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足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所包含的儒家思想的史料相当丰富。如果研究早期的儒家思想，需要读论语，而如果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读礼记了。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则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从礼记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儒家对人生的一系列的见解和态度。王制、礼运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礼运展示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

礼记有不少篇章是讲修身作人的，像大学、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资料。专讲教育理论的学记，专讲音乐理论的乐记，至今仍然有研读的价值。

曲礼、少仪、内则等篇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贵族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相处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些细节极为繁琐、迂腐、呆板、缺乏生气，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借鉴的。读了这些篇章，我们可以知道，说中国是个文明礼义之邦，绝不只是个空泛的赞语。

礼记中关于丧祭之类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类文字有四大特点：琐碎、枯燥、难懂、远离今天的生活。可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宗法制度的人们来说，实在是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对仪礼·丧服的补充和说明。

礼记中还有不少专篇是探讨制礼深义的。这类文章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举例来说，昏义是解释昏礼制定意义的专篇。一开始就解释为什么要重视婚礼，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长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礼节。从而得知，结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因为结婚更是家族中的一件庄重的事，而不只是个人的美事。

此外，儒家对各种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等等都有一套解释，也都在礼记中有所体现。显然，研究这些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生动的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这是传统的说法。

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是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且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辑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经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者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礼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地得到了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士，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近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而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而没有仪礼。于是仪礼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秩序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四十九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十七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