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名，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修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即“爱人”，倡导推行“仁政”，且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思想，影响极其深远。

现存的论语一书，记载有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生平

孔子其人其事

孔子字仲尼，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出生前前几世就没落了，失掉了贵族的地位。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几任小官，中年时曾做过三个月的鲁国的司寇，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孔子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并不像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吹捧、所神化的那样，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现实社会中的人。孔子很喜欢音乐，他在齐国听相传是虞舜时的“韶”乐，很长的时间尝不出肉味；他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人家唱得好，一定请再唱一遍，然后他自己又和一遍。他对诗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并多次和他的弟子讨论诗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孔子热心地学习过各种礼仪，“入太庙，每事问”。他赞美颜回安于贫困，他说：“颜回真是个贤人呀！一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样穷苦的生活所带来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他又汲汲于追求富贵，甚至趋炎附势，奔走于权贵之门，国君召唤他，他等不及驾好车马，就赶快跑了去。他喜欢好吃好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有时也能把这些看得很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说过许多很有道理的话，今天仍可作为格言，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等；但他也说过许多落后的话，是我们今天必须批判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孔子对他的学生很严厉，批评起来不讲情面，他批评“宰予昼寝”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而有时对他的学生也很亲切。他说颜回“我只看到他不断进步，而没见到他停止不前”，当子贡对诗的一句话有正确了解，孔子就称赞他说：“子贡呀，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点，你能有所发挥，而推知另一点。”孔子为人，有时很豪放，他说他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可是有时又很鄙俗，循规蹈矩不敢超越古代的礼仪一步。他走进朝廷的门，那种谨慎的样子，好像自己没有容身之地一般。孔子的学生虽然都对他很尊敬，但学生如有意见也敢对他提出批评。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名声不好，有一次孔子要去见她，子路很不满，逼得孔子发誓赌咒说：“如果我有什么邪念，就让老天爷厌弃我吧！”孔子常常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他把几个得意的学生召在一起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愿意让自己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也并不遗憾”；颜回说他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则说他愿意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番话，常常被后世进步的思想家所引用。

从上面这些事实看来，孔子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一个有感情、有性格、有抱负、又有世俗心理的现实的人。说到这，我们不能不感谢论语这部书，它为我们保存了记录孔子言行较为可信的材料，这部书虽不免有许多吹捧孔子的地方，但它多半记载的是事实，并不是像后来的人为孔子树碑立传那样一味“隐恶扬善”。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和孔子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分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约两万字。这部书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崔述洙泗考信录，是我们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本材料。

孔子讲学

孔子生活在我国的一个社会大变动时代，当时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从孔子的全部生活和思想看，正反映着这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他是一个从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在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由于私田肥于公田引起的。公元前五六*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与公田一律取税。孔子对这一制度的改变曾表示不赞成，认为这种制度的税额比过去还重，应依“周公之典”行事。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在这一大变动时代，注意到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应该有所改变，因此主张自上而下地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把奴隶身份逐渐改变为农奴或农民。孔子这样的主张就表现在他主张的“仁”里。他提倡行“德政”，反对行“苛政”，反对对劳动者的非人行为。从这方面看，孔子的主张在客观上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

孔子要求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当然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反映了当时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这一阶层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和奴隶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的趋势面前感到非有所变革不可，因此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保守性和进步性的矛盾统一。

孔子看到，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提高生产；要提高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对生产稍微感些兴趣，所以他说：“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问：“人口众多了，进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这就是孔子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他希望劳动者好好劳动生产，这样国家才可以富强起来；国家富强起来，又要对劳动者进行教化，使他们了解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不去做“犯上作乱”的事，这样社会就能安定了。

孔子政治主张的另一特点，也表现了他所代表的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要求，这就是他对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两面态度：一方面他愿意帮助或者赞成新兴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某些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犯上作乱。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变化应该是变而不乱。因此从上而下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是可以的；但是由下而上的“犯上作乱”则是必须反对的。孔子大概意识到，原则上承认“犯上作乱”，不仅不利于奴隶主贵族，它同样不利于封建主阶级自身的利益。因为无论奴隶制也好，封建制也好，都必须维护等级制度。列宁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由于孔子有这样的矛盾态度，虽然他很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然而他的主张，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是既不能为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所用，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兴地主阶级急剧地变革现实的要求。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提出的“仁”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它是“礼”的根本内容，是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视人的世界观的出发点。

在孔子以前，没有人把“仁”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概念提出过。孔子提出“仁”的哲学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春秋时代，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的发展，私田不断扩大，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能使对生产完全没有兴趣的奴隶劳动者对生产发生兴趣，不再逃亡，使他们能“近者说，远者夹”，以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解决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为适应上述变革要求，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较之以往自然也更尖锐，不是旧贵族势力把新兴的封建势力消灭，就是新兴封建势力把保守的旧贵族势力推翻，或者是两者之间的互相调和、妥协。对于现实生活有着深刻了解的孔子，是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情况。代表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孔子，他希望能在不打乱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条件下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他在新旧势力之间，就采取调和改良的态度。而对于劳动者，主张改善他们过去在生产中的奴隶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承认某些已经改变了的现实。当时持这种态度的，并不是孔子一个人，稍早于孔子的郑国子产就有过这样的思想。

孔子的弟子颜回

孔子讲到“仁”的地方很多，意思很广泛，从论语看几乎是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它包括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孔子的“仁”是他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他以为离开了“仁”，忠孝信勇等都无意义。那么“仁”的最根本的涵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当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而是适应封建主阶级的要求，但它却具有广泛的涵义：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剥削阶级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剥削阶级自身之间关系的问题。照孔子看，有了“爱人”的主观意愿，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自觉地按照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要求“忠”于君主，孝顺父母；作为统治者来说，对劳动者才能给以恩惠，从而“得众”。但是“爱人”并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他认为只有“君子”才可能有爱人的品德；至于劳动者根本说不上有这种品德。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反映了“仁”的思想的阶级性。

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很明显，这些话的意思都是从统治者的主观要求出发，表示对劳动者应有所恩赐，以便达到“民易使”的目的。孔子所说的“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其中“众”和“人”虽不一定都是指劳动者，但包括了劳动者应是无疑的。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有所谓“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等，“宽”、“惠”、“义”虽是统治者的品德，但“宽”、“惠”、“义”的对象主要是指劳动者也是很清楚的。孔子为什么要把“爱人”也推广到劳动者身上呢？这一点孔子自己就交代得很明白，他说：“仁者先难而后获。”这显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认为统治者行“仁政”虽然不容易，但收获是会很大的。本来孔子就没有隐藏其“仁者爱人”的阶级性，他把“爱人”推广及于劳动者只是为了让他们安分守己地好好劳动，并不是不要劳动了。孔子认为，对老百姓“宽”、“惠”一些，得到利益的仍然是他那个统治阶级。可见对自己阶级的“爱”，和对其他阶级的所谓“爱”，是有不同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孔子强调的“仁者爱人”，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时期，这时旧的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封建主阶级的矛盾自然是十分尖锐的，孔子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什么态度呢？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行“仁”的方法。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就是他的弟子曾参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意思是主张在统治阶级之间，要推己及人，如果说奴隶主贵族想要站得住，同时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站得住；如果奴隶主贵族希望自己通达，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通达，用这样的方法才可以实现“仁者爱人”的原则。因为照孔子看来，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有“因”有“革”。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以面对变革着的现实，从中调和，他认为这是“吾从众”的态度，可以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从另一方面说，新兴封建主阶级也应该这样，“忠”则不应“犯上作乱”，“恕”则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革虽然可以，制度虽也可有所损益，但上下尊卑的原则必须保持，你如果不希望自己被别人从尊贵的地位拉下来，你也就不要去把别人从尊贵的地位上拉下来。孔子的这套“为仁之方”看来颇有些矛盾之处，而这种矛盾正是当时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

孔子的“仁”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涵义，这就是“尚贤”的意思。“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的道德、学问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这个主张在实际上破坏着奴隶主贵族的世害世禄制度。关于“尚贤”，孔子也讲过许多话，例如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等。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个看法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打破了世官世禄的贵族政治；另一方面它又能吸收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最终又不能使知识分子摆脱政治的轨道。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路让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羔做费这个地方的县长，孔子说：“你这是害了别人的孩子！”子路说：“那个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何必一定要读书才叫作学问呢？”孔子批评子路说：“我就讨厌像你这样强嘴利舌的人。”孔子认为，没有学问没有才能的统治者，那只能是害人的统治者，不能只靠世袭土地和劳动者就可以进行统治，这样的统治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他的学生冉雍问他政治时，他说：“先有司（工作带头），赦小过（原谅别人的小过错），举贤才（提拔有道德修养和才能的人）。”有了好的统治者，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人民统治好，国家才能安定。

孔子认为个人努力也很重要，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所说的“道”就是“仁”。靠个人的努力可以使“仁”发扬光大；并非靠了“仁”，而自己不努力，他就可以光大了。这就是说，人是主动的，而“仁”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孔子很看不惯那些不努力求上进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出息，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由于孔子重视了个人的努力，相对地说降低了“天”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对西周以来“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因此，他的“仁”不仅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范畴，而且是他的哲学范畴，标志着对人自身的重视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天”的作用的限制。从这一点说，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压低“天”的绝对性和神秘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孟子，孟子在这基础上把个人的主观作用夸大，成为主观唯心主义。

“礼”是孔子思想的保守面

“周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如何对待“周礼”，这个问题正表现了孔子作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封建主阶级思想家的特性，特别是表现这个阶层的保守性一面。孔子不仅和旧制度旧思想有着联系，而且他能意识到“礼”作为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对于新起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同样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套等级制度，他们也无法统治下去。

孔林

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抱着惋惜的态度，把破坏礼的行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有一次他谈到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六十四人的舞乐，本是西周天子用的，而身为天子下面的大夫季氏竟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在孔子看来当然是“不可忍”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鲁哀公，请求哀公出兵讨伐陈恒。“臣弑君”当然是最严重的“犯上作乱”，这种破坏“礼”的行为更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了。为什么孔子这样地维护“礼”呢？因为在他看来：“不知礼，无以立。”意思是说如果不懂得“礼”，不按“礼”来办事，那就无法进行统治。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破坏了，那岂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当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时，他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就是他的“正名”思想。景公听了之后说：“讲得真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齐景公倒是很坦白，公然把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礼”的作用，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联系起来。“正名”就是要不同等级地位的人，都要安于他们已有的社会地位，不能有非分之想。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看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如果人人都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去做应该做的事，那么就没有什么你争我夺，社会就能长治久安了。所以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统治阶级都能按“礼”办事，对老百姓的统治也就好办了，这就是孔子说的“上好礼，民易使”，“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这样的看重“礼”，完全是为了要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但是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等级制”不仅是奴隶社会的特征，也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加区别地维护它，客观上是有利于奴隶主贵族保持其统治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到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自然也要维护其封建等级制，因此孔子这一套“约之以礼”、“正名”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思想，很快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也是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在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要来维护“礼”，如果不给“礼”注入某些新的意义，那他不仅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而且更不可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在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奴隶和平民的暴动和奴隶的逃亡当然很严重，但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也很普遍。据记载在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见在当时破坏“礼”制的并不仅仅是奴隶和平民，而往往就是统治阶级自己。孔子看到了这一情况，并深以为虑。在他看来，光维护“礼”的一些形式是不能真正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必须给“礼”以某些新的意义。孔子给了“礼”什么样的新意义呢？这就是他认为“礼”必须和“仁”相联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如果没有“仁”的品德，“礼”又有什么用呢？他反对把“礼”只当成一种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是说，如果有礼无仁，就等于把礼和礼的作用相近的乐，变成普通的玉帛和钟鼓之类的形式，失去了它真正的作用。

关于用仁去解释礼的问题，有一次子夏问孔子：“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子夏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孔子称赞子夏：“你真是启发我的人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这说明，孔子把“仁”看得比“礼”更根本，要用一种“仁”的精神来讲“礼”，这就是他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克己”，就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应该“推己及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复礼”，就是说“仁”又是必须在“礼”的范围内行“仁”，即应在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的范围以内讲“仁”。所以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是讲要有自觉性。不是自觉地来实行“礼”，那是没有意义的，“礼”就仅仅是形式，是“玉帛”之类，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这一强调人的自觉性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大学中讲修身为本，然后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道德修养，就是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发展来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儒家的思想家要求人们不仅要遵守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而且要自觉的而不是勉强的遵守。从这方面看，孔子作为儒家的祖师爷，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绝不是偶然的。

“天”是孔子思想矛盾的表现

从西周到春秋，处于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把“天”看成是有人格的神，它支配着人间的一切，因此巩固“天”的地位就是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实现“天”的意志就是实现奴隶主贵族的意志。春秋时代，随着奴隶主贵族统治地位的动摇，“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但这一传统的巨大的保守力量，仍然牢牢地抓住人心，因而“天”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还是为人们所普遍承认。孔子作为一个从旧的统治阶级向新的统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在对待“天”的态度上有了新的看法，然而也表现了他新旧相间的矛盾性。

孔子圣迹图

在孔子的思想里仍然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可以对人赏善罚恶的，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了老天爷，那就连祷告也没有地方了。他还认为他自己也是受命于天的，他说：“老天爷把圣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特别是他还宣扬“天命”，把“天”说成是至高的决定人间祸福的神秘力量。他的学生子夏说，他曾听他的老师孔子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社会的兴衰治乱也是由“天命”决定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所以对于“天命”要敬畏，“畏天命”。从这些方面看，孔子在原则上并没有否定有意志的天，神秘力量的“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对这种“天”也持有一些怀疑态度，其中，尤其是对鬼神等超自然力量不大感兴趣。有一次孔子生病了，子路请求为他向老天爷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表示对此事的怀疑。当子路问他侍奉鬼神的事，孔子回答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他关于死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论语中也记载着“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

孔子为什么对“天”会有矛盾的态度？我们不能不把它和孔子关于“仁”的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孔子的“仁”包含着提高人的地位和自觉性的意思，作为一个人在一些问题上应该靠自己的努力而达到成为“君子”，所以对一个人来说，虽然“生死”、“富贵”等是由“天命”决定的，但是他的道德修养、学问、才能等则是靠自己努力得到的。

孔子说：“不去修养道德，不去讲求学问，听到仁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有没有道德不是天生的，而是修养得到的，而且成为有道德的君子也并不是很困难的，“仁的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要它，它就会为我所具有”。作为君子就应该是“不怨天，不尤人”，而一心一意追求仁义，小人则不要它，所以“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在孔子看来，道德品格要靠一个人去努力追求，靠一个人的自觉性，不是靠“天命”的赋予。

学问和才能，也要靠努力求得，这也是孔子再三强调的。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一个人要成为有仁德的君子，必须是好学的，是能够深思的；而学问和才能的取得，又必须具有“学而不厌”的精神。有一次孔子对子路说：“子路，你听说过六种德行便有六种弊病吗？”子路说：“没有。”孔子说：“你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愚蠢；爱好聪明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放荡；爱好诚实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被人利用；爱好直率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捣乱闯祸；爱好刚强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大胆妄为。”孔子自己就是非常好学的，“入太庙，每事问”。在一般情况下他也不把自己看成是超人，而常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人，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和才能都是由自己努力得到的。他说：“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个人主观努力的。孔子重视个人主观努力，也是有他的一种道理做根据的，他说：“性相近，而习相远。”孔子大体上认为“天命”是人力不能改变的，而人的本性虽然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主观努力不同，因而其道德修养、学问才能以及可能取得的成就等也就不一样。

孔子这样的一些思想，虽然还没有摆脱“天命”观念的束缚，但是由于对个人努力的重视，致使“天命”对人事的作用的范围缩小了。在那种把“天命”看成是决定一切的时代，给“天命”留了一个“势力范围”，其意义不能不说是对“天命”的权威加以限制。

对“天命”，孔子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他一方面讲“畏天命”，另一方面又讲“知天命”。正是由于他仍然把“天命”看成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以对“天命”必须敬畏，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是，在孔子看来光“畏天命”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就什么事也不要做了，所以还要“知天命”。在他叙述自己的人生过程中，他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所起作用的范围虽然不能改变，但如果了解这种不可改变，那么就可以在“天命”所允许的范围中，或者在“天命”所不涉及的范围，尽自己最大的主观努力，可以使自己成为“志士仁人”。所以孔子说：“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这种把“天命”作为认识对象的“知天命”观点，和“畏天命”的宿命观点，又表现了孔子对“天”的矛盾态度，这正是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从奴隶主贵族转化为封建主阶级的思想家的两面性。

“知”是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变化的，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做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他的这一做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

孔子塑像

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有不少是合乎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的。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些都是他的认识思想和教育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虽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但是，正是由于孔子没有从根本上排除“生知”的观点，因此在他以后不少儒家的思想家就大讲“生知”，从而发展成为先验主义的认识论。

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耻下问”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莱，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作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又要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的思想是必须批判的。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做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哩。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惘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

论语中记载说孔子有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就是说孔子做学问尽力避免四种毛病：不凭空揣测，不全部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这“四绝”当然也是他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启发的。

第三，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还包含着学习态度的问题。他认为学习的态度应该是老老实实的，不懂的就说不懂，就努力学习，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自己就是这样，不懂就问别人，“不耻下问”。说错了就应改正，“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由于孔子抱着这样的学习态度，他的知识在当时就比别人丰富。

第四，孔子教学也比较注意“因材施教”。他很注意受教育人的具体情况，他对不同的学生，给以不同的教育。他的弟子问仁、问政、问君子等的很多，他往往都是根据不同的对象给以不同的回答。为此，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比较注意用启发式，他说：“教育学生，不到他苦思苦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他几个方面，就不再教他新的内容。”孔子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去推动学生思考问题，主动地学习。

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是他思想中极有价值的部分，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

总结

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创立者。两千多年来，对孔子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有的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评价孔子，有的是从封建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立场来评价孔子。

近代，我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不同时期也都给过孔子以不同的评价。但过去的任何阶级或任何阶层，对孔子的评价都不免有片面性。反动的阶级自不待言，就是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或阶层的评价，甚至就是劳动人民对孔子的诅咒，自然都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武器，因此也就不能做出科学的分析。

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应该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做具体的分析批判，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结论。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对孔子的评价较之其他人的说法是比较公允的、实事求是的。李大钊的观点，是告诉我们要对孔子本身的思想，与后来地主阶级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而塑造的孔子形象，两者要区别开来。这样就可以使孔子本身原有的思想，得到科学的分析，而不应以封建时代被塑造的孔子，去看待当初的孔子的思想。因为不把这两者加以区别，势必在今天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就会对当初孔子的思想不做具体分析，一股脑儿地全盘否定掉，把孔子说成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一个思想家。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既要清除其错误的思想，也要批判继承其有用的东西，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