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攻陷上海，进逼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看首都危急决定迁都大西南重庆，重庆从此担负起战时首都的责任，史称“陪都”。八年后，重庆迎来了祖国抗战胜利的历史性时刻。

1945年8月10日黄昏，居住在陪都歌乐山区别墅山洞林园官邸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用过晚餐，习惯性地步出室外散步。他缓缓迈下门口的台阶，踏上庭院中长满鲜花绿草的曲幽小径。

他看上去身体微瘦，结实健康，但年近六旬的年龄使其露出些许老态，尤其那不苟言笑的瘦削面庞，布满沧桑，叫人想到岁月的无情，还有他特殊身份日理万机的操劳消耗。重庆的八月依然炎热，知了叫个不停。他着一身夏季便衣，上身是白丝绸短袖褂，下身是灰丝绸便裤，脚穿黑色拖鞋，看似逍遥悠闲，但却眉宇间愁云密布，目光深邃凝重，满腹心事，他在想什么呢？位居中国权力之巅的他，大脑似乎一刻也不停在思考，他在想国家的外患内忧，在想政治军机要事，在想抗战胜利，在想安内反共……

山洞林园别墅如世外桃源，苍松绿树掩映，亭台楼阁，山石碧水，绿草鲜花，曲幽小径，一派安详宁静。蒋回顾身后，见夫人宋美龄还没有跟上来，便停住了脚步。突然，门前郁郁葱葱的树枝上从远方飞来大群的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下子打破了别墅的宁静，也打断了蒋的思路。蒋瞄了一眼树梢，自言自语道：“喜鹊叫喜事到，难道今天会有什么好消息？是日寇要正式宣布投降了，还是重庆又破获了中共地下党……”

日寇和中共都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但眼下蒋最仇恨的还是日寇，毕竟国仇大于家恨，外侮大于内争，他期盼抗战早早胜利。从1931年9月日寇铁蹄踏上中国东北三省开始，到1937年全面侵华，至1945年8月，中国抗战屈指算来已整整14个年头。14年国人浴血奋战，无日不在期盼胜利。最近美国接连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又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加速了日本的灭亡。中、美、苏、英等盟国已向其发出投降通牒，现只等其最后正式宣布缴械了。

脚蹬西式高跟皮鞋、身着浅绿色短袖锦缎旗袍、梳着发髻、雍容华贵的宋美龄随后跟了上来，右臂亲热地挽起蒋介石左臂，一起步出庭院。似乎感到夫妻恩爱相伴的美好，喜鹊叫得更响亮了。蒋抬头看看喜鹊，操着浙江奉化溪口浓重的乡音，对宋美龄道：“达令（英文译音，意为亲爱的），你看喜鹊叫得这样起劲，莫非今天有什么喜事？”宋美龄莞尔一笑：“达令，要相信科学，你怎么迷信了！”

正说间，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气喘吁吁地从身后跑了过来，兴高采烈地报告道：“委员长，好消息，日寇决定……”脚下一块凸起的小石头将激动的陈布雷绊了一个趔趄。蒋和宋双双转过身来，蒋道：“布雷，慢慢说，什么要紧事啊？”

“委员长——”陈布雷平息了下喘息，“刚刚我接到赫尔利大使的电话，他说日本政府今天已分别向中、美、苏、英等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首先接到了照会。中央社已收到了美国电台的报道。”

蒋连声道：“好啊，好啊！”转对宋美龄打趣地说，“达令，你看这是迷信吗？喜鹊是灵性之鸟，日寇投降，它早有感应了！”

蒋朝天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是一口屈辱之气，仇恨之气。这口气在心中压了整整14年，最严峻的是日寇全面侵华的八年。八年，中国人民用意志和鲜血，终于摧毁了穷凶极恶的日寇。这也是一口扬眉之气。然而，呼出这一口长气之后，他隐隐感到心中还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什么呢？

蒋略一沉思，即命令陈布雷道：“马上备车，你同我一起到陆军总部去。”陈布雷遵命。

少顷，蒋乘美式黑色轿车缓缓驶出山洞林园别墅，在暮色苍茫的重庆市区穿行。蒋看到喜闻胜利消息的重庆沸腾了。高楼店铺张灯结彩，大街小巷鞭炮齐鸣，男女老幼载歌载舞。汽车不时地鸣着喇叭，缓缓躲让着欢呼的人群。

陈布雷被胜利的喜悦感染着，望着蒋介石不由脱口道：“委员长，您看国人渴望和平自由的心情，像火山爆发一样啊！”“哼……”不料蒋板着面孔道，“布雷啊，你觉得天下能从此太平吗？外患虽除，可这内患……”

陈布雷明白蒋说的“内患”是指中国共产党。陈布雷答道：“委员长，和平，乃今国人心愿，孰敢违之?共产党不也是成天吆喝和平团结吗？”

蒋道：“布雷啊，你太书生气了。难道你不知道共匪革命的对象吗？他最终是要革我的命，也要革你的命的。他是要推翻国民政府，仿照苏俄那样搞赤色独裁统治的。”陈布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蒋介石心中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匪”。八年国共联合抗日，他在台面上不得不称“中共”，但在私下总是咬牙切齿地称“共匪”或“奸匪”。他为什么那么痛恨中国共产党，他究竟和共产党有着怎样的恩恩怨怨呢？

说来话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它向全世界宣布，它的纲领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时任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兼二支队司令的蒋介石对同事们说：“娘希匹，这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它是要革我们的命的，要防着它！”

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广州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参加学习的共产党学员在校传播共产主义，发展共产党员。担任校长的蒋介石至为气愤，悄悄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伺机秋后算账。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威望大振。同时，中共在城市和农村组织工农暴动，矛头指向资本家和土豪劣绅。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对国民党员说：“共产党这是背叛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是乱国乱民，无法无天，是破坏国民革命！”

当北伐胜利进军时，蒋介石却按捺不住反共怒火，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北伐，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他下达命令：“对共产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尔后，对中共领导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大“围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但蒋介石不肯罢休，欲将红军赶尽杀绝，天上跟踪轰炸，地上围追堵截。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开始了长征，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可是红军损失惨重。

但立足未稳，蒋介石又命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对延安进行大规模进攻，中共又陷困境。所幸，基于爱国热情，张、杨悍然对蒋发动兵谏，迫使蒋停止“剿共”，实行国共合作抗日。

然而八年抗战，令蒋介石寝食不安的是，中共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不断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红色区域从陕北扩展到华北、东北、华东、华中以及江南大部，军队由几万壮大到百万。

蒋眼睁睁看着中共的壮大，第一痛恨日本，因为是日本的侵略加剧，给了中共停止内战的借口；第二痛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因为是张、杨的“鲁莽之举”，中断了他“剿共”大业。想想当年延安不过只有几万残兵，倘若重兵“围剿”，必不堪一击，可从此除去党国内患，可惜错过了大好时机。

话又说回来，想到那次“事变”，他内心又多少“感谢中共”。没有中共从中调停和平解决，他也许早成了阴间一鬼，当时国人可是一片喊杀声，党内亲日派更阴谋炸平西安想要他的命。按说，他应该放弃反共，报答中共“救命之恩”。可他痛恨的是中共的“反动本性”没有改变，依然要消灭什么地主资产阶级，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推翻民国政府。抗战八年，更到处割据，搞国中之国，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中共是他心中的一块磐石，腹中的一大隐患。他早就昼思夜想，等抗战胜利了，何以对付这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今日寇已降，时机到了，他要腾出手来，设法诛灭中共。第一打算，就是国民党单独接受日军及伪军投降，决不能让中共插手。

汽车驶进市郊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及几位高级将领毕恭毕敬把他接进会客室。何应钦，字敬之，何是蒋的亲信，国民党内仅次于蒋的二号人物，有权力野心。西安事变曾阴谋以“武力讨伐张、杨”为借口，欲炸平西安置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蒋因此对何戒之；但何反共坚决，蒋又求同存异，对何用之。蒋喜欢称他的学生“字”，落座后蒋正颜对何道：“敬之啊，而今日本已照会投降，我们现在第一要考虑的是如何受降？你怎么打算呢？”

何应钦想，是国共合作抗日，按理受降应与中共协商，但他知道蒋介石痛恨中共，不好明说。何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知蒋喜欢黄埔师生称他“校长”，故总以学生身份尊敬蒋。何望着蒋的脸色婉转道：“校长，这事……是否要和中共商讨一下？”

蒋翻翻眼皮：“你觉得有必要吗？”何应钦小心道：“校长，如果我们单方……那能妥吗？一则中共是否答应，二则舆论……”

“娘希匹，什么中共，什么舆论！”蒋介石打断何应钦的话，“中国只有一个执政党，就是国民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只有一支军队，就是国军。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是唯一合法受降者，什么舆论也不要怕！我是二战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你立刻以我的名义，通知日伪最高指挥官：第一日伪要维持现状，就地待降，伪军要维持好地方治安；第二日伪不准向国军之外的任何部队投降缴械！”他喘了口气，又强调道，“给日伪军说明白，就是只准向国军部队投降，不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缴械！”

蒋介石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时达成协议，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18集团军，由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朱德任总司令。随后，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海南琼崖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何应钦应道：“校长，学生明白！”但心里嘀咕，“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不是等闲之辈。”

蒋介石又道：“你马上拟出一个对日受降接收人员名单，拟好后，先交布雷。噢，还有，现在日本是宣布投降，还未正式签字，你再以我的名义下达两道命令：第一，命令国军各部、各战区，要加紧对日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命令第18集团军朱德部，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

送走蒋后，何应钦考虑受降人员名单，左思右想，觉得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忽视，还是有中共的人员参加为好，于是他把朱德的名字列在了名单上。

陈布雷接到名单即呈送蒋介石审阅。蒋阅罢，提笔在朱德的名字上狠狠打了个叉。陈布雷婉转劝道：“委员长，中共代表只有一人，还是加上……这对内对外，都说得过去。”蒋不耐烦地一挥手道：“先让朱德待命好了！”

陈布雷不敢再劝，但拿着名单一走出蒋介石办公室，心里就嘟囔道：“委员长怎么连这点气量也没有，这说不定要引起轩然大波的……”

当无线电波载着蒋介石关于对日受降的命令飞至陕北黄土高原时，正是旭日东升之时。习惯夜间工作，居住在延安枣园石窑洞里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正准备休息。

他一整夜翻阅着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呈送的抗日胜利捷报，亲笔起草了穷追顽敌的一份份文件、一项项指示，又收听了延安新华社关于目前日寇投降的有关消息，感到日寇正式缴械就在眼前，十分高兴，全然忘却了疲劳。这一天，他也盼了整整14年，奋斗了14个春秋，怎么能不喜悦激动！

当旭日的光辉透过窗户静静地洒在办公桌上时，他才意识到天亮了，该休息了。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出窑洞。阳光照耀着他虽年过五旬但仍结实硬朗的身躯。特为他量体而做的特型灰布中山装，看似肥大的腰身袖口、裤腿裤脚，却显得并不宽余；脚蹬青布鞋，一双大脚，颇像普通农民的脚一样坚实厚重；披向后脑的头发扫着衣领，有点凌乱，似乎因忙碌长久忘了理发。然而那宽阔的额头，红润丰满的面颊，大而炯炯的双目，宽厚紧闭的嘴唇，高瞻远瞩的神态，却显出气度超凡，非同一般，既从容不迫、智慧睿智，又气势磅礴、坚韧强悍、所向无敌。

梳着青春时髦短发、身着女式普通八路军军服的夫人江青，右手握着一把芭蕉蒲扇，紧随毛泽东走出了窑洞。她小毛泽东许多，既是毛的伴侣，又是毛的生活秘书。八月的陕北阳光不亚于重庆，依然炙热烤人。江青一面为主席扇着蒲扇，一面关切地提醒主席道：“主席，您该休息了。”

“哦……”主席心不在焉，望着初升的太阳，浮想联翩，脱口道，“江青，你看抗战就要胜利了，和平不远了，中国就要如太阳东升了！多少仁人志士，多少革命先烈，百年强国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时机要秘书匆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南京电文，毛目光扫过，立刻神色大变。毛作风极其民主，大凡决策大事都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拍板。于是对机要秘书道：“你立刻告诉秘书长王若飞，通知政治局常委八点到书记处会议室开会。 ”

住在毛泽东枣园石窑洞周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准时来到会议室。

南京的电文是蒋介石要中共驻防待命，不得接受对日受降的命令以及对日受降国民党单方面人员名单。毛泽东把蒋的电文念了一遍，抽出一支烟，未及点燃，就操着他湖南韶山浓重的家乡口音，气愤地说:“蒋介石要日伪军不准向我们投降，并公开下达命令，要我们原防待命，勿擅自行动。还有受降人员名单，无我一人参加。兄弟俩种的桃子，一块浇水施肥，桃子成熟了，他非要一人摘，真是岂有此理！诸位看我们该如何给蒋介石回敬？”

刘少奇果断道：“这是蒋介石八年抗战坚持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的继续，毫不奇怪，我们必须针锋相对。”

朱德赞同道：“对，蒋的命令我们拒不服从。日伪尚未放下武器，他要他的部队加紧作战，而要我们原地驻防待命，难道要我们束手挨打吗？不准我们受降，他想独吞胜利果实，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周恩来气愤道：“对蒋的命令，我们岂止是不服从，我们还要像少奇同志说的那样，针锋相对。我看，我们也下两个命令，一个命我们的部队继续对日伪进攻，一个命日伪向我们投降。”

任弼时说：“对，我非常赞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蒋某人就是要以牙还牙。”

毛泽东非常同意各位的发言，他也是这样想的。他深知蒋介石骨子里反共的决心至死不会改变。八年抗战名曰国共合作，但实际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共。小摩擦不断，大进攻时有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竟遭国民党军队围歼五六千人。而今抗战胜利了，蒋又可以腾出手来再对付中共了。

毛泽东将烟蒂用力摁在烟灰缸里，一挥手说：“我完全赞成各位的发言，对蒋某人就是要针锋相对！他还是要把我们当‘匪’，把我们列入另册，连受降人员也一个不要我们。他是要把胜利果实全摘到他篮子里，实质是在挑动内战，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看就照恩来同志说的那样，我们也下两个命令：第一，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命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继续对日伪进攻，直到他们放下武器为止；第二，仍以朱总司令的名义，限令被我们包围的日伪军向我们投降缴械。我们看看蒋介石如何反应。”

中共的两个命令当即发出，次日见报，延安的电台对外播出。陈布雷旋即把中共的《新华日报》送到蒋介石手中，蒋阅罢震怒，骂道：“娘希匹，反了，这毛泽东竟和我唱对台戏。我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他敢违抗我的命令！”

接着陈布雷收到中共正式通知，立即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正埋头批阅文件，命陈布雷道：“你读读吧。”陈布雷道：“委员长，电文很长……”

蒋介石问：“什么内容？”陈布雷怯声道：“是中共关于反对您的命令的书面意见。”蒋介石不屑一顾：“中共的伎俩，你说说要点吧！”

陈布雷小声道：“委员长，电报说，他们收到您关于要朱德原地驻防待命和要国军加紧作战的两个命令的电文，甚为不满。他们遂对应下了两个命令。他们要正式通过电报告诉您，说您的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现在日伪还未正式投降，每时每刻还在屠杀中国人，加紧作战是对的，而原地驻防待命，意味着束手待毙，是非常错误的，因此坚决拒绝执行。他们还限令被包围的日伪军向他们投降。”

蒋介石一想对日作战，要人家勿动，说不过去。可受降之事，只有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必须把中共顶回去。他想，先造个舆论为好，于是对陈布雷道：“布雷，你通知中央宣传部，叫他们明日公开发表个谈话，就说朱德发表的限令日伪向他们投降的命令是非法的。”

不料谈话一发表，延安又当即做出强烈反应。次日陈布雷又把一份印有抨击中央宣传部谈话的《新华日报》送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见头版头条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刺眼：《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他并不知道，这篇评论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看这攻击性题目，蒋介石双眉竖起，真想把报纸一把撕得粉碎，可他又想看看共产党究竟如何给他罗织罪名。

文章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反倒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受尽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夹击围攻的苦楚。现在抗战瞬将结束，蒋介石又在暗示日本人加上他亲爱的伪军，叫他们不要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枪，说是只能缴给我蒋介石。蒋介石剩下一句话没有说，这一句就是：好使我拿了这些枪杀共产党……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蒋介石读到这里，一把将报纸撕得粉碎，扔到废纸篓里，骂道：“娘希匹，内战，内战，恶狗先咬人，明明是中共武装割据与政府对抗，却口口声声说我要挑起内战！”

这时政府秘书长吴鼎昌进来汇报说：“委员长，现在重庆数千群众在政府门前游行，高呼要和平民主，不要内战，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

蒋拍案而起：“娘希匹，共产党的煽动，完全是共产党的煽动！这两天，共产党的报纸、电台吆喝我要挑起内战，毛泽东刚刚又发来了电报，拒绝执行我的命令。明明是他们在与政府对抗，摆出要打仗的架势，还反咬我要打内战。这是欺骗宣传，是蛊惑人心，不要理会！”

吴鼎昌是蒋的心腹，对蒋忠心耿耿，道：“委员长，卑职拙见，今日共产党已是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军事集团，不可忽视之。当然，政府不怕他，但为了主动，为了向全国全世界表达我党和平诚意，您是否将他一军？”

蒋道：“如何将法？”吴鼎昌道：“中共不是声言您在挑动内战吗？您是否向中共发动一个和平攻势——邀毛和谈？”蒋顿时眼睛一亮，沉思半天，点头道：“这可是大事，我先听听美国的意见再说吧！”

次日，蒋偕宋美龄亲去美国大使馆秘密会见赫尔利大使，就国内战后问题和赫尔利大使交换意见。宋美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亲做翻译。蒋先试探赫尔利大使的态度，说：“大使先生，今日本政府已照会投降，您看中国如何实现和平？”

赫尔利大使耸耸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委员长阁下，这是您的家事，按中国的风俗，您应该先找家人商量。”

蒋明白赫尔利大使说的家人是指共产党，道：“大使先生，您知道，共产党是要消灭自由世界的，最终并要推翻国民政府，故政府是不可能和他坐到一条板凳上的。”赫尔利会意：“您是说政府和共产党不共戴天？”蒋点点头。赫尔利轻松直言道：“既然如此，那您就吃掉他！”

蒋道：“如何吃法？”赫尔利说：“当然要出师有名。您不妨先邀毛泽东来重庆商谈和平。如果他拒绝，您就接二连三地给他发电报，充分显示您的诚意。如果他坚决不来，那好了，您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说共产党不要和平，您就可以对其大加讨伐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蒋沉思片刻，点点头：“大使先生高见，我表示赞同。但要讨伐中共，还需要美国政府帮助。”赫尔利道：“遏制共产主义，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赤色中国出现在亚洲，更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苏联的同伙。”有了美国的支持，蒋兴高采烈，即刻打道回府，策划和谈。

究竟蒋怎样策划和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