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得到阐发。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由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的做法，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１７１８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道德经济学与儒商的兴起，就如欧洲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带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同样，儒家的现代化改革带来的是有社会责任和伦理约束的现代化后工业文明；因而，儒家在新经济时代具有新的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意义。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就是说，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尽管当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富国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门有若（公元前５１８？）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大量财富。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赋税思想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管仲相齐时，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坏差别征以不同的税额，体现了使纳税者负担公平的原则。儒家在赋税问题上主张“薄税敛”，即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但荀况不是像孔丘、孟轲那样主张恢复“藉田以力”的“公田”制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追随管仲的思想，认为“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张“等赋”，即按田地优劣制定赋税的等差。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平价思想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周礼一书很注意对市场、物价进行管理的问题，提到当时官职中有司市、贾师掌握“平市”、“均市”、“成价”、“恒价”等事。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管子的轻重篇，则从货币流通量影响物价的角度，提出国家可利用收缩或投放货币的政策来平抑物价和积蓄重要物资，同时也可用来作为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活动的手段。汉武帝时，桑弘羊实行的平准、均输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价。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

奢俭思想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其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对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公元９８９１０５２年）和明代陆楫都有所阐发。陆楫明确反对禁奢，认为扩大消费是改善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这种学说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提出来的。

经济学基本原理

人们面临交替关系

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件东西，通常就不得不放弃另一件东西。作出决策要求我们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必须有所取舍。

我们考虑一个学生必须决定如何分配他的最宝贵的资源——时间。他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经济学，或者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心理学；他也可以把时间平均分配在这两个学科上。他把某一个小时用于学习一门课时，他就必须放弃学习另一门课的一小时。

还可以考虑父母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家庭收入。他们可以购买食物、衣服，或全家度假。或者他们也可以为退休或孩子的大学教育储蓄一部分收入。当他们选择把一美元用于茶时，他们在其他地方上就要少花一美元。

当人们组成社会时，就面临各种不同的交替关系。典型的交替关系是“大炮与黄油”之间的交替。我们把更多的钱用于国防以保卫我们的领土免受外国入侵（大炮）时，我们能用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个人物品的消费（黄油）就少了。在现代社会里，同样重要的是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交替关系。要求企业减少污染的法律增加了生产物品与劳务的成本。由于成本高，结果这些企业赚的利润少了，支付的工资低了，收取的价格高了，或者是这三种结果的某种结合。因此，尽管污染管制给予我们的好处是更清洁的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健康水平提高，但其代价是企业所有者、工人和消费者的收入减少。

社会面临的另一种交替关系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交替。效率是指社会能从某些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平等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在设计政府政策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

我们来考虑目的在于实现更平等地分配经济福利的政策。某些政策，例如，福利制度或失业保障，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而另一些政策，例如，个人所得税，是要求收入达到某种程度的部分人对政府的支持比其他人更多。虽然这些政策对实现更大的平等有好处，但它以降低效率为代价。当政府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时，就减少了对辛勤工作的奖励；结果，人们工作少了，生产的物品与劳务也少了。换句话说，当政府想要把经济蛋糕切为更均等的小块时，这块蛋糕也就变小了。

认识到人们面临交替关系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将会或应该作出什么决策。一个学生不应该仅仅由于要增加用于学习经济学的时间而放弃心理学的学习。社会不应该仅仅由于环境控制降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再保护环境。也不应该仅仅由于帮助穷人扭曲了工作激励而忽视他们。然而，认识到生活中的交替关系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只有了解他们可以得到的选择，才能作出良好的决策。

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

由于人们面临着交替关系，所以，作出决策就要比较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是那么明显。

例如，考虑是否上大学的决策。收益是使知识丰富和一生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成本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想到把你用于学费、书籍、住房和伙食的钱加总起来。但这种总和并不真正地代表你上一年大学所放弃的东西。

这个答案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包括的某些东西并不是上大学的真正成本。即使你离开了学校，你也需要有睡觉的地方，要吃东西。只有在大学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贵时，贵的这一部分才是上学的成本。实际上，大学的住宿与伙食费可能还低于你离开学校生活时所支付的房租与食物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住宿与伙食费的节省是上大学的收益。

这种成本计算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忽略了上大学最大的成本——你的时间。当你把一年的时间用于听课、读书和写文章时，你就不能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为上学而放弃的工资是他们受教育的最大单项成本。

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当作出任何一项决策，例如，是否上大学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动而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那些正处于上大学年龄的运动员从事职业运动就能赚很多钱，他们深深认识到，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极高。他们往往认为不值得花费这种成本来获得上大学的收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