默无闻助教的王选并没有退缩，依然决定参加这场竞争，“因为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

没人知道王选初涉这一领域时的艰辛。在做研究前，他必须先弄清国内外的现状和发展动向。为了广泛查阅资料，王选往返于北大至科技情报所之间，每次两角五分的公共汽车费都舍不得花，常常提前下车步行一站。由于缺乏经费，他也常常用手抄代替复印。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验，他独辟蹊径，提出了一条发展汉字照排系统的新的技术途径：跳过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方法，解决汉字字数多、字形信息量大的难题。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北京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王选带病参加了会议。由于身体虚弱，说话困难，由他的妻子代他发言并用计算机展示了模拟实验的结果。这个想法的提出，一时间舆论哗然，多数人听王选的方案就像听“天方夜谭”，甚至有人说这是王选的数学“畅想曲”，是玩数学游戏。

回家后，王选夫人开玩笑说道：“咱们还是算了吧。”王选却认真地回答：“干！不到长城非好汉。”从此，王选几乎放弃所有的节假日，把时间全部用在科研攻关上，尽一切努力使自己的方案完善并具体化，一步步解决高倍率汉字压缩和高速不失真还原轮廓汉字等难题。电子部“７４８工程”办公室得知王选的方案后，组织专家进行了全面的考核。

１９７６年６月，王选的方案完成了模拟实验，获得了一致好评。同年９月，“７４８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终于正式下达给了王选所在的北京大学。

回忆起这段往事，王选说：“可惜当时我是一个小助教，一点名气都没有，所以当我提出来数学的办法，来描述字形，使信息量极大地压缩，当时都是纸上谈兵，觉得有些模拟的实验，所以人们很难想象，日本连这个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都没有过关的时候，忽然北大一个小助教提出来要搞第四代，相信的人极少，所以就把我讽刺成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但是，面对这些怀疑，王选从来没有动摇过。国外用了整整４０年的时间来发展四代机，而王选则想把４０年的历史压缩进他的照排机蓝图里。

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好似一股春风，迎来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当时北京大学从事激光照排项目的主要技术骨干大多是３０多岁到４０岁出头的中年教师，党的一系列政策为大家锲而不舍地投入科研攻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然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９年的１４年间，围绕王选和激光照排的各种嘲讽和怀疑就一直没有停息过，即便如此，王选仍旧坚信当初的选择，他说：“一直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８年，是最艰难的，我老说，学会在骂声中成长。在这种压力下，我们就坚信自己的方案，有极好的性能价格，就是觉得要很好把它做出来，而且觉得，要晚几年可能就没有机会，要晚几年可能市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要抓紧时间。一旦１９８８年成熟以后，这个性能价格就非常表现出来了，差不多，人家１／５的价格，功能也要强得多，所以这种自信心一直没有动摇过。”

最终，他们以实力平息了质疑，“７４８工程”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怀。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在北大关于“７４８工程”的一份报告中亲笔批示要求予以支持。同一年，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负责人的江泽．民同志在一封长达三页的亲笔信中，指示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支持北大的这一项目。

尽管有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进展却也历经波折。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期间，科研体制较为僵化，当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评职称主要看发表的论文数量，因此大多数科技人员把精力放在写论文上，不愿意从事艰苦甚至烦琐的工程项目，这种风气在当时的学术圈内很流行，对北大负责的激光照排项目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了１２年学生干部的王选深知一个科研项目是否成功取决于团队是否目标一致，紧密合作。他说：“拿计算机软件设计这个行当来说，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不止是一个，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近２０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戈尔曼等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能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２０％，而其余８０％的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们把后者称为‘情绪商’。他们举了一些例子，他们认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们的智商高，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换句话说，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我们应该提倡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更大。”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刚开始这个研究项目由北京大学负责技术，新华社作为用户，山东潍坊的一家公司负责生产。刚刚大学毕业，年仅２０多岁的康保善与新华社其他十几名技术人员被派参与到王选领导的汉字信息处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中，和王选一起共事到１９８３年。

康保善回忆说：“研究室一共有５０多人，那时由于计算机技术比较落后，研究条件并不是特别成熟，研究的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很多次，样机出来后，运行几天就会出问题，遇上次数多了，大家都有些打退堂鼓，但王老师却没有，一边鼓励着他们，一边几天几夜地熬着通宵，寻找问题。１９８１年时，王选夫人，同为研究组成员的陈堃銶被查出直肠癌，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王选却没有耽误一天工作。”

繁忙的工作并没有让王选忘记对员工生活的照顾，他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默默地做好一切，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当时，康保善他们从新华社到北大，路途很远，为了挤公交，赶时间，不耽误工作，每天都需要很早起床。很多时候，睡眠时间不足，休息不好。王选了解到这个情况，就帮着给他们找床，让他们中午休息。有时候，晚上下班晚了，王选会亲自把那些女性研究员送到车站，看着她们一个一个上车，才放心地离开。

正在他们干劲十足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挑战到来了。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国外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将他们已经研制出来的激光照排样机，带到了中国。看着国外来的新玩意儿，印刷出版人们兴奋不已，对他们来说，告别“铅与火”是多年来的梦想。短短几年时间，就有几十家报社动用当时储备尚少的外汇购买了这些产品。

当时毛德行和王选同在一个研制小组，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一个外国公司到我们这儿来展览，技术展览。我去看了，看他那个照排机。照排机很大，有筒那么大。他那个照片照出来，胶卷照出来字比我们做出来字大。当时这个一来，国内有些人，就更不相信他了。说我们一定要进口，人家的东西多好，我们北大的东西土了，不行。”但王选说：“我们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此顶住了压力。

面对巨大的压力，王选只是默默地加快自己的工作进度，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很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大多是王选他们自己动手做出。

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７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紧张的是这成果是否能不负众望。

大家注视着它的动作，一眼不眨，机房里传出来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此刻这声音是那么动听美妙，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弦。转眼之间，一张８开报纸的胶片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王选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都完美地呈现出来。

院士王选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１日，光明日报率先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这群当时身处科研困境的年轻人。王选事后才知道这个报道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后来回忆说：“所以我牢牢记住这张报纸，一直想要用事实来证明它是对的。”

此后，王选与同事们再接再厉，开始向支持系统的应用软件发起科研攻关。１９８０年，他们成功推出了具有编辑、校对等功能的电脑软件，并用它印制出了第一本样书伍毫之剑。随后，华光激光照排系统通过了国家鉴定，被评为１９８５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经过鉴定验收后，王选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止步不前，他深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成功，让中国人用上中国人发明的激光照排机才是真的成功。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向实用性的激光照排机发起冲锋。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支持下，华光电子排版系统诞生了，这个名字象征着中华之光，照亮神州大地。

１９８５年，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１９８６年，经济日报在华光机支持下，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并于翌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的报纸。它的印刷厂在卖掉了全部铅字后，还隆重举行了“告别铅与火”的庆祝大会。

当时，人民日报社曾引进了两套美国ＨＴＳ照排系统，价格比华光要贵１５倍。但是，一直到１９８９年，虽然经过该公司派人长期调试，但仍因故障太多无法使用。人民日报社焦急万分，只好向王选求援。王选二话没说，立即带领若干技术骨干奔赴报社，对美国ＨＴＳ系统进行改造，终于让国外进口的“洋机器”起死回生。这一下使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公司、美国王安等公司没了原来的咄咄之势，最终在１９８９年年底放弃竞争，全部退出了中国市场。

在离开中国前，美国ＨＴＳ公司的总裁由衷地表达了对王选以及他的杰出发明的尊敬：“今后，地球上再没有ＨＴＳ公司了。”

在巨大的成功和荣誉面前，王选并没有满足，他甚至有一种负债感。他动情地说：“国家为激光照排投入了１０００万资金，需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来回报国家。”为此，他再次打起精神，开始了新的征程。他四处奔波，希望能将先进的成果尽快推向市场。在他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方正公司，主推市场，实现了照排系统从科研开发到生产、销售、培训、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商品化的进程，引发了一场我国报业和印刷业告别“铅与火”的技术革命。

此后，王选领导方正集团在市场开拓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２日，西藏日报采用方正照排系统印刷成功，至此，国内所有省级报纸均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的时代，而方正也拥有了全国内地９９％的市场，占据了国内绝对的垄断地位。

为了紧跟时代潮流，更好的适应科技的发展，王选和他的团队始终没有松懈，大屏幕中文报纸编排系统、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技术、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新成果相继问世。这些国内首创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使中国报业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了世界最前列，迎来了汉字印刷的跨越式发展。

继方正照排系统在内地市场取得垄断地位之后，王选和他的团队想的不仅是让中国享用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而是要把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推向世界，让中华文明在全世界绽放现代科技的光芒。为此，王选又率领方正大举“进攻”港澳台的中文出版市场以及国外的华文出版业。

经过长期努力，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逐步占据了香港及海外七成以上的华文报刊市场，并成功打入日本、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的亚洲日报、光华日报和美国的星岛日报等华文出版业。据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香港有七成。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３日，方正集团与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公司——日本第二大杂志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产品认购的签约仪式，媒体称这次签约为“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己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２年，王选担任着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在他的带领下，１９９６年，北大方正的年产值达到４０亿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

２００２年以后王选不再担任集团的领导职务，但他一直是方正集团的精神领袖，正如方正集团现任董事长魏新所说：“没有王选老师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就没有方正；没有王选老师将这２０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之一转化为生产力，中国传媒业和印刷业就不可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生革命；没有王选老师的持续技术创新，我们这个发明了活字印刷的伟大民族就不可能在印刷术上再次领先于世界。”这样的褒奖对于王选是当之无愧的。

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９３年，这１８年中，为了攻克激光照排技术难关，为了取得科技和市场的双丰收，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将每天分成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工作时间，从不顾自己的身体，奋力前行。在今天这个快节奏，追求立竿见影的社会环境中，用１８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似乎遥不可及，人们的心情很难想那个时候能够沉静下来。

在教育年轻人时，他总是说：“我想真正的成功，还是要积累和有绝招。我一直鼓励年轻人，需要长期积累和绝招，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非常刻苦的精神，不能够急功近利，我非常赞赏西方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是得不到诺贝尔奖的。我当年做的，根本没有想到金钱上的报酬，名誉上的这种荣誉，这个当时没有想到。所以我始终这么看，没有必要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好的洞察力和这种执着的，想成就大的事业还是有困难的。”这就是王选，一位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杰出科学家的生动写照。

扶植新秀，甘做人梯

“我３８岁的时候，在电脑照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处在最前沿，创造了我人生的第二个高峰，但是，是无名小卒；１９９５年我５８岁的时候，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虽然没有脱离业务，但１９９３年我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所以我的巅峰已经过去，我当时就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今年我６８岁，三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现在靠虚名过日子！”在２００４年的一次采访中，王选动情地说。

王选的一生是不断追求人格完美和事业进步的一生，也是积极为年轻人创造机会的一生。１９９３年２月，处在事业顶峰的王选激流勇退，离开了设计工作的第一线，他说：“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千方百计地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

王选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源于１９９３春节发生的一件事。那年春节没有什么特别，他像往年一年，利用假期全身心地投入科研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学生刘志红恰好过完春节返校，他看完后，转身对王选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ＩＢＭ的ＰＣ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这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设计。”学生的随口的一句话却说进王选的心里。

两年前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王选难以忘记。１９９１年年初，方正９１设计即将上市，王选忽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时有漏洞。一时又想不出解决办法，便把这一问题告诉了ＲＩＰ组的三个年轻人。当时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想出对策，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芯片的设计工作。不料几天后，刘志红想出了一个妙招，回避了这一失误。

这两件事深深地触动了王选，他说：“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两次创造高峰是１９６４年从事软硬件研究（那年２７岁）和１９７５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那年３８岁），那时的我是无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会受到一些更‘权威’、但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而我自己也慢慢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里的所谓‘权威’。但我心里清楚：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经验也不如年轻人丰富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如果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我的创造高峰已过。我应该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

王选把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宝贝”，他说，“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看培养了多少年轻人。

为了培养年轻人，刚过５５岁的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国家的重大项目，８６３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５５岁。”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外，鼓励年轻的学科带头人。

王选的博士生龙勤在他身边学习生活了八年，说起自己的导师，沉稳的他显得有些激动，眼神中流露出敬仰和感激：“王老师在学术上原则性很强，只要不是自己参与的项目绝不挂名，不是自己写的论文绝不署名。他常为我的文章修改、把关、提意见，但从不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对于名和利，王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绝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方正集团每招一届员工，王选就会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就到这些员工所在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不久他就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此外，他还有一个笔记本，用来专门记录与员工们的谈话的，被他称之为“宝贝”。

说起方正的年轻人，王选滔滔不绝，他经常提起现在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的汤帜。王选说：“那一天，他是陪着同学到我家来咨询考研，我却录取了他。汤帜的数学成绩很好，程序设计得过奖。在做我的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发现他特别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一想再想，直至找到答案；他的程序设计也很少出错。现在，由他做技术主导、由周劲负责市场开发的ｅＢｏｏｋ，再加上在技术上也是尖子的技术开发主管张力，这个项目现在做得很好。计算机软件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技术第一线的人太苦太累，而汤帜一干就是１６年。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现任北大方正印艺事业部字体开发总监的朱志伟在十多年前还是一个普通的工厂人。当时恰逢方正招人，朱志伟抱着试试的心态参加了面试，主考官正是王选。王选发现他有技术专长，很难得，就问他有什么要求。朱志伟表示，只想保留全民所有制的身份。方正是企业编制，只有进北大才能解决这一难题，但王选依然说：“好，我给你办。”为此，他亲自找到北大校长说，宁肯少招一个博士，也要把这个人调进来。朱志伟终于如愿以偿，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一名工人到开发总监，我的成长与王选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王选的学生肖建国现在是方正集团董事、当年报纸排版软件的主要开发人之一。王选评价他“具有异常的艰苦奋斗精神，善于从用户处吸取营养，准确抓住用户需要和市场需要，对软件的可靠性十分重视”。肖建国回忆说：“１９８５年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后来到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实习，从此２０多年跟随王选老师学习和工作。王选老师对人的关心很细致。我从获得硕士学位到晋升教授仅用了四年半时间！我从未和他提出过我该晋升职称了，都是他主动安排的，而且每次提职后他也从未和我提及他是如何帮助我不断破格提职的，也从来没在我面前暗示过他的关照。”

提到王选重视人才，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邹维说自己就是一个最好例子：“王选从收到我的求职申请，到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被录用，只用了１１小时。”邹维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董韫美院士的硕士研究生，２８岁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此后研究成果就被晾到一边，无奈之下到了外企，拿着高薪却并不快乐。最后他选择了方正，先后领导过数学媒体、信息安全等研发工作，并于２００４年年初被任命为北大计算机所副所长。

王选惜才爱才的例子举不胜举，他经常讲：“当代的年轻人才，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对于生活待遇有一定要求，但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对金钱又不是无止境追求，即所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过低的收入，没有安身的住房，也很难让年轻人去‘献身’，因此，‘没有金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依靠知识和创新成为百万富翁，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

除此之外，王选很注重创造平等的工作环境，在方正学生可以反驳老师，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３日１１时０３分，辛勤工作、积劳成疾的王选永远地走了，但他的那句话还回响在我们耳边——“能为人类做出贡献，人生才有价值。”

总结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人：仓颉创造了汉字，让文明可以沉淀下来；李斯统一了汉字，让文明可以流动起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让文明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王选让汉字告别纸与笔、铅与火，让中华汉字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古人语：“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所谓“当代毕昇”和“方正之士”，王选都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