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民主为之而战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企盼美好生活得以实现。步入近代，自由、平等、民主，成为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反对专制统治、要求民主政治和平等权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此，世界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涌现出了无数的民主战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民主诗篇！
我自横刀向天笑
名言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
故事
甲午年（１８９４年）谭嗣同正好３０岁，他写了三十自纪一文，规划出全面改革中国的方案，还准备全力以赴将此付诸实施。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皇帝开始“百日维新”。为了加快推行变法，壮大维新派阵营，光绪皇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变法。于是，在宣布变法的第二天，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速送黄遵宪、谭嗣同上北京接受授予的新职。但是，未等谭嗣同的大志付诸实现，顽固派们便准备先行下手绞杀改革派了。９月２１日早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借光绪帝的名义，请慈禧“训政”。慈禧重掌清廷大权，废除新政，戊戌变法就这样失败了。
政变发生的当天下午，谭嗣同在自己住地与梁启超等人紧急筹商对策。他与大刀王五计议密召“京津健儿”去中南海瀛台劫出被幽禁的光绪，未成；他又与梁启超去找容闳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准备促请英、美、日驻华公使出面“设法保护皇上”，结果也落了空。至此，谭嗣同眼看事情已无可挽回，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唯有死！”
第二天，北京城内风声更紧。谭嗣同知大难即将临头，显得更加沉着坚定，从容地准备自己的后事。他找出自己多年的诗文书信稿本，其中包括仁学手稿，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中，交给梁启超，请他保管，并让他早点逃往日本。梁启超劝他一道出走，谭嗣同说：“如果没人留下来，将来如何发展维新？如果没有死者，又如何酬答圣主？”他希望梁启超把改革大业继续进行下去，而自己决心为变法、为光绪帝献出生命。
在这危急的时刻，大刀王五也一再劝谭嗣同出走，并自愿做他的保镖。可是谭嗣同决心已定，拒绝出走，并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中国还没有因变法而流血的，今天就从嗣同始。”
谭嗣同作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他突然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担任巡抚的老父谭继洵，必然要受自己牵连，情急之中心生一计：他取出往日父亲寄来的七封书信，烧去信纸，留下信封，再摹仿其父口气与笔迹，给自己写下七封假信，每封都有训斥儿子、反对变法的内容，指责谭嗣同不忠不孝，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等等。信写好后，他把它们放在屋里的显眼位置。
９月２４日，慈禧下令将谭嗣同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位军机章京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
９月２８日下午，慈禧下令不经任何审讯，将谭嗣同等六人斩决。清廷刑部官吏将谭嗣同等六人提出监狱，从西门出。刘光第等昂首不跪，谭嗣同更是高声指责，场面十分壮烈。
下午３点半钟，谭嗣同等六人被押进刑场。成千上万的人哭泣着为他们送行。有友人为刘光第等送来西鹤年堂药店的鹤顶血，让他们服下，立即昏迷，以此减轻就刑时的痛苦。刘光第推开说：“读书数十年，到今天才有用了，拿去。”谭嗣同则悲歌绝命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一个被杀的是康广仁。当时行刑的刽子手所用的刀较钝，一刀下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却没有掉下。康广仁因痛苦挣扎，全身衣裤尽裂。
面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谭嗣同等悲愤而又平静。杨锐被杀后，刘光第将其头捧过来，用纸擦掉血，放回杨锐的脖颈处，然后引颈就戮。林旭就刑时，其神色不变。谭嗣同是第五个被杀的。他大踏步走向就刑处，仰天大笑。
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后，清政府还残暴地下令将六人的头颅悬挂在刑场上示众三天，莽苍苍斋的义仆刘凤池于当日下午冒险将谭嗣同的无头尸体运回浏阳会馆，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六十两银子购棺装殓。三天以后，刘凤池又把谭嗣同的头颅找回，请人缝合尸首，暂时安葬。第二年，刘凤池又护送谭嗣同的棺木到湖南浏阳城外的石山下，正式安葬。谭嗣同墓前的华表上刻着一副对联：
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谭嗣同年迈的父亲谭继洵果然因谭嗣同的保护，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仅被革职回浏阳老家。他因儿子的壮烈就义，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对哀哀啼哭的谭嗣同夫人说：“儿呀，不要悲伤，今后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不是我这个曾当过巡抚的老父亲，而是你那为改革献身的丈夫！”
解读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道异常耀眼的光芒，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男儿。
不推翻帝制决不罢休
名言
革命就像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
——杨靖宇
故事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为了掌权，就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接着指使爪牙，伪造民意，组织请愿上书。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公然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并于１９１６年１月粉墨登场。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曾参与或支持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纷纷讨伐袁世凯，维护共和政体。最早站出来举兵反袁的是蔡锷。他在云南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由此爆发。
张澜听说蔡锷在云南高举护国讨袁的旗帜，立即与罗纶等人商议，支持云南独立。
第一件事就是策动顺庆驻军首领起义。当时，这支驻军是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是钟体道。此人曾用全旅军官的名义向袁世凯上表劝进，对复辟帝制很卖力。尽管如此，张澜还是打算试一试，他冒险前去做游说工作，对钟体道说：“民主共和乃大势所趋，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行，已是天怒人怨，望你弃暗投明，起义讨袁。”
谁知钟体道本性不改，反问张澜道：“袁世凯权大势大，谁能奈他何？还是不要以身试法，明哲保身为好。”张澜见劝说不动钟体道，无奈只得作罢。
钟体道在罪恶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他坚决执行袁世凯在四川的爪牙陈宦的命令，镇压各路起义人士。
但是张澜决心已定：“不最终推翻帝制，决不罢休。”他派人到川北的很多县城宣传独立的意义，组织讨袁武装，布置起义计划。由于张澜在保路运动中赢得的声望，他在群众中非常具有号召力，大竹、广安、渠县、邻水等地方武装纷纷响应起义，逐渐对顺庆形成包围之势。
这时，钟体道旅第二团连长王靖澄也宣布独立，进兵顺庆，钟体道成了瓮中之鳖。张澜又派人去劝降：“形势已经非常清晰，袁世凯大势已去，继续为虎作伥，只能死路一条。”
无路可走的钟体道虽然固执，但也能分清形势，不得不改变态度，顺应革命了。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８日，钟体道与张澜、罗纶在顺庆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罗纶任参谋长，响应蔡锷的起义，宣布顺庆独立。
顺庆和川北部分县的独立，声震全川，这不仅牵制了一部分北洋军，减轻了入川护国军的压力，有助于川南护国军主力决战，而且与川西、川东等地起义相配合，声震成都，有力地促进了四川的独立。
顺庆独立时，袁世凯虽已被迫于３月２２日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但还想继续做大总统。
陈宦处于左右摇摆之中，要是宣布独立，袁世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必定派北洋军将领来川取而代之；不宣布独立，势必与护国军为敌，自己力不从心。
在这种情况下，５月初，张澜以个人名义致函陈宦，晓以大义，并使其力劝袁世凯退位。函中说：
顷阅报载，康有为、汤化龙致书于大总统，皆请其去位，以弭兵端；如再据位自国，必招大乱。今日之国是，莫先于此，弭今日之乱祸，亦莫要于此。
这封信指明了形势，击中了要害。陈宦不思茶饭，考虑了几天，终于接受了张澜的劝告，于５月２２日宣告四川独立。
四川独立后，张澜于５月２６日致函祝贺。贺函中说：
义军主旨，在逼袁氏退位，而袁氏未去，和议未成，将来战事变态难测，危机险象，当早为戒备。目前地方现状，已成乱势，心所谓危，不敢缄默，就其大者，略陈四端：一是善遗驻渝诸军，使川人得免兵灾之祸；二是谋各道独立军之统一，抚慰得其人，操纵得其势，纳并得其方；三是安辑地方，以苏民困，而开饷源；四是陈腐吏，裁冗官。
这些意见是针对四川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来的。因为当时不少护国军纪律松弛，严重危害人民的生活，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张澜的意图是要及早做好工作，以免后患无穷。后来，四川的动乱局面充分证明了张澜的预见是正确的，正是有张澜的远见卓识，才减少了损失。蔡锷称张澜为“今日之管仲”。
四川独立，以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影响了护国战争。陈宦的独立宣言成了袁世凯的“送终汤”。袁世凯接到电报后，当场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失声痛哭。这件事给袁世凯的刺激，比任何一次都大。紧接着５月２９日，湖南宣告独立，袁世凯又一次气得差点昏厥过去。他喃喃自语道：“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并深感日暮途穷，在过度的忧愤中终于一病不起，在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