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古人比较重视的一项自我修为，孔子也不例外。

在孔子的思想中，自我修养被列为重中之重，孔子希望通过自我修养，能成为一个“谦谦君子”，孔子本人也是这么做的。

在现代看来，要想培育出良好的修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修养是一个人培养高尚的品质和正确的待人处世的态度，求取学识品德之充实完美。是一件耗时、耗心血、磨时间的工程。

匹夫不可夺志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

孔子说：一个国家的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而一个男子汉，却不能剥夺他的意志。

古人非常强调和崇尚立志，认为人一生必须要立定志向。管理学有个观点：目标越明确效率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志向使人生更加有效率，更有意义。有了方向，而且朝着这个方向不停地努力，可以使生命的每一天都更有成就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千万军马中夺敌帅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是“三军可夺帅也”；严颜宁死不屈，面不改色，“但有断头将军，无有投降将军”。这是“匹夫不可夺志也”。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士可杀而不可辱。

一个人，只要他真有气节，志向坚定，“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那就任谁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了。这种宁死不屈“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英勇事迹，可歌可泣，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公元１２７１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英雄。

他毅然临危受命，但是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最后他被敌人活捉，在监狱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正气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并写下过零丁洋以明志。

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文天祥明确遵循“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这就是他的“为人之志”。

文天祥塑像

“匹夫不可夺志。”为什么文天祥能够经历三遭贬谪，两举义旗，忍受三年被囚之苦，而坚守其志呢？让我们看看他小时候的故事，就都明白了。

文天祥从小就有着明确的读书目的，那就是为了救世和报国。他的父亲文仪常对文天祥说：“自从大宋朝廷南渡后，国势日渐腐败和衰落，而北方的蒙古族日益发展和强盛起来，他们灭西夏，占高丽，又吞并了金朝。虽然目前内部有些权力之争，但迟早是会向南方用兵的。大宋正需用人才，你要学好本领，为国效力呀！”

文天祥的父亲最喜爱竹子，他在院落内外栽了许多翠竹，还给书斋起名“竹居”。他还经常亲自修整竹园，有时还画上几幅画或对翠竹吟上几句诗，他的生活中离不开竹子。同时还经常与文天祥兄弟谈论竹子的功用和性质，用以启示他们做人要正直和坚强。

一天，上完新课，面对窗外的绿竹，父亲突然发问：“竹之功用可谓大矣。而它的品性，又可谓高尚。你能说说它的品格吗？”

“竹子无论在山地，还是在平原都能生长，它不要求很好的种植条件。”文天祥一面望着院子里的翠竹，一面从容地说着，“然而竹子质地却很坚硬，不管风吹，还是雨淋，它都保持正直，从不肯低头弯腰！”

父亲越听越高兴，把文天祥领到屋外竹林旁，指着竿竿修竹说：“我生来最喜爱竹子，原因就在这里。竹子有那么多的用途，而又不需要人们给予什么，它质坚、干直，身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干可断而不可改其直。我认为做人也需要这样。”

“您放心吧，我一定像竹子那样去做人，要为人们办更多的好事、实事，而且遇到逆境和恶势力，绝不低头弯腰，绝不变节。”文天祥握着拳头，坚定地对父亲说。

文天祥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俎豆，万世楷模”，都是因为他从小就立下浩然远志，要救黎民于水火、支大厦于将颓、挽狂澜于既倒。如果没有早年所立之志的引导，肯定成就不了他的千古英名。

孙权未满２０岁即继承父兄基业争雄江东，但他并不满足占有东南半壁江山，尽管他对阵的是拥有“卧龙”诸葛孔明、五虎上将的刘备，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曹操，他都不在乎，敢于去拼，敢于去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始终牢记少年时的志向：“须知少日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这就是他贯彻一生的“志”，他追求的是“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最终使得一代枭雄曹操也不能不赞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所以说，成大事者，需先立大志。因为人的行动总是被意志、理想决定和支配。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和动力。有了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和堕落的陷阱；有了高远的志向，把国家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就能忍住诱惑，廉洁奉公，坚守志向，无欲则刚。正所谓：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这句话强调的正是立志和守志的重要性。守志就是必须坚持对所立之志的一贯性和持久性，不可朝三暮四，一日三志，要持之以恒。守志虽然重要，但立志是守志的前提，是守志的基础。立下大志，不一定可以成大事，甚至是很少人能成大事，但成大事的人，肯定都曾经立过大志。让我们遵照先贤们的警言，欲成大事，先立大志，立志守志，方能成大事！

君子不争，争而有礼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论语·八佾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一定是比箭吧！但是当射箭的时候，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完毕，走下堂来，然后作揖喝酒。那种竞赛是很有礼貌的。”

孔子有很多的伟大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他所倡导的做人标准恰恰是普通人应该做到而又不容易做到的。就拿“不争”来说吧，我们为人做事是不是应该不争呢？上公交车不争可以保持秩序的井然，单位里晋升不争可以保证选拔的公正，生意伙伴不争能够和气生财，夫妻兄弟不争可致家和万事兴。

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常常是另外一番景象：为了一个座位争个头破血流，以至于在一些大城市里乘公交车不叫“坐车”而叫“挤车”；为了一点利益父子反目、兄弟格斗……于是乎，争，成了生活的常态，争，成了获取的手段。

所以，不争是多么可贵，不争的人才称得上君子。

问题还在于，争就一定能争得到，不争就一定得不到吗？而且即便是争，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就像孔子说的，“其争也君子”才行。

大家都知道“将相和”的故事，一个争，一个避，结果如何呢？

公元前２８３年，蔺相如完璧归赵之后，接着又在渑池会上巧妙地跟秦王争斗，维护了赵国的尊严。赵惠王见他功劳大，就提拔他做了上卿，地位在老将军廉颇之上。

这样一来，廉颇可恼火了，他对人说：“我在赵国做了多年的大将，为赵国立了不少的战功，而蔺相如本来是一个出身低下的人，只靠说了几句话的功劳，官职比我还大我实在感到没脸见人。”他还扬言：“我要是遇上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听到廉颇这些话后，就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廉颇见面。每天上早朝时，他就说有病，躺在家里不去与廉颇争位次。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碰巧遇上廉颇，就连忙驾着车子躲开他，蔺相如身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都很生气，说蔺相如太软弱、畏缩了，不用说是他，就是在他身边任职的人也感到羞惭，于是大家都说要离开他。

将相和

蔺相如坚决不让他们走，并向他们解释说：“你们想想看，秦王那样威严，我还敢在秦国的朝廷上当众斥责他，我蔺相如再不中用，也不会惧怕廉颇将军。我是在想，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只是因为我们的文臣、武将能同心协力的缘故。我与廉颇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虎相争，结果必然不能共存。我之所以采取忍让的态度，正是先考虑到国家的安危，然后才能想两个人的私怨呀！”

不久，这些话就让廉颇知道了。这位老将军对照自己的言行，感到既悔恨又惭愧，于是，为了表示自己认错改过的诚意，就脱掉上衣，背上背着刑杖由宾客领着来到蔺相如家里请罪。一见蔺相如，老将军就恳切地说：“我这个粗鲁的人，不知道丞相对我如此的宽宏大量！”

从此，蔺相如和廉颇这一相一将，情谊更加深厚，终于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通力合作，努力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廉颇开始的“争”，是因为他对蔺相如并不了解；同时，他这种“争”也是光明正大、讲究风度的。而蔺相如则以更为博大的胸襟和高风亮节把廉颇给征服了，从而把他“争取”过来。他们这种君子之间的“争”与“和”，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世上的问题多起于争。文人争名，商人争利，勇士争功，艺人争能，强者争胜。争并不是坏事，能促使人向上，促进事业的发展。但争要合乎规矩，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

君子之学是为了进德修业，与人无争，与世也无争。孔子以当时射箭喻赛的情形，说明君子立身处事的风度。

现代社会的人们，虽大多并不讲什么“君子风度”，但“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的，否则，将难免会落得四面楚歌，被“请”出局的下场。

孝悌仁义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里仁

孔子说：“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要诚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孔子在“论语”中，在第一篇就反复提到过孝悌的问题，这里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孔子要求弟子们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

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而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则摆在第二位。

三国时期的吕布，就是一个这样的孝悌的反面教材。

中国历史上一直传闻着“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当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起攻击吕布，吕布都没有逊色。可见其卓绝的武功。

吕布，字奉先，天下无敌的勇将。以勇武著称，熟习弓马，膂力过人，使一支方天画戟，箭法高超，号称“飞将军”。吕布无疑是三国时期最优秀的武将。他勇武非常，然为人反复无常，嗜血好杀，不忠于任何人，无谋而多猜忌，更是不讲诚信。其初为丁原部下，后杀丁原而投董卓，认卓为父。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董卓暴虐，曾因小事失意，拔手戟掷布。吕布与董卓的侍婢私通，害怕事情被董卓发觉，心中难安。当时的司徒王允与谋士孙瑞密谋除掉董卓，用连环计使吕布杀了董卓，得到了美女貂蝉。王允以吕布为奋威将军，仪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

董卓

之后李郭兵变，吕布投袁绍，合攻张燕。后袁绍欲杀吕布，吕布无奈投张扬，奔走四方。曾与曹操战于濮阳，兵败投刘备，乘刘备攻袁术，袭取下邳，遣刘备屯小沛，吕布自称徐州刺史。又曾辕门射戟解刘备之难。建安三年，再败于曹操，被缢死于白门楼。

纵观吕布的一生，因为没有“德行”而空付一身绝世的武艺。他的生活经历一直为后人所不齿。

据说吕布在面临行刑之前，还是不忘自己是有独特的才华的。他提醒曹操认识这一点，而曹操只是做了短时间的犹豫之后，还是下达处决他的命令。因为这种连“义父”都杀害的无德之人，怎么能留在世上？可怜吕布在３４岁正青春年少的时候就呜呼哀哉。

记得狄德罗普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道德败坏的人即使拥有一定的水平和能力，或者就是一个人才，也不要轻易运用他。所以，今天的用人观念几乎与过去的观念类似，那就是“德才兼备”，德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大智若愚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论语·颜回

孔子说：“我向颜回讲授，一整天下来他从不提出异议和疑问，像是蠢笨的样子。我在他回去后考察他日常生活的言行，他在现实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作为能够发挥出我所讲授的知识与经验，颜回啊，他并不蠢笨。”

人大都希望自己充满智慧，但真正有智慧的人却在智慧中看到了愚笨的必要。人生不乏变幻，处世充满艰险，需要你有足够的智慧来权衡利弊，随机应变。不过，我们有时候不妨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是比一般的聪明更上乘的处世睿智。

孔子论人处世，以智仁为别，“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智慧与愚笨的区别大抵如此，智慧固然好，愚笨也不错，人贵在能集智慧、愚笨于一身，需智慧处便智慧，要愚笨时且愚笨。大智若愚，这是最难得的。

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姓宁名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国家太平，为政清明，所以孔子说他“邦有道，则知”。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当政时，国家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武子继续留在国内，一方面对国家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在表面上显得糊里糊涂，呆傻愚笨，这也是明哲保身，因为作为国家重臣，只有先保身才有可能保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乱臣，重方卫成公，宁武子依然做他的大夫。

孔子很敬佩宁武子“邦无道，则愚”的做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武子那么有智慧，但很难像宁武子那样愚笨。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愚笨是官场权力角逐的基本功，以三国为例，其中有两次精彩的愚笨表演。一是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巧装愚笨得以全身；二是曹爽司马懿争权时，司马懿装病斩杀曹爽。这两则故事在正史中都有记载，绝非罗贯中杜撰。后人总结说：“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苏东坡一生聪明，反而仕途坎坷，因此写诗叹道：“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

在论语里，孔子不只赞赏宁武子的“愚”，他也赞赏南宫适、蘧伯玉、颜回等人的“愚”。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即南宫适，适也写作括，是孔子的侄女婿。孔子说南宫适，国家政治好，他不会被抛弃不用，国家政治不好，他不会遭刑罚杀戮。于是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宫适。

知进退之机，识达变之微，是处世的必备素质。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谁也无法改变历史，只是在条件许可的境况下对社会和历史发生有限的影响。即使是伟大杰出的人物也不例外。自己所能做到、也应该努力做到的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不论身处顺逆，能够做到不被埋没而为国家、为人民尽力，也能够做到安身立命，是难得的大智慧，高超的大修养。所以，孔子认同南宫适的做法。

谈到蘧伯玉时，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孔子看来，蘧伯玉是真正的君子，国家政治清明，他就出来做官，为国效力；国家政治昏庸，他就躲起来，退隐山林。

蘧伯玉，名瑗，事卫国三公（献公、襄公、灵公），因贤德闻名诸侯，孔子与蘧伯玉交往很密切。孔子几次到卫旅行，都住在蘧伯玉家中。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出路和选择。古代的读书人大体讲究出进处退。出进，指出任官职；处退，指退隐潜居。他们对自己政治道路抉择的前提是国家政治是否“有道”。如果国家政治局面清正安定，就出来参与治理国家；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糜烂、政局动荡，就隐居远遁，明哲保身。因为，当社会现实不允许他们实现其政治抱负时，既不愿同流合污，但又明知回天无力，何必白白送死呢？孔子欣赏身处昏暗环境而能够抵抗诱惑，淡泊名利，勇于放弃地位权势，保持自己品格的“君子”作风。“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强调了对出进处退要选择。所以，人生应慎其所处。不论处身何种境遇，都要做到善济天下，独守德操。而不应仰仗权势、依恃财富，做出违心的行为举动而有损于德行的修养。

颜回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其中缘由不只是颜回学习好，更是颜回精通处世之道，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与颜回讲论经典要义，颜回自始至终都在听取，既没有疑难提问，也没有不同的见解辩驳，总是一副迟钝愚笨的样子。颜回离去后，孔子注意观察他独自修习的时间，他也能够充分阐发经典的要义。孔子赞扬说：“颜回并不是愚钝之人。”论语·述而也有类似的话，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硎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颜回说：国家任用我，我就推行我的政治主张，并一丝不苟地实施；不能任用我，我就退隐静外，远避世事，只有你和我能够做到，孔子的两段话道出了颜回处世的两大方法。“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这是讲颜回的谦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讲颜回处世有原则，讲机变。

愚笨的技巧是一种成功之道，当然这是指小事情上的假愚笨。如果一切都明白于心，恐怕会心生烦乱，干扰生活和工作。

巧妙地装愚笨更是一种真聪明，显示出真智慧，不但给各种烦杂的事情涂上润滑油，使得其顺利运转，也能使生活充满笑声，显得轻松明快。

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论语·里仁

孔子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考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没有仁德了。”

三国时候，蜀国有位重臣叫杨仪，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口无遮拦，乱发牢骚。结果被不讲道德的小人告发，被贬为庶民，最后含羞自刎而死，这真是太不值得了。

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遵从他的遗言，任命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并晋升费祎为尚书令，同理丞相事。而杨仪虽然为官多年，而且还有新功，但他不迁不贬，仍为原职，在这种情况下，心中自然不痛快。于是，杨仪就经常找费祎谈心，发发牢骚，诉说他对蒋琬的不满，并且提起诸葛丞相死后，将全军指挥权托付给他的手下，还说如果当初带兵投魏，也不至于得个像现在这样的官职。这当然是气话，但这气话非比寻常，所以说话的对象应该是平生至交。费祎在杨仪最苦闷的时候，被他找来谈心，无疑是杨仪的老朋友，这些牢骚话也不至于传出去。但谁也没想到，没有修养的费祎打了小报告，差点要了杨仪的命。

杨仪

其实，当时杨仪已经官至长史，已经是个不小的官儿了，但因为杨仪心胸狭窄，觉得蒋琬不配做丞相，而心生怨气。他在敌人压境，内忧外患之际，诸葛亮将许多大事都交给他处理，说明杨仪的个人素质、能力和应变能力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向后主刘禅推荐他做“任大事者”，又可知杨仪又有他的个人局限性。杨仪就好比是一位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将才，虽然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态势下，率领千军万马从容抗敌，但他却缺少和平时期与上下左右和谐相处的气量，因此只能胜战，不能治理国家。诸葛亮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没有让杨仪担当重任。

杨仪缺少气量，以至于心胸狭窄，实际上就是崇尚做官的虚荣。“长史”已经是大官了，可是还有比“长史”更大的官。当他从战场上归来，满怀希望地觉得自己这次一定会被封更大一点的官做做，但当现实没有实现他的希望时，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就会满腹牢骚、口不择言，最终也是害了自己。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三十岁刚出头，那时他修养还欠火候，思虑还欠深湛，胸襟也欠宽阔，常常为一点小事，不注意自己的修养，或者是斤斤计较，或者是大发雷霆。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予与人往还，最小处计较，意欲俟人先施，纯是私意萦绕。”“饭后，语及小故，予大发忿，语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论，犹复肆口谩骂，此时绝无忌惮。”由此可见，曾国藩确实有点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但他不仅知道自己的过失，而且还知道改正的方法，这一点就难能可贵了。

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会犯错误，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没有仁德。有仁德的人往往就会避免犯错，没有仁德的人无法避免犯错，所以，从这一点上，没有仁德的人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相似的。这从另一角度讲了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杨仪是缺少道德修养的人，所以贻害终生。曾国藩修养比较高，所以，他能笑到最后。就是孔子的仁德思想起了作用。

食不语，寝不言

食不语，寝不言。

——论语·乡党

吃饭的时候不交谈，睡觉的时候不说话。

现在有的人会说：孔子这人真有意思，做好坏事、成好坏人他要管，怎么连吃饭睡觉都记在“修行”这笔账里。没错，在孔子看来，吃饭睡觉也是修行，绝对不是小事一桩。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睡觉也别说话了”，这是家长们在吃饭睡觉时经常训诫孩子的话，看来“寝不语，食不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从科学的角度讲，“寝不语，食不言”自也有它的道理。

所谓“食不语”就是要求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交谈。

其一，吃饭说话会影响消化。因为进食后，身体需要调动更多的血液流向消化系统的不同部位，以便使肠道获得更多的能量去分解、消化、吸收食物。吃饭时谈话，会使本该流向胃的血液流向了脑，就会影响胃的消化功能。此外，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还会分散吃饭的注意力，影响咀嚼和消化液的分泌，食物未嚼烂，又不能拌入足够的消化液，必然会增加胃的负担。而且说话延长了吃饭时间，饭菜凉了对胃也是不良刺激。

其二，吃饭时说话，还可能会引起呛噎。因为咽喉部是一个四通八达的通道，向上可通鼻腔、口腔，向下后可通食道，向前则可通气管。吞咽食物时，为了保证食物通路的顺畅，吞咽反射会进行一系列的复杂动作。一是小舌头上抬，正好盖住鼻腔后部，防止食物进入鼻腔；二是咽部一些小肌肉收缩，防止食物往前流入口腔或误入“耳咽管”。三是喉头上提，使会厌软骨盖住气管。这样，四通八达的咽喉就只剩下食道，保证了食物能乖乖沿食管进入胃。而如果吃饭时说话、大声吵嚷或哈哈大笑，都可能干扰到这一过程，使食物误入“歧途”，进入鼻腔或气管，引发咳嗽等问题。

“寝不言”的道理就很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导致失眠多梦，影响睡眠质量。

其实，孔子不但可敬，还是个相当可爱的老头儿。因为他不但没有泯灭人的七情六欲，而且对吃更是情有独钟。

孔子对吃很讲究，以至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还很注重食物的卫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也就是过了食用期限的肉绝对不吃。

古人认为，“医食同源”。这就表明，我国古代的学者，早就对饮食与医药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有着明确而科学的认识。因此，保健养生之道与食疗之术，既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于饮食与养生之道二者的关系，康熙帝曾经说过：“节饮食，谨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他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因此，他认为主要不是靠医药，靠服什么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有度，来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并使之延年益寿。

俗常之人往往把饮食仅仅当成“吃喝”，放纵口腹之欲。孔子论述了饮食的方法和规矩，而且把食与寝上升到人的养生修性的高度。

确实如此，再高再深的修行不都应该从吃、睡这样的小事做起。

虽为良医，愿人无病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论语·颜渊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孔子这里的感慨是希望通过教化，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无疑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博大的情怀。

过去在药铺里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句话包含的悲天悯人、宽厚无私的情怀是很让人感动的。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这是何等高尚的境界啊！

过去山东潍县（今潍坊）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七年，就有五年发生灾情。在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殍满地，其景象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

郑板桥心中总想着人民。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民。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男；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的图章。他开仓借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歉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使无数灾民解决倒悬之危。

为了老百姓，他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在整顿盐务时，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私利。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贱进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１７５２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于是不但不准，反给他记大过处分，钦命罢官，削职为民。

离开潍县时，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十多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骑，两头分托图书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枝，秋风江上作鱼竿。”

郑板桥

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的才情作为晋升的手段，也不以此卖弄，而是用在为民谋福上。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才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传说著名高僧一灯大师藏有一盏“人生之灯”，这盏灯在当时非常有名，有很多人一直想得到这件宝物。这可不是一盏普通的灯。这盏灯，灯芯镶有一颗５００年之久的硕大夜明珠，这颗夜明珠晶莹剔透，光彩照人。

据说，得此灯者，经珠光普照，便可超凡脱俗、超越自我、品性高洁，得世人尊重。有三个弟子跪拜求教怎样才能得到这个稀世珍宝。

一灯大师听后哈哈大笑，他对三个弟子讲：“世人无数，可分三品：时常损人利己者，心灵落满灰尘，眼中多有丑恶，此乃人中下品；偶尔损人利己，心灵稍有微尘，恰似白璧微瑕，不掩其辉，此乃人中中品；终生不损人利己者，心如明镜，纯净洁白，为世人所敬，此乃人中上品。人心本是水晶之体，容不得半点尘埃。所谓‘人生之灯’就是一颗干净的心灵。”

人世间最宝贵的不是珍宝，而是一颗宽厚无私、品行高尚的心灵，那是纵有千金也不能买到的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