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
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发展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民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既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见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明清之际的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清朝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笼络知识分子，大量地编书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为其统治服务。不少学者钻进考据圈子里去。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但当时史学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论理，考史之功虽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代表，而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近代前期面对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民族危机，近代学者及史学家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等思想武器，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国史，兴起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寻求反抗侵略、变法图强的办法。有些学者深感民族危机，注意研究边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这时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唐才常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但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和革命，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这时的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活动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旧史学已日益受到冲击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活跃起来。
旧史学指编撰史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仍属陈旧格调，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学。如仍然编纂清朝实录，甚至入民国后在编修清史稿时，借歌颂“大清”，诋毁革命。这种史学，在“五四”以后仍未完全绝迹。
新史学主要指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三四十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