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史

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９９０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９４７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４５３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关于国语的作者是谁，自古至今学界多有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形成定论。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开始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

直到现在，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的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国语共有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三十三卷，约十二万字。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定名为战国策。

到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１９７３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二十七篇，其中十一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战国策共三十三卷，其中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四百九十七篇。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４９０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２２１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地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历来为研究者们所称赞，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杂史

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又名周穆王游行记，是西周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西晋初年（太康二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竹简长二尺四寸（古尺），每简四十字，用墨书写。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由荀勖校订全书六卷。

穆天子传初经荀勖校分五篇，东晋郭璞注此书时，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为六卷，这是古本。今本乃宋人修编，相较古本有所残缺。周穆王西游在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史记中均有记载。虽然穆天子传在文字上可能有些夸张，有些神话传说的内容杂入，但基本事实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在地理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不能抹杀。

穆天子传是一部记录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著作，书中详载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率师南征北战的盛况，有日月可寻。名为传，实际上属于编年，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同。所以，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起居注门。

关于穆天子传的真伪问题，几经争辩，仍是个不解之谜。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周穆王姬满西游，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旅行探险活动。姬满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穆天子传则是我国最早的游记。

六卷穆天子传，前四卷记述姬满的西方远游，自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又北行一千余千米，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回国时走天山北路。这是我国东西陆路交通史上的大事，周穆王姬满是我国旅游的开拓者。五、六两卷，则叙述姬满两次向东的旅游经历。穆天子西游时，与沿途各民族进行频繁的物资交流，如：珠泽人“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黄金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物资交换的规模、方式、品种。

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

穆天子传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传说虽不尽可信，但此书为丰富人们的西北地理知识，拓展人们的视野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地形的描述和沙漠中的游人用牲畜血解渴的记载，也都有它的地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