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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作者:盛文林   |  字数:3510  |  更新时间:2016-07-18 09:49:19  |  分类:

儿童教育

生活中的许多决策涉及对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经济学家把这些调整称为边际变动。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来作出最优决策。

例如,假设一位朋友请教你,他应该在学校上多少年学。如果你给他用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生活方式与一个没有上完小学的人进行比较,他会抱怨这种比较无助于他的决策。你的朋友很可能已经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并要决定是否继续上学。为了作出这种决策,他需要知道,继续上学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和所花费的额外成本。通过比较这种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他就可以评价继续上学是否值得。

再举一个考虑边际量如何有助于作出决策的例子,考虑一个航空公司决定对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高的价格。假设一架200个座位的飞机横越国内飞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0万美元/200,即500美元。有人会得出结论:航空公司的票价决不应该低于500美元。

但航空公司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而增加利润。假设一架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10个空位。在登机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00美元买一张票。航空公司应该卖给他票吗?当然应该。如果飞机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虽然一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乘客将消费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汽水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钱大于边际成本,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

正如这些例子说明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作出更好的决策。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这项行动。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由于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作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收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例如,当苹果的价格上升时,人们就决定多吃梨少吃苹果,因为购买苹果的成本高了。同时,苹果园主决定雇佣更多工人并多摘苹果,因为出售苹果的收益也高了。

对设计公共政策的人来说,激励在决定行为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公共政策往往改变了私人行动的成本或收益。当决策者未能考虑到行为如何由于政策的原因而变化时,他们的政策就会产生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不想要的效果,考虑一下有关安全带和汽车安全的公共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有安全带的汽车很少,而现在所有的汽车都有安全带,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公共政策。60年代后期,拉尔夫·纳德尔(Ralph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引起公众对汽车安全的关注。国会的反应是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安全带成为所有新汽车的标准设备。

安全带的立法如何影响汽车安全呢?直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所有汽车都有安全带,更多的人系安全带,重大车祸发生时乘客存活的概率提高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安全带拯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安全带对安全的这种直接影响正是国会要求有安全带时的动机。

但是,要完全了解这个法律的影响就必须认识到,人们由于他们所面临的激励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行为是驾驶员开车时的速度和谨慎程度。缓慢而谨慎地开车是有代价的,因为这要耗费驾驶员的时间和精力。当决定谨慎开车的程度时,理性人要比较谨慎开车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当提高安全程度的收益高时,他们就会更慢、更谨慎地开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道路有冰时开车会比道路干净时更缓慢而谨慎。

现在来考虑安全带的法律如何改变了一个理性驾驶员的成本—收益计算。安全带降低了驾驶员的车祸代价,因为它们减少了伤亡的概率。因此,安全带的法律减少了缓慢而谨慎地开车的收益。人们对安全带的反应和对道路状况改善的反应一样——更快更放肆地开车。这样,安全带法律最终的结果是更多的车祸次数。

这个法律如何影响开车死亡的人数呢?系安全带的驾驶员在任何一次车祸中存活的可能性更大,但他们可能发现他们的车祸次数更多了。净效应是不确定的。此外,安全开车程度的下降对行人(以及没有系安全带的驾驶员)显然有不利的影响。他们会由于这一法律而有危险,因为他们很可能遇上了车祸而又没有安全带的保护。因此,安全带的法律倾向于增加行人死亡的数量。

乍一看,这种关于激励与安全带的讨论似乎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但是,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明了实际上汽车安全法有许多这类意想不到的影响。根据佩兹曼的观点,这些法律减少了每次车祸的死亡人数而增加了车祸的次数。净结果是驾驶员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佩兹曼对汽车安全的分析仅仅举出了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一般原理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研究的许多激励要比汽车安全法的激励更为直接。例如,没有一个人对向苹果征税会引起人们少买苹果的事感到惊讶。然而,正如安全带的例子所说明的,政策有时也会有事先并不明显的影响。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不仅应该考虑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激励发生作用的间接影响。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它就将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也许你在新闻中听到过,在世界经济中日本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这是真的,因为美国和日本企业生产许多相同的产品。福特公司和丰田公司在汽车市场上争夺同样的顾客。康柏公司和东芝公司在个人电脑市场上争夺同样的顾客。

但在思考国家之间的竞争时,这种想法很容易成为误导。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并不像许多体育比赛结果一样,一方赢而另一方输。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两个国家的状况都变得更好。

为了说明原因,我们考虑贸易如何影响你的家庭。当你的一个家庭成员找工作时要与也在找工作的其他家庭成员竞争。当购物时,大家也相互竞争,因为每个家庭都想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最好的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生活中每个家庭都在与其他家庭竞争。

尽管有这种竞争,但把你的家庭与其他家庭隔绝开来并不会过得更好。因为你的家庭必须自己种粮食,自己做衣服,自己盖房子住。显然,你的家庭并不需要这样做。无论是在耕种、做衣服或盖房子方面,贸易使每个人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价格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

国家和家庭一样也从相互交易的能力中获益。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在世界经济中的伙伴。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可能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共产主义国家运行的前提是,政府的中央计划者能在最正确的位置上指导经济活动。这些计划者决定生产什么物品与提供何种劳务,生产多少,以及谁来生产和消费这些物品与劳务。支撑中央计划的理论是,只有政府才能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

现在大部分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制度,并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企业决定雇佣谁和生产什么。家庭决定为哪家企业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买什么。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个人利益引导着他们的决策。

乍一看,市场经济的成功是一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社会混乱。但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场结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释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当你学习经济学时,你将会知道,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用来指引经济活动的工具。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由于家庭和企业在决定购买什么和出卖什么时关注价格,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地考虑到了他们行动的社会收益与成本。结果,价格指引这些个别决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

关于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经济活动中的技巧有一个重要推论:当政府阻止价格根据供求自发地调整时,它就限制了看不见的手协调组成经济的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能力。这个推论解释了为什么税收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税收扭曲了价格,从而扭曲了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这个推论还解释了租金控制这类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伤害。而且,这个推论也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共产主义国家中,价格不是在市场上决定的,而是由中央计划者指定。这些计划者缺乏那种在价格对市场力量自由地作出反应时反映在价格中的信息。中央计划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在管理经济时把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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