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郭同志以外，我们都爬进卡车的车身，尽可能让自己在这堆药品和行李中舒服点。而郭同志一个人跟司机坐在驾驶室里。
简·伊万在山东的一个天主教教会做过五年的护士，中文说得很流利。她在几个月前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一起回到了中国，在八路军做一名志愿医护工作者。三天前，也就是在我刚刚离开临汾时就被派往了那里。结果没想到日军在第二天就发动了袭击，于是她只好跟着大部队一起向西横渡黄河逃命，她的经历说起来也够惊险刺激的。日军每天都会轮流用飞机投放炸弹，不停地用机关枪扫射。有一次，一枚炸弹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她的半个身子都被掩埋在了黄土下。但是这些可怖的经历没有削弱她的激情，相反她还带着补给回到了延安。在路上的那三天里，她总是容光焕发，从不抱怨车窗外扬起的灰尘或是座位不够舒适。
我们从一座铁路桥上跨过了渭河，向着陕北连绵的丘陵驶去。这儿的黄土很容易风化成粉，再加上过往车辆的碾压，车轮的转动扬起漫天灰尘，我们仿佛在洗黄土淋浴一样。不过，只要我们正向着北方前进，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同官县，在一个铁匠家找到了栖身之所。屋子只有一间，但是有两张被一条窄过道隔开的炕。简和那两个女孩睡在一张上，郭同志、男学生和我睡在了另一张上。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太拘泥于这些小节是不可取的。
我们在早上五点半时起了床，吃过了一顿豆腐乳和小米粥的早餐后，我们又踏上了那条灰尘满天飞的土路了。我们开始了爬坡，没一会儿我们眼前的路两旁就出现了向外延伸的贫瘠的黄土峭壁。这种黄土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垂直断裂。时间和各种因素对山峰长久的侵袭，使得这些峭壁看上去很有年代感。偶尔看到的种满谷子的梯田使得这片没有生气的土地不那么荒凉。
我们稳健地在一条被车辆碾压得不成样子的路上行驶，不时地开过陡峭的峭壁，或是驶进山谷，又或是渡过布满乱石的河床。有一次我们碰上了一条河，河宽且深。一个留着旧式散乱的长胡子、头发盘在头顶上的船夫为我们撑船渡了河。他的这翻打扮还是旧社会时表达对皇帝忠诚的一种标志。那一晚我们就在山上一个叫老泉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整个村子里都驻扎满了省府的部队，我们没有找到落脚处。于是我们去了最后一个可以求助的地方找了司令官。一个爱管闲事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们，他对前来共产党司令部的人都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轻视，表现的很冷淡。
他径自跟那三个学生聊起天来，把其他人晾在了一边。为什么他们要去延安？去上学吗？但是国民党也有学校，并且还为学生提供良好的食宿环境，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延安的学生只有小米吃？他们只能睡在窑洞里吗？他露出了有点羞涩的微笑。
学生们都很坚定，回答也很简洁礼貌。他们决心已定，不管是讽刺还是威胁都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年轻人问了三十分钟后放弃了继续追问，告知我们那天夜里可以借宿在学校。
好奇的学生围着我们看，我们铺开了被褥，简和女孩们睡在长板凳上，其他人睡在老师的讲台上。
翌日早晨，我们到达了特别行政区的边界，停下来挨个接受了检查，就像要进入另一个国家一样。后来我向毛泽东问起如此边检的原因，他告诉我，自从在行政区发现了两名间谍后，检查就变得非常严格。
那天傍晚时，我们进入了延安。这座古老的城市坐落于三个山谷的交界地带，山谷两侧的土墙为来此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学生提供了上千的窑洞以供休息。窑洞绵延了几英里，远远望去如同燕子或蝙蝠在峭壁上筑的巢。窑洞不但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还能保护住在里面的人免遭空袭的伤害。
老百姓们都住在城里，我们的车开过商业区时，我发现这里并不像其他中国内陆城市中常见的满街污秽，相反，石板路非常整洁，百姓们夜不闭户，看起来也同样整洁。种类繁多的商店也很令人惊喜，裁缝、理发店、饭店、药店都包括在其中，还有出售各类小商品的杂货铺。
我们在邮局门前遇到了国际联盟反传染病小组的温茨勒医生，他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办公室并收下了我们送来的药品。学生们被学校派来的代表接走了。郭同志还要继续留在车上，简和我一起去了窑洞。
简有她自己的窑洞，而我被安排在了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加拿大教会医生理查德·布朗大夫曾经住过的窑洞。他们二位已经被派往了五台山那间我曾在去年冬天拜访过的医院工作。
我的窑洞在镇子西边的一个峭壁上面，有一条可以通向其它二十个窑洞的小路。窑洞约有二十英尺宽，三十英尺高，半月形的的洞顶中央最高处约有十二尺高。洞的最深处有一床与洞齐宽的土炕，大概有八英尺高。当然了，这床炕是没有火眼的。墙上挖出了一些架子，洞前有一堵与门同高的土墙。墙上装着斜格窗，窗上糊着纸以便让光线透进来。
我只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翌日清晨就有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将我带到了村里的一家官方旅馆去了。旅馆隔壁有一家联营的饭馆提供各类食物。王同志被派来做翻译，他五十岁左右，虽然严肃，但是也很好相处，曾因政治倾向问题在南京坐了很久的牢，最近才被释放回来。
这里的同胞情谊同我在八路军部队时感受到的别无二致。同样的和蔼友善，同样的无拘无束，同样的真诚坦率，让人感到神清气爽。每个人都乐于直视你的眼睛，不卑不亢，但不盲目自大。生活虽不易，但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因此也增添了一丝快乐和满足。
然而，我在这里受到了一种此前在八路军的部队时没有感受过的猜忌质疑。比如说，有一天来自党中央的三个人来到了我的房间，他们神情不安，扭捏一番后终于有个人说出了他们此行的目的。难道是我昨天早上在峭壁上拍了一张俯瞰小镇的照片吗？我跟他们保证我并没有做什么过火的事，我不可能在没有王同志同意的情况下就随随便便地照相。我对着王同志说：
“我昨天照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操场上，你还记得吗？”
他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接着，我继续说：“我不想你们对我有哪怕一点点的怀疑，我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胶卷洗出来。”
他们跟我说也许是搞错了，但还是带走了我的照相机。第二天他们将我的照相机和底片归还回来。我发现底片上少了两张，但没人告诉我这一点。我回想起来，丢失的那两张底片一张是大刀舞，还有一张是刺刀演练。
这让我很担心，使我联想到这是否是一种与他们崇尚的高尚道德相违背的欺骗行为。我跟王同志提起这件事，没过几天，我的底片被送了回来，同时还有年轻人的解释，他说这只是因为长久以来对于保护机密的训练使得他们过分紧张了。
来到延安的大部分学生都进了抗大的军政干部学校，在那里不论男女都会接受一系列的训练。学生大概有六千人左右。学校安排的课程跟我在山西看到的学校基本相同，后者的排课也都是模仿抗大来的。每门课程开课时间约有四个月，学生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各个部队、游击队或是去敌占区组织人民斗争。
陕北公学坐落于山谷外三英里的地方，也是一所培养青年政治干部的学校。高地上的一个天然圆形凹地里修有一些窑洞，大概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住在那里。
我参观了这个学校的课堂，也给学生们讲了话。他们对于其它地区的战争近况很感兴趣，急于了解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尤其是美国究竟为什么没有尽到《九国公约》中的义务这一问题。
我强调道，这份公约签署国的义务只是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接着我说：“听着，试想一下，假如现在我们把情况颠倒过来，美国现在是个像中国一样的弱国，墨西哥就像日本一样在侵略我们，那么你们这些身在中国腹地的人有多大的兴趣来营救我们呢？”
他们明白了我说的。“但是，”他们接着说，“美国很强大，而且你们的发言人反复地强调美国在国际关系上代表的是正义和道德。我们并不期待美国能为我们而战，但是我们也不认为美国现在给予日本的那些援助符合你们自己所宣称的道德准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给出令他们满意的答案，我只好提醒他们，放眼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在绝大多数人还没弄清楚自己的意愿前，政府是无法做出任何重大的决策的，而让大多数人设法搞清楚自己的意愿是需要大量时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