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据晋书·卷五十一可知原书十三篇。竹书纪年是编年体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自西晋时期出土以后，竹书纪年有先后经历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宋明时期的今本，清代的古本。原文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

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

由于竹简散乱，而战国文字当时已经不能尽识，因此争议很大。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奉命考正竹简，以定众议。但是八王夺位，永嘉之乱爆发。卫恒被杀害。其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遂有考正本竹书纪年，又称“卫束本”。考正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安釐王，汲郡所盗墓冢应该是魏安釐王的。永嘉之乱后，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传世。隋书·经籍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或是后人据此两种本子所作的校记。

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散佚无存。宋代目录书，诸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其春秋战国部分以周王室纪年记事，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南宋初年，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据此推断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年出现。

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是为古本竹书纪年。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进一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１９８１年，方诗铭综合清代朱、王、范三家著述，重加编次，广为搜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传统正史记载不同处，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起，一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者司马光（公元１０１９年—１０８６年），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奉敕编司马光

撰资治通鉴上，共费时十九年。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公元１０７１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在这段悠游的岁月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了这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共记载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历经十九年编辑完成。该书详近略远，隋唐五代三百七十一年，占全书的４０％，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二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４０３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前后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史评

史通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刘知几（公元６６１年—７２１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兄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于文学。他二十岁时中进士，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７０８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公元７１０年），史通撰成。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

史通共二十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内篇有三十九篇，外篇有十三篇，合计五十二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三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四十九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

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十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