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有位新华社记者想采访你。”警卫员小赵找了老半天才找到站在山头上的关烈。

“记者？哪冒出来的记者？”刚刚打完如此惨烈的一仗，似乎只有死亡、流血才符合当下的情景，“记者”一词出现得不合时宜，让他有些出神。“我不见，现在哪还有心思接受采访？”

“是一位随军女记者，叫姚蓝，她本来跟着334团，采访完他们后说是要来我们团看看。她可是新华社的当家名记，听说年纪轻轻的，采访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呢。”

“整个战役她都在随军？”关烈有些不可置信。

“何止啊，据说是入朝时就跟着334团，大大小小的仗都经历了。”

“那我可就真想见见这位记者同志了。”

寒冷的风贴着对面的山头吹来，夹杂着一丝清爽的气息。下意识抬头的关烈看见迎面走来一个穿着橄榄绿军装、握着相机的女记者，她戴着军帽，但也藏不住那乌黑的长发。

“关团长你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姚蓝，久仰大名。”她的眼睛似乎会笑，配合着上扬的嘴角，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舒服。

“你好，姚蓝小姐。听说你跟着部队入朝随军至今，你的勇气和毅力我很是钦佩啊。”

“关团长这话我可不太爱听啊。”姚蓝调皮地笑笑。

“哦？此话怎讲？”关烈被她的语气逗笑了。

“男女是平等的，既然这么多志愿军战士理所当然地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那么我随军采访又何足为奇呢？”她狡猾地眨眨眼，“您说是吧？”“哈哈，姚小姐批评的是，这倒是我……”

“停，关团长，我希望您叫我同志，‘小姐’的称呼是给资产阶级的。虽然我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但我的父母都在我的影响下努力向无产阶级人民看齐。”姚蓝像是有预谋地用相机记录下了关烈惊奇的表情。

“关团长，还没问您，您的部队仗也打完了、战场也清理完毕了，怎么还不去附近村庄休整、给了我采访的可乘之机呢？”她认真地问起问题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我听说，您可轻易不接受采访的。”

关烈朝山下一个地方指了指，露出一言难尽的神情。

“这是？”姚蓝从他的神情已经猜出了一二，走近去看，来来往往搬着遗体的战士提醒得再明显不过。

“都是二十多三十出头的汉子，就这么永远地留在了异乡寒冷的土地里。”关烈长叹口气。

姚蓝识趣地沉默了，她试图投去安抚的眼神。关烈觉得她和所有记者都不一样。

“姚小……额，同志，你不像是一个记者。”

“哎？那您说我像什么职业的呢？”

“你不像是那种不采集到有用资讯就喋喋不休的记者，你身上也没有资产阶级大小姐那种高攀不起的架子，你就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战士；哦不，不是普普通通，你是一个出色的女战士，你有血有肉，你明白我们这些整日流血牺牲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姚蓝被夸赞得有些不好意思，她的舌头不住地去舔干裂的上唇。

“你的随军采访什么时候结束呢？”关烈接着问。

“组织上安排的是过几天就启程回国，但是……”

“你是不是还想接着留在朝鲜？”

“对啊，”姚蓝无奈地笑笑，“在朝鲜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许多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里的一切一切，准确地说是志愿军的一切一切，都打动着我。魏巍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我感同身受。”

“那就跟着我们团吧。”关烈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说出口的话感到后悔，但眼前这人的喜笑颜开让他不忍心收回自己的话。

“什么时候觉得苦了累了，就说一声，我会派人专程送你回国。”关烈知道，这句话对她而言等于没说。

按照志司命令，除了少部分继续追歼残敌的部队外，其余所有人马原地休整，休整时间待定。元气大伤的335团进驻了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村里的朝鲜百姓都亲眼见证了这些中国士兵打仗的勇敢与艰难，在335团开进村里时，家家拿出自家粮库、地窖里的小米、土豆、板栗，更有甚者杀鸡宰牛，只为让这些为他们自己国家流血牺牲的异国士兵吃上一顿久违的饱饭。

“同志们，我们这些人阎王爷看不上，生死簿上没圈到我们的名字，我们活了下来，现在有吃有喝，还有后勤补给上来的烟酒、糖果、饼干。但我们要记住，我们团四百多名战友，永远地倒在了那个叫松骨峰的荒山上，无论是三营长谢辉还是下边的每一个指战员、士兵，他们没有活到今天，更看不到我们把美帝国主义赶下海的那一天。我们是侥幸的，可我想在座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因为侥幸而活着，更不希望祖国的人民因为侥幸而活着，看看那些流离失所的朝鲜百姓。美帝国主义发动旨在威胁红色政权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我们无数的好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志回不到祖国、回不到家乡。但是我说了，我们不能因为侥幸而活着，我们的人民也不能因为侥幸而活着，这场战争哪怕再艰难、再残酷，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兵也要和帝国主义打到底！”关烈在团内第二次战役的总结大会上有感而发，姚蓝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钢铁般坚硬的共产党指战员深情的一面。

同时期里，除了西线战场的大获全胜，东线第9兵团同样打得可圈可点。在曾经主导解放上海的兵团宋司令的带领下，9兵团全体官兵破釜沉舟，在狂风暴雪的盖马高原蛰伏数日，终于觅得最佳战机，用一种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起突然袭击。用宋司令的话来说：“这个美军陆战一师再晚来一天，我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第二次战役的全线大捷在国内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广大有为青年告别家乡，坐上了一列列开往东北边境的火车；不少人刚刚新婚、安置工作，但一篇又一篇写实、感人的战地通讯稿吸引着他们那一颗颗炽热的报国之心。那不是冲动，不是不负责任，如果再活一次或是再做一次选择，他们还是会毅然决然地踏上那列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列车。

军事是服务于政治的，这句话是永恒的真理。借着朝鲜战场大胜的环境，北京派出了以伍修权为首的新中国外交使团，参加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议。大会现场的旁观席座无虚席，美国的记者挤破了头往这里来，他们要看看这个刚刚成立一年的红色政权在外交上是什么样子。

伍修权据理力争，他援引《开罗宣言》、《波兹坦协定》等成文文件，对“美国杜鲁门政府武装侵略台湾”一案慷慨陈词，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眼尖的记者捕捉到，坐在伍修权对面的蒋廷黻——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外交大使不住地用手遮住自己被汗染湿的前额。

12月7日，在美国的操控下，联合国最终否决了新中国外交使团的提案，并认定“朝鲜战事红色中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伍修权等人愤然离席。在那个正义被强权掌控的年代，战争似乎成为维护正义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