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同事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少校，忠诚的朋友爱德华·海根。海根已经作为助理海军武官开始履行职责，而我最终下定决心，将投身于交战国双方尤其是中国军队的事务中。

之前我曾参加过战争，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正式观察研究的战争。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做？”一场战争需要被观察被见证，并且为了见证这场战争，我必须要投身战火正酣的前线。我申请能够被委任成为一名正式的观察员，蒋介石委员长并不接受这个申请。这些委任也没有被发布。

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我们的活动范围有限，若想观察整座城市的形势，只得到一栋中国驻军右侧的国际公共租界大楼楼顶去。最终，我分析出了中国对于军队中出现这样一个外国观察员的反对理由。首先，他们感觉一个西方的观察员有可能会嘲笑他们军队的管理方法以及设备；第二，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不愿意为西方的观察员承担出现安全事故后的责任。他们只是单纯不想徒增烦恼。

中国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前，西方人并不愿主动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甚至连一丝意愿也没流露出来，就更不要说前来关心战争进程这种行为了。我决定去改变他们脑海里的这种偏见，并且设法从有实权的当权者手里拿到在警卫那行得通的通行证。有了通行证的护身，我能够毫无阻碍地进入战区，不必再因我的安全问题去烦扰沿路的指挥官。

在一位中国老朋友的协助下，我拿到了我想要的通行证，可以前往这座城市正处于战乱中的北部和西部地区。

现在长江的南岸，吴淞与浏河之间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日本的两个部门已经在此安营扎寨，分担他们在上海地区已进入战争状态的海军陆战队的压力。1912年，中国的左侧防御战线曾被撕开，日本的军事派遣使中国的防线一度陷入崩溃。但是目前，中国的左侧防线延长至浏河地区，这也迫使日本侵略者只好采取措施从正面攻击以扩张土地。

有一天我决定去试试我的通行证是否可以使用。一路向西走去，穿过了租界的住宅区，经过英国租界西侧边界的防御工事后向北进入了主要作战区。成群结队的苦力们步履维艰地从乡下往城市走去，肩担上还悬挂着大量的新鲜蔬菜。如果不是它们速降至低空开始轰炸地面，他们恐怕还察觉不了这些在他们头顶上轰隆作响的日本战斗机。爆炸声响后，他们连忙扔下了肩上的担子，屈身蹲进平原上星星点点的壕沟，或是躲在坟头后面。在人去世后焚烧尸体的习俗显然在战争中展现了它意料之外的一个优势。

当我靠近战壕防线时，一个哨兵叫住了我并让我出示护照。他只轻轻瞥了一眼我的黄色护照就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顺利的通行让我感到喜出望外。

双方的炮兵部队同时开火实属罕见，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士兵能够透过表面洞察到实质。军队进入战壕开始排兵布阵。一位曾在江苏和安徽省战斗过的眼神犀利的指挥官在四处设置了火力十足的机关枪。当我走近时他们好奇地盯着我看。“你好吗，老乡？”我打起精神问他们。“你也在用我们乡下的说法？”他们咧着嘴冲着我笑，说他们过得还不错，并且问我一切都还好吗。在战争时期，战场上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始终都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兄弟情谊。大概他们觉得我这个外国人是疯了，才会甘愿在一场本可抽身事外的战争中拿自己的命冒险。但是这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可能在下一秒钟死去。我们现在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译注：原文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同一危险中的兄弟。。

战士们都穿着单薄的天蓝色的制服，不过也有一些穿土黄色制服的。战士们的腿上通常绑着跟紧身短上衣颜色相近的绑腿。他们使用的步枪来自于各处——德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还未经任命的高层官员和人员，随身携带着沉重的德国毛瑟自动手枪，放在木质的手枪皮套里，方便随时抽出。

这一天比较清闲。中国的战壕和西方国家挖的没有什么两样。我进入了通向后方的交通战壕。一个穿着列兵制服的人用流利的英语跟我打招呼。

“你是美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我是，”我说，“你在哪学的英语？”

“在美国，”他回道，觉得我的吃惊有点好笑，“我从美国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回国教英语。现在，我的祖国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之抗争，所以我在这尽我的一份不多的力量。”

在此前，我从未听说过在中国军队中担任军衔的大学生，“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几个世纪以来的谚语正好反映了中国人其实并不太看好参了军的小伙子们。

“部队里有很多你这样的人吗？”我询问道。

“是的，很多。”他向我保证说，“爱国主义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会有多大。学校和大学的学生们这几年一直保持着民族主义的警觉，也正是他们一直向政府施压反抗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目前我们的努力初显成效，我们的人民也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我们的国家免于此劫，我们就必须把民族的繁荣昌盛置于个人的雄心抱负之上。”

我很好奇他口中的“民族的繁荣”的觉悟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我边继续走边询问我遇到的士兵和小工们。

我问一个正靠在装满了干饭团的扁担旁休息的大汗淋漓的小工：“你们到底为了什么在抗争？”

“民族自救。”他的回答没有丝毫的犹豫。

“但是什么才是民族自救呢？”

他在他的脑海里仔细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小日本想要从我们手中夺走我们的家园，不过，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这问题对于他来说如此简单。他的家园正处于危难之中，如果他能拯救他的家园，他将和与他相似处境的人一起努力。在我行走中国的多年见闻中，我从不曾见过任何类似这样的事。我好奇是否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民族精神品质之高及程度之深。

从交通壕出来后我来到了一条环绕蔬菜园的小道。担夫们或是挑着用来煮饭的大米，或是成包的弹药缓步前行。还有一些受伤的士兵或是朝着同一方向缓缓挪步，或是靠在坟头前休息。头顶上，日本的炮弹试图轰炸一点五英里范围内的一个小村庄。让人吃惊的是，人们的耳朵根本没法适应这些炮弹的轰鸣声，也无从判断它们的攻击方向。这些飞机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即便他们轰炸的目标就是你。

在村子里，我找到了我同伴安置在土坯房里的厨房。当地的百姓已经被转移，把整个村子都留给了士兵。墙上的三个豁口就是并非所有的日本炮弹都能精准击中目标的最好证明。但是厨子看起来反而很平静。

“你们那儿的人都吃什么？”其中的一个厨子好奇地问。

“肉，土豆，豆子，玉米。”我说。

“不吃大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