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者:盛文林   |  字数:4466  |  更新时间:2016-07-15 16:47:25  |  分类:

儿童教育

概述

经学本来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后,成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

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十三部经典著作。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前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了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焚烧咸阳,使得大量先秦的典籍被焚毁。致使“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乎未能幸免于难。

西汉兴起之初,汉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二帝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的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以及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暴秦时期冒险隐藏的典籍献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在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拆毁孔子旧宅,结果意外地从旧宅墙中发现了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这批古典文献都收入了当时的皇家图书馆——“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拆老屋时得到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字书写的,与当时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的差异,此后被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改变原有的博士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从此儒学独尊,由于“六经”中的乐已无书,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的地位远超出一般典籍之上,成为崇高无比的法定经典,也成为了士子们必读的经典。

此后,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发展的后果是谶纬泛滥,再加上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邹鲁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地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经学由汉而唐,有古今文学,郑学、王学,南学、北学之争。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的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的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是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

宋代理学兴起,自晁迥之后,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著作,因此成为超越“五经”地位的著作。

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就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

另外一部分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通过实施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手段对士人进行思想控制,致使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实学与考据路线特别发达。清末基于时代的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两广总督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收七十三家,记书一百八十八种,凡一千四百卷。此书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

进入民国后,由于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经学思想,两者的冲击之中,产生了诸多主张,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学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但仍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面西化的路线争执。胡适就曾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胡适把诗经之类当成文学作品,而不再作为经典。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逐渐下降,于是经学逐渐式微。

此外还必须要提到新儒学。新儒学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广义的近现代新儒学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狭义的近现代新儒学,则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五四运动后梁溯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儒学研究。

目前一般认为,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人物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人物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人物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

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按“键盘左键←”返回上一章   按“键盘右键→”进入下一章   按“空格键”向下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