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教育·科举·官制

教育·科举·官制

官学

我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教育起源与学校产生较早的国家。据古籍记载，董仲舒认为在五帝时代，我国已有名为“成均”的学校，现在看来只能视为有关学校萌芽的传说。我国正式的学校，则产生于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的夏朝。

夏朝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庠，是养老与教育兼施的机构；序，则有明显的武士教育的特点；校，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军体性教育机构。

商代的学校除“庠”、“序”之外，又增加了“学”和“瞽宗”。“学”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学校教育成型的标志，“瞽宗”，设有专职的教师，是传授礼乐，造就士子的专门机构。商朝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教育内容以宗教和军事为主，还要进行读、写、算的教学。

西周教育集前代之大成，初步具有了学制系统。分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为中央官学，乡学为地方官学。国学分大学与小学两级。乡学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只设一级。西周官学划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种类型，影响深远。大学分为五学，即所谓“成均，上庠、辟雍、东序、瞽宗”；五学并举之规模，在世界教育史居领先地位。

秦朝实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造成学校教育的倒退和逆转。汉武帝时创立太学，标志着我国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官学有大学性质的太学，有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相当于文艺专科学院）、四姓小侯学（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等。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郡国设立的，中学性质）、校（道邑设立的，中学性质）、庠（乡设立的，小学性质）、序（聚设立的，小学性质），其程度已有高低之分。

我国封建官学制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古代官学不仅依行政所属可以分为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而且依学校的性质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专修儒经的学校，如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等。有专科学校，如直属国子监管辖的律学、算学、书学是大学性质的专科学校，太医署所辖医学校，太卜署所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所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太卜寺所辖的兽医学校等，均属职官性的专科学校，地方府州大学中，也设立了医学科，在普通学校中开设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称为实科学校。在欧洲，直到l7、18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出现这类学校。而我们国家，早于欧洲一千年，在唐朝就创立了实科学校，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还有特殊学校，如弘文馆，以详尽图籍教授学生，崇文馆，以经籍图书教授学生。总之，多种形式办学，是唐代官学一大特点。

封建官学随着社会的前进，曲折地发展着。宋朝官学对学生入学资格有所放宽，明朝国子学的教育对象更为扩大。宋代增设武学与画学，学校类型不断增加，唐代以后，官学的教学内容不断增加，南宋到清代，《四书》已成为重要的教材，史学与文学内容也有所增加。

明朝中叶以后，封建制度进入了衰败没落阶段，封建官学制度则沦为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曾遭到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的抨击。至近代，革命的洪流，终于将封建官学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使我国教育进入了新阶段——私学

古代私学源远流长，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已见端倪。私学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则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

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是私学的初创阶段，成就最大的是儒家，其次是墨家。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伟人。其门生弟子多继承他开创的事业，私人讲学授徒。子夏办学颇有成就，所培养的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皆“为王者师”。孟轲所办私学也盛况空前，“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墨子·公输》中，墨子自称有弟子三百人。墨家私学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其纪律严格，弟子为义战而死，视死如归。

战国中期，诸子蜂起，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之学，大大丰富了我国私学的内容。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私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程度而言，可分两级。蒙养教学与经师讲学，前者相当于中、小学，后者相当于大学。就主要形式而言，可分三种：经师讲学、蒙养教学和家学传授。

汉代经师讲学之风很盛，东汉更为兴旺发达，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两汉私学门下，有不少著名的大师，马融、郑玄等即为最有名者，他们的弟子常有数百上千人。郑玄是一位极负盛誉的教育家，他在战乱中，从教20余年，及门弟子不下数千，著录弟子万人。等他死时，“自郡守以下受业者，缭缓赴会千余人”。黟从郑玄的生平可见汉代私学之一斑。

隋唐之际官学繁荣，私学也颇发达，隋朝大儒王通，为著名的私人讲学者。宋代私人教学极为发达，著名讲学者有孙明复、胡安定、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等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以救国仁民为宗旨，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讲学授徒。

封建官学制度中，一般不包括蒙养教学，此项教育任务，多由民间私学承担。汉代蒙学名曰“书馆”；其师称为“书师”。唐代蒙学亦有村校之称。蒙养教学至宋代日益完备。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学教本为“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宋元蒙养教学之所，有乡校，家塾、冬学等名称，设置普遍，据称“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宋代蒙学十分重视学诗作对。据古籍记载，宋代诗人苏轼曾测试过一农村蒙学八岁小童孙仲益。苏轼出题曰：“衡茅稚子璠玙器”，孙仲益立刻对曰：“翰苑仙人锦绣肠”，苏轼大加赞赏。这一轶事，反映了宋代蒙学学诗作对的水平。

明代蒙学分家塾（私立的），义学（地方宗族公立的）、社学（官办与公助结合的）三类。清代蒙学亦分三类：一类称教馆或坐馆，这是有钱人聘请教师在家教读子弟的蒙学；二类称家塾或私塾，这是教师私人在家教授生徒的蒙学；三类称义学或义塾，这是地方宗族设置的蒙学。

家学传授，是古代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卜筮之术与史学，是最古老的家学传授内容。后来，百工技艺，无专门传授之所，则以家传为主。经学昌盛之后，也成为家学的重要内容。历代经师，大多都受家学的影响。科学、文学、艺术，在古代也常通过家学传授相承、发展。

总之，经师讲学、蒙养教学、家学传授，这是我国古代私学的主要形式。

书院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

书院的名称始见于唐代，不过那时的书院只是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关，只能看作是书院的雏形。

北宋初年，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由私人读书治学之所发展为聚徒讲学的白鹿洞书院。以白鹿洞书院为起点，各地相继建立了许多所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书院，为书院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宋初有六大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湖南岳麓山抱黄洞下）、应天府书院（河南商丘县城西北隅）、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茅山书院（江宁府三茅山）。

南宋是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据统计，宋代共建书院一百七十三所，其中北宋建三十七所，南宋建达一百三十六所。南宋书院的发达，发轫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他亲自为书院确定方针，建立制度，置田建屋，延请名师，充实图书，并与学生质疑问难。

元代统治者奖励增设学校和书院，据统计，元代新建书院一百四十三所，兴复六十五所，改建十九所，合计二百二十七所。

明代的书院是由衰而兴的。明成化（公元1465～1487年）之后，书院才渐兴起，至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达到极盛。据统计，明代书院达一千二百多所，建于嘉靖八年间为最多。对明代书院由衰到兴发生重大影响的是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的讲学活动。王守仁既是朝廷重要官员，又是学者，他热心提倡书院，从四十岁到逝世前，五十五年间无日不授徒，无日不讲学，所到之处，必建书院。

清初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曾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令各省在省会各设书院一所，清代书院后来发展到两千余所，其数量大大超过前代，不过这时多数书院已和官学无大区别。清代书院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继明代书院的余绪，以讲求理学为主；第二类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第三类是以考课为主，是科举的预备场所；第四类是清末出现的学习经史兼习自然科学和工商诸科的书院，这类书院是近代新式学堂的先驱。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八月，清廷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将书院改为学堂，于省城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

中国古代的书院，不仅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先后传至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至今在这些国家仍有不少书院。

六艺

六艺之说有二：（一）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二）六艺即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也。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艺”为“艺能”之意。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包含政治、道德、爱国主义、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的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书法；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其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而逐步完善。

“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和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及学科的程度而教育有所别。“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当时，庶民子弟只给予“小艺”的教育，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过程。“六艺”服务于阶级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也是科举考试的范围和核心内容。

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

许多人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那只是古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其中的一个篇章。《儒林外史》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文人追逐名利的各种丑态，抨击了腐朽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建立在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这是一种通过逐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这种制度刚刚诞生时，还是有一定生命力的，比起以前的选拔人才制度来，还是进步的。在此以前，选拔人才不经过考试，靠推荐，叫作“九品中正制”。三国时代，曹操比较重视人才，他提倡“唯才是举”，选拔和任用了一批确有真才实学的文臣武将。他的儿子曹丕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让各郡推选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的士人，根据才能分别评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这叫作“九品官人法”。这个时期，还能做到曹操用人一贯主张的“不计门第”的原则。到了曹芳时，司马懿当政，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的人，选取人才把“家世”放在重要位置。从此，九品中正制就变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推荐者都是豪门贵族，中小地主很难被推荐，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推荐制失败了，因为推荐的是门第而不是贤才。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隋炀帝时开设进士科，通过考试分科选拔官吏，叫作分科取士，也称为科举制度。唐代除进士科外，还设置了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还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对科举制度做了发展。她亲自殿试并发明了密封考卷的办法，防止考官徇私舞弊。武则天还首创了武举制度，注意选拔军事人才。

在科举制度中，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称为制科。常设的是进士科，这是选拔官吏的最重要的一科。

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不能统而论之。唐代以诗文取士，因此诗风很盛；宋代用经义取士，所以理学盛行。明清则以八股文取士，即用四书、五经上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必须写八段，起承转合必须写几句。文章的主题是为圣人立言，也就是给四书、五经做说明，而解释又必须依据宋代理学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八股文就是如此地机械，诸多条条框框把读书人的头脑束缚得死死的。八股文考不出真才实学。在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在科举场上都是失意者，像著名小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等。八股文进一步加剧了科举制度的衰落和灭亡。

清代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社会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

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

在明朝时，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

乡试在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会试在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古代的武举

我国古代的科举，历来分文科和武科。文科的科举开始于公元607年（隋文帝大业三年），废除于公元1905年（清代光绪三十一年）。武科的科举称为武举，是唐代武则天称帝后十二年（公元702年）开始的。武则天十分重视选拔人才，亲自考试贡生，令九品以上官和百姓可以自行举荐。

武举由掌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的兵部主管。凡是练习武艺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考试的项目主要是射箭、马枪、气力等项。例如气力中的负重一项，规定考生须“负米五斛（古代十斗为一斛），行二十步”，达到这个标准才算合格。武则天通过严格的考试，广选武举人，使他们成为军队的骨干力量。

宋代的武举考试，先考骑射的技艺，然后考策略，决定去留，并考弓箭射击，比试高下。

明代的武举考试，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起，每三至六年举行一次，先考策略，后考弓马。

清代的武举会试由兵部主持，外场试骑射、步射、弓、刀、石，内场试《武经》，由外场中试者参加内场考试。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废除武举。

武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考试制度，从应运而生到不合时宜而废，总共延续了1199年。

任官称谓

“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降常用以下词语：

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如《《指南录》》后序中的“于是辞相印不拜”，就是没有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去就职。

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一句中的“除”，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

擢。提升官职，如《战国策·燕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为易于区分，人们常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

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

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国语》：“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如《张衡传》：“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爵、勋、品、阶

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表示职官等级的有爵、勋、品、阶等数种。

爵，一般称爵位，是表示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的一种尊号，多根据血缘亲疏或功劳大小来授给，长期不变，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世袭。

封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五等”，说明先秦就开始封爵了。汉代封爵实际上只有王侯二等，同姓王称王，异性王称列侯。汉武帝以后，诸侯王在王国境内分封庶子称为王子侯。三国以后，除同姓封王外，异姓一般封为公、侯、伯、子、男。

晋代以后，爵号加“开国”字样以示尊贵，不加“开国”的称为“散爵”，如唐代有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等。

勋，通称勋官，是为奖赏有功人员所定的称号。其始创于北周，本以奖励作战有功的战士，后渐及朝官。至唐定制，共十二转，转多为贵，受勋者即称勋官。十二转的称号是：上柱国（十二转，视正二品，以下按自多至少顺序）、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明代文勋十级，武勋十二级。清代勋官合并于爵位。

品，是指官的等级。汉代是以禄石多少作为官位高低的标志。魏晋时官职分九品，即从第一品到第九品，共分九等；北魏时每品又各分正、从，从第四品起正、从品又各分上、下阶，共为三十等。如正第四品上阶、正第四品下阶，从第四品上阶、从第四品下阶等。唐宋时期，文职与北魏相同，武职自三品起分上、下。明清加以简化，九品只分正、从，共十八级。如清代的知府是从四品，知县是正七品。隋代自九品至一品官，称为流内，不入九品的称为流外。流外亦有品级，明清则总称未入流，不分品级。

阶，即阶官，又称散官，宋朝称寄禄官，是表示官员实际等级的阶位和称号。汉代以前，担任某种职务的人享受某一等级的待遇是固定的。魏晋以后，有些官称并无实际职务，如光禄大夫、中散大夫和一些散号将军，授予年老有病的旧臣或有一定勋劳的人，只作为领取俸禄和享受某种礼遇的依据，而不负实际责任，这样的官叫做教官。唐代把前代散官的名号加以整理和补充，并重新规定品级，作为标志官员身份级别的称号，称为阶，这种有品级的散官被称为阶官。宋、元、明、清都有阶官，不过名称和品级不尽相同。唐宋时阶官（散官）品级高于职事官（有实际职务的官）时，则在职事官上加“行”字，低于则加“守”字，低二品者则加“试”字。

三公

中国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三公在不同朝代的设置或叫法是不一样的，下面简述如下：

周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

秦始皇为了把全国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他创立了一套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制度。皇帝之下，有管政务的左右丞相，管军事的太尉和管文书、监察的御史大夫，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九卿”，分管财政、税收、司法、宗庙礼仪、皇室内部事务等。

西汉初承秦制，设置三公。汉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以取代太尉之职。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春，汉武帝驾崩，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受汉武帝遗诏，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共同执掌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三公中的丞相地位急剧下滑。“汉哀帝元寿二年，置太傅，位在三公上；平帝元始元年置太师、太保，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其后或废或置，大抵无所统职。”

西汉末至东汉初，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司马，又置太尉，以太仆赵熹为之，而与司徒、司空为三公。汉献帝初，刘虞、李傕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二职始两置矣，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汉制，三公府分部九卿，太尉所部太常、卫尉、光禄三卿。汉献帝建安十三年，省三公官，置丞相。魏初又置，而兼置大司马，大司马一般由大将军升迁而来。

三国时期，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将太师、太傅、太保特称三师，以正其名。不是道德崇重的人则不居其位，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置，故后世历代多以为赠官。太傅、大司马、大将军为上公，位在三公之上。其中太傅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一般为虚职，大司马和大将军掌实权。吴设丞相、大司马（另有左、右大司马）、上大将军，其中上大将军位在大将军之上，大司马之下。

晋以相国、丞相与八公为诸公官。《通典》卷二《职官二》“三公总叙”条说：“后魏以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上公也。大司马、大将军谓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历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并为三公，置府僚。

隋唐置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正一品。《唐六典》载：“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然周、汉以来，代存其任。自隋文帝罢三公府僚，皇朝因之，其或亲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耳。”

北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至宋徽宗，依三代旧制，改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罢司徒、司空、太尉。

至此，后世历代皆以太师（为辅弼国君之官，亦指太子太师）、太傅（为辅弼天子之官，西汉起称为太子太傅）、太保（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亦指太子太保）为三公。三公多为虚衔，特别是在明仁宗之后，三公皆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

九卿

“卿”为官名，始于周，列国仿置，是中央政务大臣。因其贵重，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习惯以“九”为常数，选择中央重要行政机关首长尊称为“九卿”，突出他们的地位。

周曾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前三卿专辅天子；后六卿分管政务，按其次序，相当于后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

秦以奉常（掌礼仪祭祀）、郎中令（掌宫外警卫）、卫尉（掌宫内警卫）、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刑狱）、典客（掌内外客使）、宗正（掌皇族谱籍）、治粟内史（掌盐铁钱谷）、少府（掌皇帝财产），这些机关首长为九卿。

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卿，即中央各机关的总称。东汉时九卿属三司（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多进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随事为员。

北齐改廷尉为大理，少府为太府，合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鸿胪、司农，称之为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员。自古“九卿”同“九寺”，但正式将“九寺”与官职连用则始于北齐。

隋唐九寺与北齐同，即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宋九寺与唐同，惟光禄寺因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为崇禄寺。

魏晋南北朝以后，设尚书分主各部行政，九卿专掌一部分事务，职位较轻。

明清有大小九卿之别。明之大九卿为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小九卿为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尚宝寺卿。

清代皇帝的谕旨中常以六部九卿并提，可见不把六部计算在九卿之内。九卿究竟指哪些官，说法不一致。其小九卿则指宗人府丞、詹事、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国子祭酒、顺天府尹、左右春坊庶子。

古代官职

【宰相】“宰”与“相”，古时本为二职。“宰”原为主膳馐之官，史称殷商始置“太宰”。虽然主职为酒食，但因古时特别重视宗教仪式，祭祀典礼是国家大事，故“宰”作为主持祭祀之官很受尊崇，于是进而得赞国政。周代太宰之下，有小宰、宰夫为属官。“相”原为宾赞之官，史称舜举十六相宾于四门，担任传导威仪之事；周代诸侯朝聘宴享时，亦以“相”为辅导行礼官。由于当时非常重礼节，“相”是一重要职位，有时难免与闻政事，于是渐由相礼之官，转为掌理国政之官。一般认为，这种以掌理国政为职的“相”的正式出现，是在春秋时代。至战国时又有丞相、相国之称。汉代袭用丞相、相国之名，而一般又通称宰相，意指君主的最高幕僚，百官的首长。

【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

【翰林】翰林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置翰林院，内设有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后来又称翰林学士，为文学侍从之官，到唐德宗以后，职掌机要文书，管理书写皇帝的命令，但他们不是通过考试取得的，也不是正规的朝官。宋代进一步抬高了翰林学士的地位，设立翰林学士院，当实际掌政事堂（中书门下）枢密院居平等地位。翰林学士知制诰即以代皇帝撰文告为专职，有的称“承旨”。冠翰林之名而不属学士院的，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这些所谓经筵官，以在皇帝左右进进书史为职。皇帝很需要收罗这批饱学之士作为“智囊”，故备加恩宠。此后，凡执政大臣，多授予某某殿大学士的荣誉衔，以表示尊崇。明代的翰林是从进士中选拔的，他们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成了正规的朝官。清代翰林院以大学士为掌院学士，其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如《荆轲刺秦王》：“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此指宫廷侍卫。《张衡传》“公车特征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名。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明清时指县长。

【尹】战国时楚国令尹的助手有左尹、右尹，左尹地位略高于右尹。又为古代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

【太仆寺卿】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隋唐时是州郡太守（刺史）的属官。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

【太守】参见“刺史”条。又称“郡守”、“知府”、“知州”，州郡最高行政长官。

【总督】是管辖一省或数省军政的地方最高长官，这个职称起于明朝。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常设两广总督以后，才开始了正规的跨省总督制。但明代的总督，主要负责军务和粮饷，还不是固定的职务。但从此总督职权日益扩大，兼掌民政，实际上逐渐成为地方军政首长。清康熙以后，总督成了正式的封疆大臣，品级为一品，军政民刑都管。其时全国共设直隶、四川、两江、湖广、闽浙、两广、云贵、陕甘八员总督。

【都督】自汉末开始设置，三国时有“都督诸州军事”，周瑜，就是吴国的都督。都督一职，在汉设置时，主要指领兵打仗的将帅，一般不理民事。魏晋以后，有些都督往往兼任驻地的刺史，这样就总揽了军政大权，形成了“军管”。唐代各州都设都督，大都成为当辖区的军政总首长，往往会形成“割据”的独立王国。

【提督】主要是在清朝成为要职。有两种提督，一种是提督学政，各省一人，掌学校政令，负责岁、科考试，考察师生的优劣，又称为学政、学台。凡全省大事，他有权和督、抚一起参加讨论。另一种提督，即提督军务总兵官，负责一个省的军务。他是从一品，和总督同，比巡抚、藩台、臬台的品级还高。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又称“知县”。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

古代官署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

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太常寺】掌宗庙礼仪等事。太常，秦称奉常，西汉改太常。惠帝又改奉常。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改定为太常。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常、太史、太卜、太医六令及丞，博士及诸陵园也受其管辖。北齐以太常寺为官署名，卿与少卿为主官。北周称大宗伯。隋以后一般均为寺与卿、少卿，惟元初循旧制，后改太常礼仪院，设院使。太常寺所辖机构，自南朝梁起，逐渐增加，隋太常寺辖郊社、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十一署，数目最多。管辖范围则有所缩小。太史令在北齐尚属太常，至隋必属秘书省。以后各朝，天文历法之官均单独设置。国子博士本属太常，隋开皇中也不再隶属。唐太常寺略依隋制，而废衣冠署，并清商、鼓吹为一署。宋太常寺仅统太医局、大晟府等，机构缩减，廪牺的职能划归光禄寺。元太常礼仪院有太庙、郊祀、社稷、太乐四署，而太史、太医均为院，与太常并列。明太常除天地坛、诸陵有祠祭署外，一再分署，惟增设提督四夷馆，为前代所无。清无该馆，余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并入礼部。

【鸿胪寺】汉九卿中的大鸿胪，东汉后主赞襄礼仪。南朝梁始以署为鸿胪寺，官为鸿胪卿。北齐设卿、少卿各一人。隋开皇时一度废入太常，十三年（公元593年）复置。唐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宋沿置。南宋并入礼部。金、元不置。明、清又置。明分司仪、司宾二署，凡朝会、宾客、吉凶仪礼，无所不管。清不分署，所掌惟朝会、宾飨赞相礼仪，设官则在卿之上，另有管理寺事大臣，由礼部满洲尚书兼任。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一度并入礼部，旋复旧。三十二年，再次并归礼部，遂废。

【大理寺】古代的最高法庭。秦、汉以廷尉主刑狱，审核各地疑狱重案。西汉景帝、哀帝，东汉末献帝、南朝梁武帝四次改为大理，均仍复旧。北齐定制，以大理寺为官署名，大理寺卿为官名。隋以后沿用。大理之意：古谓掌刑曰土，又曰理。汉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大理寺所断之案，须报刑部审批。凡遇重大案件，唐制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明、清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会审，称三法司。决狱之权三在刑部，但大理寺不同意时，可上奏也裁。大理寺卿官秩，隋初为正三品，炀帝改从三品，唐同。明、清均正三品。可参与朝廷大政会议。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一度并入刑部，旋复旧。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改为大理院。

【光禄寺】汉九卿中有光禄勋。魏、晋、南朝宋、齐及北魏均同。南朝梁、陈称光禄卿。北齐始区别官署名与官名，以光禄寺为署名，卿与少卿为主官名。以后除辽以避太宗讳（耶律德光）改崇禄寺，金不设，南宋并入礼部，其余各代均沿设。北齐领守宫、太官、宫门、供府、肴藏、清漳、华林诸署及东园局。隋领太官、肴藏、良酝、掌醢四署。唐改肴藏名为珍羞，余同。宋除太官令外，有内酒坊、油醋库等机构。元掌起过米麴等事，领尚饮、尚酝局等，隶宣徽院。明、清领署同唐，惟“太官”作“大官”。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并入礼部。

【太仆寺】秦、汉九卿中有太仆，为掌车马之官。历代沿置。北齐定制，以寺为官署名，寺卿为官名。隋、唐均沿其制。宋马政原属群牧司，元丰改制，依前代成例，归属太仆寺。南宋并太仆寺归兵部。辽设，金不设。元马政机构很多，太仆寺仅辖其中部分。明掌牧马之政令，属兵部，并号于滁州（今安徽滁县）设南京太仆寺。清沿设，清末废，以马政归属陆军部。

【宗人府】明初设大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称宗人府，其长官为宗人令，此职为亲王担任。但后来，以元勋外戚大臣兼领宗人府的事情，不专门设官，宗人府又归于礼部管理，而它所管辖的事都移交给礼部即其后事权归于礼部。

宗人府是中国古代管理皇室宗族的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项事务的机构。分别职掌收发文件、管理宗室内部诸事、登记黄册、红册、圈禁罪犯及教育宗室子弟。掌管皇帝九族的宗族名册，按时撰写帝王谱系，记录宗室子女嫡庶，名字封号，嗣袭爵位，生死时间，婚嫁，谥号安葬的事。凡是宗室陈述请求，替他们向皇帝报告，记录罪责过失之机构。

明清两代的皇室宗亲触犯国法，刑部衙门一般无权过问，有宗人府按皇室家法处置。宗人府一度成为连皇帝也要礼敬三分的超然机构。它既管人丁户籍，也管祭祀礼仪，还包揽教育后勤，俨然一个独立的小政府。然而，它的服务对象是特定的，那就是皇室家族。

【宣徽院】唐后期设置，有南、北二院，以宦官充宣徽使与副使，无固定职掌。五代及北宋沿置，南院使与北院使改用检校官充任，或兼领节度及两使留后，如阙，以枢密副使一人兼领二使，亦有兼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者。南院资望优于北院。但事皆通掌，只用南院印，二使共用而分设办公厅。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享供帐之仪，一切内外供奉、都检视其名物。元丰改制废，以其职事分属有关省、寺。虽仍保留宣徽使名号，但无实职，仅以尊礼重臣。

【内务府】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后，即设立了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裁撤，康熙即帝位后又重新恢复。内务府衙门当时分“内务府堂”（简称“堂上”，又称“本府”）及所属“七司”、“二院”等，总机关称“总管内务府衙门”。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所属“七司”是：御用监，系为内务府掌管府藏及出纳总汇的机构；尚膳监，掌内务府所属武职官的铨选、任用及围猎、捕鱼之事，顺治十八年改为采捕衙门；钟鼓司，掌内廷礼乐并考核太监品级，顺治十三年改为礼仪监，顺治十七年又易名为礼仪院；内官监，管理内务府帑项出纳及庄园地亩之事，顺治十七年易名为宣徽院；借薪司，掌宫廷缮修工程事务，顺治十八年易名为内工部；三旗牛羊群牧处，掌牛羊畜牧事务；尚方司，掌审拟上三旗的刑名案件，顺治十一年设，十二年改为尚方院。所属“二院”是：御马，掌“御用”马匹，顺治十八年易名为“阿敦衙门”（阿敦系满语，意为马群）；鞍楼，是制备兵具、器械的机构，顺治十一年易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又改为武备院。

【内阁】明、清最高官署名。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清代沿置，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与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

【三法司】中国旧制三个司法机关的合称。《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后世“三法司”之称即源于此。

汉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三个司法机关的会议，称三法司。重大案件皆由三个机关共同审理。

明清两代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

【理藩院】清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设蒙古衙门；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公元16*4年），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年间，修订《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

公元1900年，理藩院拆除，改建北京饭店。

【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都察院】明清两代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清代改以左右副都御史专为总督、巡抚的国衔（明代，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兼用作加衔），以方便其行事。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以六科给事中并入，因合称为科道。乾隆十三年（1748），废左佥都御史。

【锦衣卫】锦衣卫与东厂等，简称为厂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办理刑狱衙门之外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因为这里恣意缉捕、刑讯不遵守明刑律，朝野臣民，只要“一入狱门，十九便无生理”，冤狱累累，因此被人们称作“冤窖”。

锦衣卫原为皇帝亲军侍卫，初名仪鸾司，不过是替皇帝掌理仪仗的机构。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才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统属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约一千五百人。卫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卫中刑名和军匠事务，北镇抚司专理“诏狱”（奉皇帝令查办的各种案件）。由于镇抚司对审讯犯人，严刑逼供，非法凌虐，弄得是非颠倒，怨声载道。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愤，曾经在公元1387年下令焚毁卫中特制刑具，将全部狱囚送刑部议罪，并且诏令以后内外诏狱，都要交三法司审讯，以减少冤狱。

朱元璋对他的臣下总是疑忌，曾多次私访或者借助锦衣卫的校尉等进行密探。有一天，朱元璋差遣“画工”暗中窥伺国子监祭酒宋讷，偷偷画下他“有怒色”的容貌。第二天，宋讷进宫，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何发怒？宋讷大惊说：只是因为监生某摔倒，打坏了茶器。朱元璋对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臣，尚且如此放心不下，朝廷内外，事情那么多，没有锦衣卫作耳目，他能放心得下么？只要是把刑狱交给这些密探，要求锦衣卫减少冤狱，又谈何容易！

公元1478年，明宪宗给北镇抚司颁发印信，规定所理诏狱，必须立即向皇帝奏报，一切直接向皇帝负责，卫使不得干预。因而更提高了北镇抚司的特权。武宗正德时的钱宁和世宗嘉靖时的陆炳等，都在掌管锦衣卫时，干尽了坏事。钱宁为明武宗宠信。他在锦衣卫任事时，专门敲诈勒索。后来，钱宁被杀，查抄他家藏有“黄金可万斤，白金三十万斤，白玉带二千五百束，祖母绿佛像两尊，胡椒千五百石”，变卖他的园宅，值钱三十万万。陆炳与严嵩勾结，诬杀了主张收复河套的夏言。他作威作福，任意杀人，甚至主管东厂的太监马广、司礼监太监李彬也是由他告密而下狱处死的。陆炳为了扩充势力，还选“缇骑”（身着赤黄色衣服的军役）中骁勇的七千人，另派心腹裨将统领。在他的掌管下，锦衣卫里“仰度支者（向户部支粮饷的）”多达十五六万人，比明初扩大了一百倍。

【东厂】公元1420年明成祖迁都北京，立即在东安门北（今东厂胡同）设置了东厂，用它专门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的事。朱棣怕外臣徇情面，不能及时把实况直接向他汇报，于是特命他的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从此由太监提督东厂，就成了明代特设的制度。

东厂设立后，太监有了随意逮捕、刑讯朝野臣民的特权。为了平衡厂和卫的权势，朱棣一面令东厂所属的人员，由锦衣卫调充，同时又赋予提督东厂的太监，有监视锦衣卫的权力，使厂卫相互倚赖，彼此制约，不敢有违朱棣的意旨，成为他实行特务统治的工具。

东厂的提督大部分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兼任。这样，太监不仅“口衔天宪”，是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批红”，成了皇帝的代笔人。再加上开设了东厂这个有缉捕臣民、任意杀戮特权的特务衙门，这就如虎添翼，给太监揽权、专政害民，广开了方便之门。明代厂卫之祸与宦官专政相终始，直到明亡才告结束，原因也在这里。

【西厂】成化初，宪宗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别设西厂，令太监汪直提督。汪直易服私访，用锦衣百户韦瑛做心腹，“屡兴大狱”。西厂所辖缇骑比东厂还多一倍，自京师内外到大河南北，缇骑到处寻衅生事，就是亲王府也难幸免。大凡民间斗鸡骂狗一类琐事，也在他们缉拿拷索之列，弄得民心惶惶，不可终日。汪直用事，“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年1482年曾关闭西厂，但东厂仍然到处害人，丝毫没有停息。

公元1506年（正德元年）武宗即位，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并命丘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这两人同是刘瑾的党徒，但两厂争夺权势激烈，到处作恶。边远州县的人一见到身着好衣、骑骏马、说北京话的人，就如同见到猛虎一般，立即躲藏起来，免得遭受迫害。州县官无法躲藏，只好赶快奉献贿赂，才可能免遭惨祸。

【内行厂】刘瑾又建立了一个“内行厂”，由他直接指挥，权力更大，连东、西厂也受它监督。刘瑾还规定凡“罪犯”进厂，不论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责，先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永远充军到边塞，或者戴枷发遣。一副枷重达一百五十斤，就是壮汉，戴上不要几天，也要被压死。在这样残酷迫害下，官吏军民被害致死者有数千人。

明熹宗天启时（公元1621～1627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东厂，厂卫罪恶，发展到了顶点。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专以酷刑钳制臣民之口。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等五种，刑罚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用烧红了的铁烙脚）等，名目繁多，惨绝人寰。

历代武官

据史籍已载，最晚在商代，我国奴隶社会已有完备的军事组织，军队分右、中、左三师，王常常直接统率中师，并任三师总指挥。

春秋时期各国的军队组织单位是“军”，一些大国多设有上、中、下三军，由国君任命三军将领，称将中军、将上军、将下军，将中军又称元帅，这是我国武官设置之始。战国时期，各国多实行常备兵制度，楚国以保卫国都的柱国为最高武官；赵、秦两国设国尉掌管军事行政，国尉持有嗣君的符节，有发兵与专杀大权。

秦汉实行全国性的征兵制，武官的设置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警卫皇宫和京师的军队将领；二是掌管军事行政的武职；三是领兵作战的将帅。西汉警卫皇宫的南军由卫尉率领；守卫京师的北军由中尉率领；京师城门的屯兵由城门校尉率领。太尉掌管全国军事行政，汉武帝改置大司马，东汉仍改为太尉。统兵作战的高级武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

魏晋时期主要实行“世兵制”。士家子弟世代为兵，称为“世兵”。此时期，中央禁军归中领军及中护军统率，中护军还掌管武职的选用。太尉、大司马、大将军都逐渐改为高级荣誉称号。

南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全国分为一百个府，每府以郎将统率；分属二十四个军，每军以开府统领；其上设十二个大将军、六柱国。

隋及唐前期，继续实行府兵制。中央禁军设十六卫，每卫设上将军一人，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中唐以后，府兵制破坏，十六卫仅存虚名，又从募兵中组成中央禁军，共十个军，设护军中尉及中护军，为禁军统帅，以宦官充任。

宋朝的主要兵制是募兵制。禁军为正规军，宋仁宗时达八十多万人。禁兵由“三衙”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分别统领，各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等长官。

元代曾实行部落兵制。成吉思汗时的卫队叫“怯薛”，由宿卫、侍卫、环卫三队组成，各有队长统率，由怯薛长总领。忽必烈时，又成立左、右、中、前、后五卫亲军，作为拱卫京师的常备军，每卫设都指挥使统领。

明代的军队实行卫所制。皇帝的亲军初为十二卫，后增至二十六卫。卫戍京师的京军有“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明仁宗朱高炽时始命武臣一人“总督京营戎政。”

清朝实行的是旗兵制。八旗兵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禁旅八旗又有郎卫、兵卫之分。郎卫是直接护卫皇帝的亲军，归领侍卫内大臣统率。兵卫是指守卫京师的军队。驻防八旗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统率。清末建立新军，编制为军（设总统）、镇（设统制）、协（设统领）、标（设统带）、营（设管带）、队（设队官）、排（设排长）等。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也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的猛烈扫荡下，士人流散各地，乡、亭、里组织遭破坏，致使秦汉以来的以“乡举里选”为主要根据的“察举征辟制度”，事实上已无法实行。“察举”，就是地方官考察选拔人才，向中央推荐。“征辟”，就是封建王朝直接征聘人才。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魏王曹丕掌权时，采纳颍川大地主、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的士人，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称为“九品”。“中正”在评定人物品级时，主要是先考虑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过官，谓之“家世”，也称“品”，然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谓之“状”。中正要注明各人的“品状”如何，划分品等，然后向当时主管选择官吏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的报告，依品授官，品第越高，官职越大。已授官的，每三年由“中正”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这种以“中正”为中心，论品定级，选拔和升降官吏的制度，就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反映了世家豪族势力的高度发展。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豪强地主力量迅速扩张。他们世代把持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职，并依仗政治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坞堡庄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充力量，成为武装割据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三国时，魏、蜀、吴分别依靠豪强大姓各霸一方。曹操虽然打击过不肯依附自己的世家大族，但他也广泛搜罗了一大批名门大姓为己所用。当时著名的豪强地主、士人名流，如李典、许褚、苟或、苟攸、郭嘉、陈群、司马朗、司马懿之流，都是曹魏政权依靠的基本力量。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代汉自立，进一步向世家豪族妥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九品中正制”正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确立的。

实行“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保证。“中正”一职，位居权要，一般都是由宫居高位的“著姓大族”来担任。他们控制了评定人物的大权，当然不会真正按才能选官，而只会是单纯以家世声名的高低决定取舍。“九品中正制”自然成了维护大族权益的有力工具。豪族地主正是利用这一特权，世代垄断了做官的权力。到了晋朝已经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曹魏时期的许多家族，直到两晋南北朝始终衣冠不绝。曹魏的司空崔林、卢毓，将作大匠郑浑，司空王昶等人的家族，则与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合流，成为北朝可以左右政局的富室强宗。曹魏的太傅王祥、典农中郎将谢瓒的后人，即有名的王导及谢安，在东晋时分别位至丞相、太傅。王、谢两大家族，是晋室东渡以后，权倾江南的巨族，被时人并称“王谢”。这两大族活跃于南朝，多次参与政局演变，一直扮演着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九品中正制”，从法制上正式肯定了东汉以来士族垄断官位的事实。推行这种制度，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东晋司马氏政权，在实行“九品中正”的同时，还在法律上承认官僚士族按品位占田、占佃客，和荫庇亲属等特权。这些措施，不仅为“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使大族更便于放手地封山占泽，吞并土地，肆意扩张自己的势力。

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指不是世代为官的一般地主）做官的道路。但是，庶族地主的人数比士族要多，而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日渐扩大，自然希望在政治制度上有适当的改变。所以，南北朝的各个政权所行的“九品中正制”不尽相同，有时还会暂时停止实行一段。这也是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矛盾发展和庶族地主不断壮大的反映。

到了隋朝，罢除了“九品中正制”，创立“进士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办法，正式完成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此历经宋、元、明、清，科举制度成了地主入仕的基本途径。推行几个世纪的“九品中正制”，终于随着士族地主的完全衰落，而结束了。