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书经又称尚书、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

尚书记载的内容，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它的内容可分为典、训、诰、誓、命等部分。尚书是孔子收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献后分门别类，从所得的三千多篇中，删削选择了一百二十篇，然后成书的。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在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郡的伏生。伏生本来是秦代的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尚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但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抄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的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到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为谋求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也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是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殆尽了。

到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到“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现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了十六篇；这被称为古文尚书。

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书经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自汉以来，书经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书经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书经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到书经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书经。

书经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三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

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的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代蔡沈的书集传，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