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又称为ＧＮＨ。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

如果说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ＧＮＨ——Ｇ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国民幸福总值），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理人某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国民幸福指数最早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４０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

类似ＧＮＨ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ＧＤＰ”、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ＭＤＰ，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１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映出单一ＧＤＰ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中国的ＧＮ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２００５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１２７０美元。１９８０年以来，中国的ＧＤＰ以年均９３％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ＧＤＰ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２００３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ＧＤＰ的１５％，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０４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范荷文教授对中国３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１９９０年国民幸福指数为６６４（１１０标度），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７０８，但２００１年却下降到６６０。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指数的持续增加。

住房痛苦指数

住房痛苦指数指用来衡量住房经济困难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商品房的平均售价（平方米）人均月收入＝住房痛苦指数。从此计算公式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住房痛苦指数”与商品房的平均售价成正比，与人均年收入成反比。即：中国商品房的平均售价越高，则“住房痛苦指数”值越大；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越高，则“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值越小。

这个数字是一个变数，既可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比较。我们先来作纵向的比较。

例如，在２００５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１０４９３元，以此为基数，除以１２，可以算出月收入为８７４元，２００５年全国商品房的平均售价为２８２０元／平方米。于是，２００５年的“住房痛苦指数”即为：

住房痛苦指数＝２８２０（元）８７４（元）＝３２２

２００６年５月，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３１９９元／平方米，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９９７元（以上数字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报），因其为“上半年”，所以应×２，即为１１１９７元。以此为基数，除以１２，可以算出月收入为９３３元。于是，２００６年５月“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即为：

百姓住房痛苦指数＝３１９９元９３３元＝３４３

如此看来，２００６年５月“住房痛苦指数”比２００５年大幅上升了０２１。它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对楼市宏观调控失灵，“住房痛苦指数”支持国家采取进一步的、更有效的调控措施和金融政策。

再往前看，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２７５８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９４２２元。以此为基数，除以１２，可以算出月收入为７８５元。于是，２００４年５月“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即为：

住房痛苦指数＝２７５８（元）７８５（元）＝３５１

从以上数据看，在最近的３年中，２００４年的“百姓住房痛苦指数”为峰值。２００５年“百姓住房痛苦指数”比２００４年下降了０２９。这表明，２００５年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房改新政，对改善中国老百姓的住房状况是明显有效的。

这个指数存在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量化中国政府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市的影响评价体系，免得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随意评说，让人对中国房地产的运行状况莫衷一是，一头雾水。

当我们将“住房痛苦指数”作为一种人文指数，引入对中国房市的观察和度量时，你立即会发现，它居然是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架金色的天平，是观察和度量中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的“第一量具”的衡量器。

这个指数还可以分解成全国各地的“住房痛苦指数”。各地会有很大差异。它与简单的商品房价格上涨指数相比，在表达对不同城市宜居程度上更直观，更准确，有更强大的可比性。

我们再接着作横向的比较，即以中国的商品房价格与收入之比，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比：

一套标准住房，２００６年的标准售价为：７５（平方米）×３１９９（元）＝２３９９２５元。

２３９９２５（元）１１１９７（年收入）＝２１４２（年）

中国城镇居民需要花上２１４２年，才能买到这样一套标准住房。而且，其前提是，在这些年间通货膨胀率为零。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前提绝无可能。

如果一个２５岁（已到婚配年龄）的中国城镇居民，想要买到房子再结婚，得熬到４６岁。

如果使这个数字更具有可比性，我们可将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比较合理的房价收入比警戒线设定为１。

世界银行认为比较合理的房价与人均收入比是４６倍。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为５１。那么，“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即为：２１４２（年）５＝４２８

这个数字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中国住房痛苦（国际）指数”已高出世界银行为房价收入比所设定的警戒线的４２８倍。

中英“住房痛苦指数”比较

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

持“中国的房价应该高，与外国不能比”的观点者，其理论依据为，中国人多地少，土地短缺。那么只拿人口密度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英国。

英国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中国，为每平方公里２４７人，是中国人口密度的１７０％。中国平均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１３２人。这是一个并不高的，甚至是中等偏低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英国的“住房痛苦指数”大大高出中国的“住房痛苦指数”，是不足为怪的。

而英国２００３年的房价，普通地区为２００英镑／平方米（约合３８８美元／平方米），伦敦地区的房价要贵一些，约合４００６００英镑／平方米。一处４８０平方米的房产售价为１７万英镑，因此，英国的一般地区普通住宅售价约合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人民币／平方米；伦敦地区约合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人民币／平方米，或均价１０００美元／平方米。

２００３年英国人的人均收入为２８３３０美元，以此换算，月收入为２３６２美元。如此算来：

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３８８美元／平方米２３６２元美元＝０１６

这个数字说明，一个普通英国人的月均收入可以买到６２２平方米的商品房，而中国人３个月的月均收入还买不到１平方米的商品房，两者相差近２０倍。

中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

２００３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１０４９３元，除以１２，得出月均可支配收入为８７４元，全国平均房价为２８２０元／平方米。于是，２００３年中国的“百姓住房痛苦指数”即为：

中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２８２０元／平方米８７４元＝３２２

人口密度仅为英国人口密度７０％的中国，“住房痛苦指数”却高出英国人的“住房痛苦指数”整整２０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