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尼克松１９７２年的中国之行和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他说：

“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２年的２３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１９７２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无疑，邓小平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风格也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谈到对邓小平的印象时说：

“他那急切的决心和绝对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离开北京时印象都比上次更深刻。而每一次，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又加强了我对这位领导人的印象。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对西方和美国的事物也充满了好奇心。１９７２年我会见毛、周时，我们年轻的女翻译身穿灰色而宽松的毛式服装、剪了一本正经的短发。亨利希金斯说过：‘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看来，中国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人太认真对待这句话了。１９８５年我访问广州时，中方女招待员穿的是高跟鞋和款式新颖、五颜六色的旗袍。我的东道主说：‘你会注意到现在我们的衣着更多姿多彩了。我们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

尼克松尤其对邓小平为中国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所作的努力深表钦佩，他说：

“当邓把处理政府日常事物的权力让给他的下级时，西方许多观察家侃侃而谈，认为一位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领袖自愿地得体地下台让继承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是多么不寻常。观察家却没有看出这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包括民主政体）治理下都是不寻常的。戴高乐贬低了显然会成为继承人的蓬皮杜，邱吉尔贬低了艾登，阿登纳贬低了艾哈德。邓在让位时留下了他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创造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奇迹。历史上很少有强有力的领袖能自己正视——而不是在他人逼迫下——生命总有尽头这一现实。他说过：‘趁我脑子还没有糊涂时就退下来。’寥寥数语，却生动地反映了他人品的伟大。”

在谈到最后一次会见邓小平的情景时，尼克松深有感触地说：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然而，如果破坏美中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六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老朋友’的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自从离职以来，在北京的４天是我在外国度过的最紧张的日子。我同包括邓小平、李鹏、ｊｉａｎｇｚｅｍｉｎ总书记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２０多小时的单独会晤，还会见了几位给人印象深刻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以及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她凭自己的本事成了ｇｏｎｇｃｈａｎｄａｎｇ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这些会晤中，我有三个目的：向中国领导人说明，连中国在美国的朋友也对６月２日至４日的事件感到愤慨，中国必须采取步骤来处理我们感到关切的事情；在这些领导人几个月以来一心在考虑国内问题以后，使他们重新参加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举行关于中美关系的前途的对话。

“１０月３１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以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１７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对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尊敬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当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３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例如能干的教育部长李铁映、出色的宣传部长李瑞环（原文如此——译者注）和才华卓越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