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至唐代，中外人民通过丝绸之路的友好交往日渐频繁，中外 科学文化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也进入了繁盛时期。

当时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主要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僧侣，第二种是国 使，第三种是商人。同时，还有众多的乐师、画师、艺人、医者，以及 来中国旅居和定居的西域人。唐代安史之乱以前，国力强盛，经济比较 繁荣。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大都市，长安城成为了东方巨大的国际交 通枢纽。唐代所设的国子监，有外国留学生八千多人，每年往来的外国 使臣遍及亚、非、欧三大洲的“三百余国”（后来演变为七十余个国家 和地区）。各国人民的大量往来和共同生活，形成了多方面的国际交流。 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交流是蚕、桑、造纸术的西传和熬糖、种棉等技中国养蚕缫丝技术大 约在4世纪传入中亚、西 亚，"世纪传到东罗马。 我们在前面“丝绸的外 传”中已有详细的叙述。

造纸术是同丝绸制作 技术一样，也是中国古代 的伟大发明。《后汉书》 中说纸为东汉时蔡伦所 造，但从20世纪30年代

开始，考古学者先后几次从古遗址中发掘出西汉纸。由此得知，中国发 明纸的时间应是在西汉武帝年代，东汉蔡伦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作出了里 程碑式的重大改进。造纸术的外传，现有文字的记载始于唐代。玄宗天 宝年间，唐朝名将高仙芝率军攻打怛罗斯时兵败，大食国把俘获来的中 国士兵送到康国去造纸。此后，中国造纸术又传到了伊斯兰各国，再流 传到欧洲。埃及著名的草纸和羊皮纸慢慢被中国造纸法所生产的纸取代 了。中国的造纸术大约于1140年传入欧洲，欧洲人对这种造纸术非常感 兴趣。

直到现在，在造纸业发达的法国，中部城市安贝尔市郊仍然保留着 一座古老的中国式造纸作坊。流经此处的溪流推动着木轮，木轮带动着 木捶，生产纸张。作坊旁边还建有蔡伦馆，以纪念中国人对造纸技术作 出的伟大贡献。

熬糖是这一时期中国从孟加拉国学到的重要的技术。古代恒河下游 有一个小邦国，叫做摩偈陀国，也就是孟加拉国先民居住的地方。唐贞 观二十一年（公元6*7年），该国第一次遣使通唐，使中国对熬糖有了初 步了解。据南宋陆游所著的《老学庵笔记》中说：“唐太宗时外国贡至， 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太宗听了十分感兴趣。在中国也有种 植甘蔗，但此时还没有成熟的熬糖技术。于是，太宗派使者求取熬糖的 方法，经过试制，发现制出来的糖颜色和味道都远远超过了西域糖。据 明代李时珍的记述，这种摩偈陀制糖法为：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 清者为蔗糖，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 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

棉花原产印度、非洲，公元1至2世纪，在中国云南的澜沧江流域 开始种植，而且彩色的棉花很早就出现了（古人称彩棉为吉贝）。在《后汉书》中就有棉花的相关记载。最晚到三国时期，我国珠江和闽江流域 的部分地区已经种植棉花了。这些地方都临近海陆交通要道，国外的棉 花由此传入并不奇怪。

我国较早种植棉花的地区还有新疆。1959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南部，昆仑山北麓的民丰县北大沙漠东汉合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覆盖木碗用的监白印花布，还有墓中男子所穿的白布袜和女子的手帕，都是 棉织物。这表明，最晚在东汉时，新疆已经植棉并用于纺织了。同年在 新疆巴楚县晚唐地层中发现了棉花的种子，经过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的 鉴定，认定为草棉，又叫做非洲棉。这种棉花曾在印度河流域种植，逐 步传入新疆。唐代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取棉种植内地，随后才逐渐 推广到其他地区。中国古代大多数人传统的衣着是冬天穿皮类（如羊皮、 狐裘等），夏天穿丝绸或麻布。自从棉花从南部及新疆传入内地后，大约 经历了六百余年，种植逐渐普及。到了元代，中国人“冬裘夏葛”的穿 着有了很大变化，这也是经济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植物品种是菠菜。它是贞观二十一 年（公元6*7年）尼波罗国（今尼泊尔）送给中国的礼物。据《本草纲 目》记载：“太宗时，尼波罗国献菠蔆菜……实如疾药，火熟之，能益 食味……方士隐名为波斯草。”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傷话录》中说：“菠 蔆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云：‘本是颇陵国之种，语化为菠蔆耳’。” 看来，“菠菜”真正的故土很有可能是波斯，当时的尼泊尔也许只是引 种国之一。

中国医学经过长期的实践，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成体系，成 为举世闻名的“东医”。汉到隋唐，可谓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名 医和医学巨著。如东汉末年的神医华佗和张仲景，华佗医术全面，精通 内、妇、儿、针灸各科，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 圣手”、“外科鼻祖”。张仲景积数十年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被后 世称为“医圣”和“医方学之祖”。隋末唐初，中国又出现了两位大医学 家，一位是世称“药王”的孙思邈，另一位是撰写了《外台秘要》的王 焘。唐代的药物学也有极大的发展，古人称药物为本草，唐代时朝廷曾 令苏敬等人根据《神农本草》编成《唐新修本草》，增加了一百一十四个 新药物。

当时总的情况是，中国的“东医”虽然与大秦、天竺、大食、波斯 等国的医学并行于世，但显然处于领先地位。中外医学在发展过程中相 互吸收，苏敬等人编写的《唐新修本草〉中就选用了安息香、龙脑、胡椒、郁金、茴香、丁香等外来药物。中国与印度的传统药典，曾经互有 借鉴。精通佛典的孙思邈有机会从佛典中接触印度医学，在他的医学著作中，曾引用过印度医学家的理论和印度药物。而我国的中医在唐代曾 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这些国家的人民有很多的补充和发展。当时， 还有许多日本医师随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

曰本名医菅原梶成于838年入唐留学，回到日本后被任命为皇家医 官，对发展日本医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大秦和天竺的眼科比较先进， 印度的眼科医术在唐代传入中国，印度医僧还为著名诗人刘禹锡治过眼 病，刘禹锡曾为此写过《赠眼科医婆罗门僧》，诗中说：“三秋伤望眼， 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 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去日本的名僧鉴真大师，也曾请外国医生治过 眼病。

东汉末年，佛教经典传入中国，翻译经典遂成为表达佛法思想的首 要工作。由于中国与印度在文化、风俗等之间的差异性颇大，想要找到 适当的对译词实非易事，译经师们本着对佛法义理的掌握及自己在文学 上的素养，在字字句句中仔细推敲下，更冀望以最贴切的文字词汇来阐 扬佛法真正的意蕴。因此，在佛典翻译的阶段中，丰富了中国文化的词

汇，甚至影响中国，文学，音乐的创作和发展。

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诗歌经历了从“诗乐合一”到“徒歌而不合乐” 的阶段，但不论是以乐入诗，还是采诗入乐，都是按着音乐上的宫、商 五音而歌，而诗本身还没有严格的声韵规则可以遵循。与古体诗（又名 古风，是形式比较自由，押韵相对宽泛，不受格律束缚的诗体，如常见 的“歌” “行” “吟”等形式）相比，近体诗（又称为今体诗或格律诗， 指于唐代形成的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的格律诗体，主要形式为律诗和绝句）则对诗句字数、对偶、押韵、平仄有严格的限制。这种转变受到 了佛教文学影响。佛教传译经典过程中，一批学者发现佛经唱颂已极好地反应出声明学的韵律，它既讲求韵律之美，又把握节奏和谐，与中国 诗歌有某种契合点。因此在佛经转读启示下，又结合古代音韵学的研究 成果，发现了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从此以后，中国古典诗歌有 意识地、自觉地走上了格律化的道路。

佛教的传入引起了兴建佛寺的风潮，许多宏伟壮丽的佛寺，融合了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民族建筑中的许多技术，丰富了传统的建筑艺术。据学者研究，中国建筑中富丽堂皇的彩画，和佛教传入有 极大的关系。西北的藏式寺庙，

是受印度建筑的影响，中国各式各样的古塔源于印度，中文解释 作浮屠、浮图。相传释迦牟尼涅槃后，尸体火化后变成各色晶莹的珠子（舍利子），葬在一种圆形 坟墓中，成为佛教徒尊崇的对象。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而“佛塔”是古代 中国人给予这种印度传来的建筑 的一种很形象化的名称。

中国新疆地区，在隋唐以前 就以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等

多种优美动听的音乐而闻名。这些音乐是古代新疆地区人民的伟大创造， 同时也是地处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民吸收中原音乐和外来音乐的精华 而结成的文化硕果。隋代皇家乐队演奏的九部著名的乐曲中，有六部是 西域音乐。唐代立十部乐，七部为西域音乐。

在西域诸乐中，名声大、影响深的则首推龟兹乐。龟兹乐通过贸易、 迁居、宗教活动以及联姻等途径传入内地，这种优美的音乐一经传入， 就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和欢迎。到隋唐时，龟兹乐盛行于全国，流行的 乐曲有数百首之多，在当时的洛阳等地尤为盛行。唐代诗人王建的《凉 州行》中写道：“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的《法曲》 中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龟兹乐等还流传到了朝鲜、缅甸、日本、印度等国。

在丝绸之路沿途的重要城市，有许多成为西域诸乐交汇之所和音乐 之邦，河西四镇中的武威就是其一。武威古称凉州，据记载，北魏太武 帝拓跋焘把西凉乐搬到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随着北魏孝文帝于 公元493年迁都洛阳，西凉乐也盛行于平城和洛阳。西凉乐曾被定为后 凉、北魏、北周的国乐，流行于全国，绵延达五百多年。从西凉乐的乐 器来看，足以说明它是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西凉乐乐器约为十九种， 其中四弹曲颈琵琶、竖箜篌、筝、五弦等都出自西域地区。敦煌莫高窟壁 画中的“反弹琵琶”所用的四弦曲颈琵琶就是西凉乐的代表乐器。

从西域传来了音乐，也传来了舞蹈。唐代舞蹈中的柘枝、胡腾两舞来 自石国。这种舞相当普及，不仅在贵族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而且深入 宫廷，连杨贵妃、安禄山等人也会跳。

唐代吸收外国的雕塑、绘画和地理学等方面的许多新知识，因而雕 塑、绘画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敦煌莫高窟的唐窟中，许多令人惊叹 的雕塑和壁画就是这一极盛时期的许多作品之一。

与外国的频繁交往也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唐使到外国时，开始写 游记并绘制地图。贞观十七年(公元6*3年）及龙朔元年（公元661年）， 唐代黄水县县令王玄策出使西域百余国，归因时作《中天竺国行记?。唐 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曾任外交官及宰相，因有机会熟悉外国地理，绘有九十九平方米大的地图——《海内华夷图》，所载百余国。贾耽还撰写过《古今郡 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该 书和地图是古代外域地理方 面的巨著。贾耽的《海内华 夷图》已流失，但其缩本的 《华夷图》及《禹迹图》于 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57年）刻石，现存于西安碑 林，成为中国现存较古老的 地图之一。

除此以外，金银珠宝、

香料药材、骏马异兽、美酒 佳肴等，大量唐朝本土以外 的奇珍异宝，沿着丝绸之路 源源不断地来到长安。由于

皇家贵族热衷于享用外来事物带来的新奇剌激，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时 尚潮流，这种潮流又很快影响到上流社会的各个方面，西域文化与中原 文化的交融之下，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歌舞、服装、饮食兴盛起来。

唐代时“胡”已成为北方、西域各民族建立的城邦、国家的泛指。 在唐代文献中，“胡”出现的频率很高，既有西胡、北胡这样宽泛的称 谓，又有波斯胡、粟特胡、月氏胡等具体的称谓。与胡相关的词汇更是 不胜枚举：胡人、胡商、胡姬、胡马、胡食、胡服、胡舞、胡乐、胡器 等等。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唐人大有胡气”，可见文化汇合之深，而魏晋至唐代这种交融出现繁盛的顶峰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